離別書
本文的另一個版本《西北偏北，沿虹而上》收在我的新書《我口袋裡的星辰如沙礫》中
1、成為蘭州人
一九九六年九月的某天，我坐著三十一路電車，去酒泉路派出所，領取新辦理的身份證。
那時，整個中國毫無節制的拆與建還沒有開始，酒泉路上的槐樹還沒有被砍掉，濃蔭灑滿街道，將整個車廂也映照得碧綠通透。我在秋天那種有點涼意的槐樹香氣裡坐瞭三站路，在酒泉路車站下車，一路打聽，找到瞭隱藏在小巷裡的派出所。在派出所，我順利地領到瞭落戶蘭州後的第一張身份證，沒有遇到刁難，也沒有遭遇延誤，身份證上的照片也沒有想象中那麼難看，這一切，都讓我感覺像踩空瞭一階樓梯，伊蕾的詩"檢查身體時我竟沒有遭到羞辱"突然浮現在心裡。
原本準備把一整個下午耗在那裡，因為太順利，這個下午一下子空瞭出來。我於是決定走回去。我小心地把身份證裝進襯衣口袋裡，從小巷子裡穿出來，再次走上那條槐樹大道。我甩著手，仰著頭，傻乎乎地走在蘭州的大街上，絲毫沒覺得有什麼不妥當。
我有瞭蘭州市戶口，蘭州市居民身份證，正式成為蘭州市民。
那一年，我二十一歲。
但我從沒想到，蘭州對我，意味著一次又一次的離別。
2、終須一別
落戶蘭州之後，我被單位派回我傢所在的小城，在那裡的公路道班擔任養路工，我的職業生涯就此開始。
如果是運沙子或者石頭，每天的定量是十二拖拉機，如果是清理邊溝，每天的任務是一百二十米，如果是油漆樹幹，每天得刷完三公裡路兩邊的所有樹幹。休息的時候，我和工友們坐在路邊，觀看癡呆傻人。國道省道上，總是有那麼多的癡呆傻人。有個終年不穿衣服的女人，還有個耷拉著舌頭，挺著大肚子在街上疾走的男人，還有個女人，總是在頭發上紮滿各種彩色的繩子和紙條。工友們笑嘻嘻地叫他們過來，給他們一塊糖，向他們問些奇怪的問題，聽他們胡言亂語。
那時開始，我決心讓我寫下的文字被人看到。不再象以前多少年來一樣，隻是寫好，收起。我決心讓我寫下的，被人看到。
一九九六年，我的養路工生涯中，唯一能看到的一份報紙，離我最近的一份報紙，是《蘭州晚報》，它是蘭州唯一的一傢小報，更重要的是，它有副刊版面。
我寫瞭信，給那時還在《蘭州晚報》副刊部工作的顏峻。那時，我對他瞭解不多，隻知道他是詩人，是著名的樂評人，和我差不多年紀，但我能夠看出來的，是他的版面與眾不同，輪到他編的那期副刊，總是充滿瞭激越的、靈動的、新鮮的文字。我這樣想，他能夠欣賞那些文字，也許就能夠欣賞我。我寫瞭信給他，告訴他，我喜歡寫作，我也喜歡他寫下的那些文字。那些文字，讓我覺得不孤獨，事實上，也是如此。我寄去瞭我寫的文章。那篇文章，叫《阿克塞爾·彼得森的木雕》，在一九九七年三月五日的《蘭州晚報》上，第七版，右上角。
顏峻給我回瞭信，大大的字，寫在《蘭州晚報》社的綠色格子的稿紙上，他說："我們都是被命運驅趕……"。他說，這是《一千零一夜》裡面的話。他寫給我的信，是我從字紙簍中找到的，是的，我的同事們，始終懷著一種對戴罪立功人員進行監管的態度和我相處，他們始終認為，我沒能留在蘭州，一定是得罪瞭什麼人。他們毫不猶豫地拆看我的信件，看完之後，就丟進字紙簍中，並且在事後，故意閃閃躲躲地提及信件中的字句，看看我有什麼反應。
