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中國青年報 7 月 26 日報道,導演郭柯的鏡頭一直在追趕時間:幾年前,他拍瞭一個 " 慰安婦 " 的故事,以《三十二》命名——當時全國僅有 32 位公開身份的慰安婦幸存者。
兩年後,這個數字減少到 22。他把鏡頭對準瞭這 22 位慰安婦,片子取名《二十二》。
如今,這個數字減至 9。他很清楚,這個數字最終會成為 0。
22 位老人極其珍貴的影像資料,被外人期待為 " 歷史的櫥窗 "。可真正看到這部 " 沒有沖突 " 的片子,觀眾才恍悟,相比那段歷史的 " 暗 "、" 苦 ",她們窮盡餘生在尋找 " 明 "、" 甜 "。相比宏大的 " 歷史 ",有一種更宏大的主題:活著。
鏡頭裡的這 22 張 " 溝壑縱橫 " 的臉龐,像極瞭我們身邊的老人。
林愛蘭的腿抬不起來瞭,抗戰期間曾被強抓進日軍慰安所的她,如今瘦小的身子陷進瞭一張粉色的塑料椅子。海南農村,暴雨和艷陽不斷切換,這位慰安婦幸存者日復一日抬起 " 面條粗細 " 的胳膊,一點一點挪動椅子到門口。她收養的子女都大瞭,走遠瞭。
林愛蘭
兩次被抓進日軍慰安所的李愛連把過去壓在瞭最深處。她會留意院子裡的野貓是否吃瞭飯,自言自語問小貓 " 你咋一個人來瞭呢?怎麼沒帶上你的孩子啊?" 她不願提起那段 " 珍貴 " 的歷史,"17 歲以後我再沒說過這些瞭 "。
韓國老人毛銀梅似乎已經接受瞭遺忘。幼年流浪的她被騙到日本人在武漢開設的慰安所,在那裡度過瞭 4 年。70 餘年過去,住在湖北孝感農村的老人說一口流利的湖北方言,不太能看懂韓文瞭。在慰安所的 4 年像是被橡皮擦去瞭,她對著郭柯的鏡頭說:" 我記得一點,不記得一點。"
片子裡全是大段大段日常生活 " 乏味 " 的鏡頭,看不出歷史的 " 大風大浪 "。
與老人相處的時間越長,這個擅長拍攝 " 劇情跌宕起伏 " 的導演,越來越難開口要求老人講述 " 故事沖突 " 瞭," 她如果是我奶奶,我能問你是怎麼被強奸的嗎?" 這個年輕的 80 後導演說," 其他東西都不重要瞭,首先得尊重她。"
機器就那麼靜靜地轉著,沉默、平靜、瑣碎的日常被裝進瞭片子。鏡頭掃過海南的酷暑、桂林的秋葉、太行山的飛雪,時光不斷流逝。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一把把菜刀、水果刀、鐮刀,掛在當時 89 歲的林愛蘭的房間裡,長的、短的,鋒利的、鈍的,這名慰安婦老人用各式各樣的刀隔絕瞭自己和外界。
曾有媒體報道:林愛蘭在抗戰時期被日軍抓進慰安所被強奸,一生無法生育,之後加入 " 紅色娘子軍 " 上陣殺敵。幾十年後的今天,林愛蘭被仇恨籠罩,她做夢都在 " 砍日本鬼子 ",傢裡掛滿的刀則是準備用來和日本人決一死戰的。
導演郭柯找到這位老人時,老人獨自住在養老院的小房間裡,海南的氣候潮濕悶熱,她卻一個禮拜不換衣服。鏡頭一點點拉近,再拉近,這個逼仄的小房間裡,成群的螞蟻從床上經過,老鼠屎散落在枕頭、盆子、櫃子的各個角落。
韋紹蘭
郭柯問老人,為什麼要掛那麼多刀?
" 因為小偷很多,他們如果來偷東西,我就拿刀砍他們。" 端碗米飯都會顫顫巍巍的林愛蘭很認真地回答。
沒有控訴、生活平靜、難見眼淚,當瞭十幾年副導演的郭柯感覺,自己似乎觸碰到瞭一個更真實的慰安婦。
當鏡頭轉移到幾千公裡外的山西太行山,平靜無聊仍占滿瞭畫面。李愛連老人是難得的 " 話匣子 ",她挨個問攝制組成員都是哪兒的人,還和年輕人討論衣服的款式。老人每天生活的大事是喂貓,村裡大大小小的野貓都會在飯點湊到這裡,老人邊撒貓糧邊和兒媳婦討論," 這貓腰粗瞭,怕是快生瞭。"
郭柯想找到慰安婦老人應該有的 " 特征 ",可相處越久,老人越親切,每天看到自己就問 " 吃瞭嗎 "。鏡頭裡,歷史仿佛隻停留在她們佈滿皺紋的臉上。
鏡頭不斷拉遠,李愛連靠在炕上安靜地看電視,幾個小時一晃而過。郭柯坐不住瞭,他搞不懂," 這些老人真的經歷過那些事情嗎?"