從那之後，我開始使用我父親的地址，作為通信地址。
我的文章定期出現在《蘭州晚報》的第七版上。《蕭紅》，《東山魁夷》，《塞林格的<九故事>》，《忘不瞭的書》，《史蒂文斯》，《火柴照亮的天堂》，《焰火》，《遙想<武林舊事>》，《拾遺記》，《懷斯三代》。我是如此珍愛這些文章，在許久之後也不能忘記，隻是因為，它們，它們讓我忘記瞭自己，我仿佛已經能夠和我所寫的人們比肩而立，仿佛已經可以平和地談及他們。我忘瞭自己，忘瞭十二車沙子，一百二十米邊溝，我知道我不在那裡。而這一切，全都經過顏峻之手，他讓我忘瞭自己，忘瞭十二車沙子，一百二十米邊溝。
他總是給我回信，從不間斷，他給我說起那些我熟悉但卻不可能認識的人，說起別人對我文章的印象。每封信，剪開封口，看完，我都把它立在書架上，直到下一封信代替它的位置。
他的信，總是寫在《蘭州晚報》社十六開的綠格子稿紙上，那種紙，微微有些發黃，可以看見紙質的纖維，那種綠，是介於墨綠和草綠之間，他用藍黑色的墨水。還有，他的字，圓碩，沒有邊角，每個字都像是隨意畫出，但卻清晰可辨，寫著寫著，那些字就離開瞭格子，像是快要向著信紙的邊緣傾倒而出。
也是那時候，我決心回到蘭州。我孤立無援，無人可以求助，也沒有錢物供我四處活動，唯一可做的，是在接電話的時候，用普通話說"你好，這是某某公路段，你找哪位"，我希望我和周圍的人顯得不一樣，能夠引起註意，能夠有人接收到我微弱的求助信號。在堅持瞭八個月之後，在我已經快要失望的時候，終於有人在掛瞭電話之後，向別人打聽，那裡怎麼會有人說普通話，而且是用這樣的方式接電話？接電話的人是誰？她實在太好奇瞭，以至於要在第二天，專門要瞭車來我工作的地方，看看我是什麼樣。在問瞭我的學歷和專業之後，她離開瞭，第二天，我接到瞭她打來的電話："你願意來我們部門工作嗎？"
我回到瞭蘭州。
單位派給我一間宿舍，在單位後面的筒子樓上，房間大約二十平米，臨馬路，很吵，每有卡車經過，整個屋子似乎都會跳起來，樓道裡則是垃圾遍地，唯一的一盞燈也經常會壞掉，更可怕的是，男女共用一間骯臟的廁所。住在那裡的，都是單身男女，或者沒能分到房子的小夫妻，他們經常爆發爭吵，吵架的聲音，常常在深夜傳遍整個走廊。
但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擁有一間自己的屋子。我從庫房裡找瞭一副被單位招待所淘汰的床墊，把床鋪得非常柔軟，又用藍色的紙糊瞭墻，在上面點綴瞭一些紅色的剪紙圖案，窗簾、燈罩、桌子、書櫃，也都是廢物利用，光是用砂紙把那個書櫃打磨幹凈，就用去我整整兩天的時間，但當所有的書都被整整齊齊地擺上書櫃之後，當臺燈被點亮，屋子看上去還是很溫暖的。
我喘瞭一口氣，把枕巾撫平，坐在床上。好瞭，一切就緒，我終於有瞭機會，可以以一個蘭州人，而不是局外人的身份打量蘭州，細細觀看這個城市的一切：
我開始瞭在這座城市紮根的努力，我給顏峻寫瞭信，告訴他，我已經到瞭蘭州，於是，一九九七年十月的一天，我們見瞭面，我們見面的地方，叫"雙百"酒吧。
那時，"雙百"是蘭州很少的可以稱做酒吧的地方，碰面之後，我們走下樓梯，到瞭地下，進入一個大廳，燈光非常明亮，有一條長長的桌子。我見到瞭另外兩個朋友，老瞇和楊楊，他們是樂隊的樂手，也是顏峻的好朋友，
我想瞭很久，想怎樣開口，我就問老瞇："你為什麼叫老瞇呢"
一把吉他不知道什麼時候出現在老瞇手裡，他們開始唱歌，開始是《Love Me Tender》，然後，《一塊紅佈》，就這樣，一路唱瞭下去。他們時不時地改變口音，用蘭州方言說話。說過什麼，我已忘記。晚一點的時候，強烈的音樂出現，顏峻，老瞇，還有楊，他們去跳舞，很顯然，顏峻並不會跳舞，他就平平地伸出雙手，學習僵屍跳。大傢都笑瞭。
我們在一起看電影，聽音樂，隔三差五地，去參加顏峻組織的演出。記憶裡，似乎總有那麼一些晚上，我走在入夜以後的街道上，按照顏峻給我的地址，尋找一個有他做的演出的酒吧，是的，是這裡瞭，門口聚集著穿著奇怪衣服的孩子，三五成群，長發青年進進出出，在白天所見不到的美麗少年，在那個時候全部出現。大廳擠滿瞭人，門口的簾子全部被卸掉，就連門扇也不知去瞭哪裡，你如果穿著佈的衣服就等於是給別人免費擦皮夾克，即便是纏過的最小的腳也難以兩隻都落在地上。
然後，各種聲音停止，好的，有人上場瞭。他彈起吉他，僅僅幾個音符就讓這些目的各異的人安靜下來，然後，別的樂器加入進來，他開始歌唱，或者嘶吼，說話。他用他的音樂呈現我們幽暗的、憂患重重的一生。我們的靈魂被重重擊中。
也是那時，經過顏峻介紹，我開始和書商合作，寫作一些關於音樂的書，這些書，使我漸漸脫離瞭生活的窘境。我搬出瞭單位那間嘈雜骯臟的宿舍，租瞭一間頂樓的小房子住瞭進去，每天夜裡，在靠窗的位置，用一臺二手電腦寫作。那座樓的旁邊，就是蘭州卷煙廠，夜裡九點，是煙葉出爐的時間，一種金黃的、燥烈的、帶著蜜絲味的香氣從卷煙廠升起來，我一邊敲著鍵盤，一邊享受著那種味道，並疑惑著，煙葉和煙卷的味道，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但我不想繼續深究下去，我隻管享用這一切。
我的生活，充滿瞭各種訊息，電影，音樂，書，朋友，風景。蘭州還是蘭州，和那個十四歲少年在老傢小城遙望的蘭州，並無不同。但它在我的眼中忽然變得不一樣瞭，路燈更加迷離，更加絢麗，空氣裡充滿支離破碎的、恍惚的情緒，即使是偶然聽來的，片段的音樂也有瞭令人沉醉的力量，每一個日日重復的事件，每一個小小的動作，沒有意義的話語，都忽然充滿瞭靈魂。忽然之間，我被書寫的願望充滿，隻要有一個開頭，一個詞語，就足以讓我寫下去，沒有停頓，沒有休止，文字通向四面八方，被浩蕩的風挾裹。至今， 我也固執地認為，我所寫下的最好的文字，都出自我在蘭州的最初那幾年，那些文字，不是我寫的，不是出自我的內心，我隻是被選中瞭，被借用瞭，被通過瞭。那幾年， 我是個最好的天線，我隻需要接收。
那幾年，在我的記憶裡，似乎沒有四季之分，永遠處在一種永恒的春天裡。我總是記著，有一個春天，我去機場接人，路很遠——蘭州的機場和市區之間的距離，在全國排在前兩位，但我絲毫沒有不耐，因為窗外的風景有種奇怪的明麗，黃土地上，一個果園接著另一個果園，杏花正在開花，水紅色的、粉白色的花，一簇簇地點綴在黃色的大地上，在車窗外一閃而過，陽光非常透徹，完全當得起"晴朗"兩個字，而且是靜靜的，像是在那裡照瞭一萬年，還將繼續照下去。
我一想起那幾年，就想起四野裡的那些杏花和陽光。
帶給我們這些訊息、這些風景的顏峻，卻越來越焦慮。他告訴我們，在這個地方，做成一場演出，有多麼艱難，做成任何一件事，也都會帶來非議，那種無休止的損耗、懷疑，令他心力交瘁。我們無法體會，隻是似懂非懂地點點頭，特別是我，已經被人生的盛景給砸暈瞭，根本無暇深究其他。
終於，第一次離別來瞭。
一九九九年夏天，顏峻突然打電話給我，對我說，"過幾天一起吃個飯"，那時的我，正和單位同事一起，為迎接國慶而排練節目，我們被圈在招待所裡，全封閉式排練，外出都需要請假，我抱歉地告訴他，可能最近沒有時間出來，電話那邊的他，停瞭一會，然後告訴我："過幾天我要去北京瞭。"
我在他臨走的前一天深夜，穿著排練舞蹈的衣服，從招待所跑出來，去報社和他見瞭面。
第二天，他離開蘭州，去瞭北京。
那隻是個開始，此後十年，還有很多很多次離別，在等待著我。
3、被河流穿越的城市
蘭州是個什麼樣的城市？
蘭州有河。黃河穿城而過，慨然地將城市分作兩半，整個中國，被黃河這樣大刀闊斧臨幸的城市，隻有蘭州，隻此一座。蘭州也有山。河的兩岸，分別是南山北山，這兩山夾一河的地勢，使得蘭州成瞭一個狹長的城市，從最東邊到最西邊的那個區，距離足足有四十公裡，從最南邊到最北邊，卻不超過十站路。這也是蘭州的房價，能夠在2009年，趕上北京近郊房價的原因。
被山壓制著的城市，地理性格上，總有那麼一點近乎幽閉的自足，即便這是五省交匯之地，是絲綢之路的咽喉，是整個西部的中心，但那種與外界隔離的威脅，卻始終存在。河流的開放，和盆地式的保守，在蘭州奇怪地交融在一起。
有一件事情，可以說明這個城市的封閉性格。
某年秋天，城裡一間著名的寺院，準備在七月十四那天在黃河上放河燈，消息刊登在報紙上並不十分起眼的位置，但那天晚上，從六點開始，整個城市都陷入瞭瘋狂，所有的人都走出門去，湧向河邊，去看河燈，公交車上載滿瞭人，馬路上擠滿瞭人，整個城區的交通全部癱瘓。
實際上，所謂河燈，不過是一百多個裝瞭燈泡的紅氣球，把這些氣球放到河面上，並且目送著它們漸漸在河面上熄滅，整個過程，用瞭不到半個小時，活動在八點就匆忙結束瞭，但活動結束之後，人們卻用瞭四五個小時才回到傢裡，路上人山人海，幾乎寸步難行，稍微開闊一點的地方，也無車可乘，人們隻有步行，回到傢，已是凌晨一兩點鐘。
第二天，報紙上的照片說明瞭一切：河灘和馬路上全是丟失的鞋子。所有的報紙，辟出好幾個整版，用來刊登和父母走失的孩童的照片。
這個能為幾盞河燈淪陷的城市， 如何抵抗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入侵，如何抵禦那些巨型都市的崛起，如何能夠吸住生於此的青年，使他們也能安心認它是吾鄉？北京，上海，就像一個永恒的第三者，像第九區上空的飛碟，讓他們時刻準備著離去。蘭州，和所有人那些溫情脈脈的故鄉一樣，都逃不脫淪陷的恐慌。
4、別完又別
十五年裡，蘭州給我的記憶，就是一次次告別。而告別，其實也是一次次流失。蘭州，就是在這樣一次次流失中，在我心裡成瞭一片殘破的大陸。
他們為什麼會離開？我的朋友H的經歷，比較有代表性，他在2002年離開瞭蘭州，去瞭沿海城市，在媒體工作，很快做到總監的位置，常常要在國內飛來飛去，為媒體講課和培訓，他也在新的城市購置瞭大房子，妻兒也都隨他在新的城市落瞭戶。但，就在此時，他從前的上司另立門戶，在蘭州創辦瞭一張報紙，在這張新報紙運營瞭一年之後，他邀請H回來擔任副總，而更令人動心的允諾，是給H放權，由他操刀為報紙從頭至尾改版包裝，並推出周刊，用全新的理念，辦出一張蘭州沒有過的報紙。用我們的玩笑話來說，H是那種"理想主義餘孽"，他立刻被這誠摯的邀請打動，返回蘭州，開始醞釀新的報紙。
南方的版式大師來瞭，著名的媒體人前來授課，周刊開始招聘員工，報社搬瞭新的辦公地點，一切都顯得生機勃勃，兩個月後，周刊也出街瞭，這張報紙似乎會以一種敞亮的、澎湃的方式繼續下去。但接下來的事情，是任何一個早早冷瞭眼灰瞭心的蘭州人都可以預見到的，復雜的人事關系，混亂的管理，對員工的盤剝——在新年前的那個月，夜夜都要上夜班到凌晨一兩點、每天都要跑新聞的記者，得到瞭他們的薪水，在扣掉種種罰款之後，少的，得到瞭一百塊錢，多的，收入是八百塊錢。
報紙的版面，在三個月之後，又恢復到從前那種樣貌，在半年之後，周刊被改成瞭一張市民文摘。H於是再度離開。
其他的人，也都是因為相近的原因告別，即便沒有這些卑瑣的原因，當北京、上海、廣州以那樣毋庸置疑方式，提示著生活的另外一些可能時，離開也是無可避免的。
顏峻之後，離開蘭州的，是我們的朋友王軼庶。他在新世紀的第一年去瞭北京，而後是廣州。沒有多久，我們就見到瞭他在威尼斯電影節上拍下的照片。還有，在新聞界非常重要的那次評選裡被提名。現在，他是深得羅伯特·弗蘭克贊賞的攝影傢。
然後是柴春芽，他去瞭廣州，在一個月裡，連續22次登上《南方都市報》頭版，創造瞭中國報業的奇跡。他像凱魯亞克那樣活著，隨身帶著酒壺，去藏區支教，辭職寫小說。然後是餘加新和張海龍，他們去瞭杭州。還有詩人何滿意，他先去瞭廣州，然後又揮師北上。然後是我的朋友K，他是軍隊演員，相貌出眾，和我們意氣相投，一起經營瞭許多記憶，但，在蘭州的電視臺拍瞭幾部灰蒙蒙的廣告之後，在電視劇裡扮演瞭若幹隻有一兩句臺詞的配角之後，他加入北漂大軍，去北京尋找機會。
還有丁丁，他去杭州深造，然後去瞭上海，現在已是進駐香閣納畫廊的著名的當代藝術傢，還有狗子，他去瞭北京，在著名的攝影雜志供職，還有W，她和她英俊的男友，一起去瞭北京，再知道她的消息，是五年後，通過她的博客，以及開心網。
還有我非常敬重的一位老兄，他在2001年，報道瞭蘭州的證券黑市——是的，那甚至不是一個證券市場，就是一個偽裝成證券市場的地方，錢，隻要進到那裡，就再也別想出來。那是一個裡程碑式的報道，他從此被恐嚇，被追殺，最後，他離開瞭蘭州。
所有這些人，在離開之前，都毫無征兆，隻是，他們會在離開前，打一個電話給我，"明天我們一起吃個飯吧"，以至於，直到現在，隻要有朋友略微鄭重一點地說"我們吃個飯吧"，我就會咬著牙問"是要去北京瞭嗎？"哦，不是。但也是遲早的事。
大都市收服瞭我這麼多出眾的朋友，該怎麼待他們呢？他們齊聚北京上海，該怎麼風流快活呢？我常暢想著，他們白衣飄飄地，下午看畫展，晚上聽音樂會看話劇，然後在文人雅士薈萃的酒館流連到天亮。其實不是。
才華出眾的M，去瞭北京，我們熱切地問及他的下落，拜訪過他的朋友告訴我們："在門戶網站混到主任瞭，也不過一間略大點的隔擋，整個大廳三百人，嘈雜得像候車室"。 H過年返傢，我問，你和D一定經常見面吧，他們兩人當年可是鐵血好兄弟啊，而且，他們在北京的傢，隻隔著兩個小區。但，我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已經三年沒見面瞭"，堵車、出門的時間成本和金錢成本，都是見面的障礙，何況，因為要早起，晚上八九點就得睡。我們呆在老傢，一年倒還能見他們兩三回。
但，所有的人，都沒有回頭。
一切飄零、在地鐵上的煎熬，為的都是某種可能，這種可能，如果抓住瞭，就會給生活帶來颯颯電光，但也許，這種可能始終都沒有降臨，這種可能性隻是一種幻覺。但，蘭州，甚至不存在這種關於可能性的任何可能。
我去過北京，走在街上，不能不覺得，街道格外整潔，建築格外氣派，街兩邊的銀杏樹姿態特別美，掉在地上的葉子，連個蟲孔都沒有，而街道上的男男女女，身姿相貌談吐，都比別處高出一二十分，但有瞭上述經驗，我知道瞭，銀杏樹一定是十裡挑一，從全國各地選來的，人也是百裡拔一，從各處征來的，他們其實都是別人的兄弟姐妹，別人的朋友，是北京把他們搶來瞭，似乎也不是搶，是他們自願的，但隻要北京昂然挺立在那裡，大放其光華，不搶，也成瞭搶。
5、最後一次離別
我從沒想過我會離開蘭州。
童年少年時代，我們整個傢族的生活都十分顛簸，從蘭州到新疆，再從新疆到蘭州，一次次連根拔起，一次次重新開始，全都是傷筋動骨的、大傷元氣的，我的父親母親，我的舅舅和姨娘，他們嘴裡，從來都聽不到這種詞語："我的中學同學"、"我的朋友"。
與他們相比，我的優勢就是，我有中學同學、大學同學、同事朋友，我得努力紮根，盡可能多地把自己的根須伸展出去，盡可能多地制造俗世的牽連，避免發生他們身上那種無人可以求援的難堪。我得從身到心，成為一個蘭州人。
我交朋友，深入蘭州的每個角落，即使是那些最黑暗的角落，而寫作是我的鋪保，是我的背書，一旦知道我從事寫作，一旦知道我就是出現在報紙上和電視上的那個人，交朋友似乎就變得容易瞭。我還得想辦法買個房子，而那一磚一瓦，仍舊得從寫作中找出來。
二零零四年春天，朋友介紹瞭一個專欄給我，那是一個知名報紙上的隨筆專欄，每周交稿五篇，很多人輪流寫，一個作者寫三個月，但我卻寫瞭兩年。緊隨其後的，是別的專欄，最多的時候，我同時寫三十五個專欄。二零零五年，我買下瞭我有生以來的第一處房子，然後是第二處。 看起來，我已經形神兼備地，成為一個蘭州人瞭。
變故在那一年就開始瞭，每天下午，一種放射性疼痛總會按時到來，我做各種活動，我用椅子把手頂住背部來緩解痛疼，但都於事無補。二零零六年三月，我終於決定不再做沙子地裡的鴕鳥，去醫院檢查，為那種疼痛找到原因，我知道，把那種疼痛全推給勞累，是自欺欺人。
初步的檢查結束後，醫生要我第二天去做CT。我當然知道這意味著什麼，在醫院的長廊裡，我緊追著那位主任，向她提問，她告訴我"隻是懷疑，所以要排除這種懷疑"。回傢之後，我靜靜坐瞭兩個小時，但是，交稿的時間又要到瞭，我開始寫稿，並且多寫瞭一篇，為第二天檢查身體準備出瞭時間。
第二天，CT的結果告訴我，情況沒有那麼嚴重，但肯定得馬上住院。我住瞭三個月院，出院後，還得繼續使用一種昂貴的藥物，這種藥物，會引起嚴重的抑鬱癥。
我決定跳過這一年，不再講述剩下時間裡發生的事。在文字裡，我有權這麼做。
二零零七年，藥停瞭，抑鬱癥還縈繞不去。就在此時，我讀到瞭保羅·奧斯特的書，他書中的人物，在被命運嚇破瞭膽之後，還必須面無人色地活下去，於是，他們索性在下一次重創到來前，自己動手，變被動被主動，自己給自己的生活以重創，或者失蹤，或者流浪，或者在原來的位置毀壞自己的生活，他們以主動進入絕望的方式來回避下一次絕望，以使自己盡力悲慘的方式來躲避悲慘，以讓自己成為被命運毀滅的代言人的形式來匯入命運之中，或者，以像活死人一般活在幻影之中的方式，去抵消人生本來就是幻影這個更大的事實。
我從另一個介入點，知道瞭他們何以離開。生命是有限的，我得和他們一樣，去追尋別的可能性，使生命充盈。
那一年秋天，我離開瞭蘭州。我選擇瞭去北京附近的小鎮，帶著疾病，像幻影那樣生活下去。
6、再見，蘭州。
再回到蘭州，是二零零九年瞭。
我吃瞭我思慕已久的牛肉面，見到瞭所有我想念的朋友，我終於再次確認，這個城市裡，已經沒有我想要的東西瞭，我的離開，不是盲目的。
我又一次坐上瞭去北京的火車，在上車前，我一邊拎著東西疾走，一邊默默溫習這座北方城市的景象：
安寧區的林蔭道，落日又大又紅；
幽暗的綠色公園裡，黑色的樹幹和碧綠的草地前面，有一把黑色的長椅，剛下過雨，椅子上面沾著被雨水打濕的、黃綠色的葉子；
一個孩子在廣場的方磚地上學習走路；
早晨的廣場西口，主席臺前，騎自行車上班的人流；
人們蹲在牛肉面館前，端著碗，吃面，其實還有空座位的，但他們更喜歡蹲著；
西關清真寺前，男人們戴著白色的禮帽，穿著深色的長袍，在溫和地交談；
玉佛寺的僧侶和施善的人們在黃河岸邊放河燈，河燈在黑色的河流上越走越遠，他們站起身，習慣性地拍拍膝蓋；
中午的菜市場，沒有人買菜，河南人的孩子睡在佈傘下的板車裡；
綠色公園裡，一把黑色的長椅，長椅的一端，有人坐著，他緊靠著椅背；
他的腳，他放在扶手上的手，他的下巴。
——溫習過這一切，並把它安放在心裡，我於是可以忍受火車的啟動瞭。
火車啟動瞭，我竟然感覺不到一點痛苦。我可能已經習慣瞭，並且已經接受瞭自己的習慣。我熱情地和周圍的人打招呼，詢問他們的去向，接過他們遞來的水果。我確實感覺不到什麼不妥。
而這種痛苦的消失，竟然讓我如此不適應。
本文作者"韓松落"，現居蘭州，目前已發表瞭87篇原創文字，至今活躍在豆瓣社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