鏡頭掃到海南的農村,慰安婦幸存者李美金和全村的老人在榕樹下乘涼。郭柯透過鏡頭看過去,老人的面孔都太像瞭," 都那麼平靜、蒼老 ",他找不出哪一位才是慰安婦幸存者。
鏡頭還抵達瞭湖北孝感的農村,背井離鄉的韓國人毛銀梅在中國生活瞭 70 餘年,她不像 " 被國仇傢恨籠罩 " 的老人,時間似乎稀釋瞭一切。當時年過九旬的老人,隻依稀記得幾句韓語,她的日常是搬著小板凳,靠著墻壁,靜靜地發呆。一旁,重孫們正玩著電子遊戲。
她悄悄跑到地裡幹活,可是,她太老瞭,老到已經扛不起鋤頭、背不起麥子瞭,她對著鏡頭揪自己的手背和臉頰。老人的皮膚很松很幹," 沒有血瞭,活久瞭活久瞭,是個廢人瞭。"
片子拍到尾聲,幾乎全是 " 無聊 " 的日常,還有老人的嘆息聲和笑聲," 這是一部關於慰安婦的紀錄片嗎?" 郭柯很沒底。
" 無聊不就是他們的真實狀態嗎?為什麼要假裝熱鬧?" 拍瞭十幾年劇情片的郭柯說服瞭自己,他決定剔除掉一切來自想象的 " 矛盾 " 和 " 沖突 "。
這個年輕的導演說,自己認清瞭一件事," 電影可以設計、可以構思,但生活永遠是無法想象的。"
毛銀梅
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
鏡頭裡,有人讓老人毛銀梅進屋拿個杯子,她卻聽成瞭被子,嘟囔著 " 拿不動啊 ",緩緩起身到臥室抱起瞭被子。這個喜歡背著手遛彎的老人,會去房子邊的溝渠掏樹葉,會摘下新開的梔子花擺在床頭,滿室清香。
韓國駐武漢總領事館的工作人員送來賀卡,可毛銀梅拿著賀卡卻認不出上面的字,她呆呆地看瞭半天。她把賀卡拿反瞭。
那段 " 歷史 " 的痕跡隻在不經意間流露。來瞭客人," 歡迎光臨 "" 請進 "" 請坐 "…… 一個接一個的日語單詞從毛銀梅嘴裡蹦出來。
毛銀梅還會唱朝鮮民歌《阿裡郎》和《桔梗謠》,但她對著鏡頭說,當初離開韓國時的情景記不太清瞭。她隻記得分別是在火車站,戰爭年代,一切都是亂哄哄的,母親在火車上,她在月臺上跑啊跑,可怎麼也追不上。有人從火車上扔下食物,她也不知道為什麼,就沖過去撿起來大口大口地吃。
" 都過去瞭,不說瞭,不說瞭。" 這個 90 多歲的老人哭瞭。
郭柯發現,當鏡頭慢下來後,那些歷史的隱痛就露出來瞭。他去尋訪這些慰安婦老人時,隻有村子的地址,可幾乎每次到瞭村子後,所有的村民都知道外人為何而來,能準確無誤地指出老人的房子。
采訪時 " 刀槍不入 " 的林愛蘭提起日本人都是面色如常,可話題一轉到親人,林愛蘭就開始抑制不住地哭泣。她的手緊緊抓著那個粉色塑料椅子,哽咽著告訴攝制組,當年,她的母親被日本人抓住,被綁起來,然後扔進瞭河裡。很快,還未滿 20 歲的林愛蘭也被日本人抓住,被送進瞭慰安所。
越來越慢的鏡頭裡,老人向郭柯展示著自己最難以示人的那段歷史。
郭柯說,作為一名合格的導演,那個時候其實他應該高興,畢竟 " 終於得到瞭想要的故事 "。可實際上,那一刻的他很難受,他覺得自己離這些老人已經很近很近瞭,聽她們講那些傷痛,就像是自己的奶奶經歷瞭一樣。
李愛連已經徹底不把攝制組當外人瞭,老人午睡時會邀請組裡的姑娘一起上炕,每天天不亮起床,給攝制組炸饅頭片。
毛銀梅院裡盛開的梔子花味道清新,攝制組的人也很喜歡。老人從樹上摘下大大一把,挨個分給攝制組的成員,有攝影師扛著機器騰不開手,老人就拍拍對方的身子,讓壯漢微微蹲下。毛銀梅踮起腳,把梔子花別在攝影師衣服的口袋上,然後站在一邊," 嘿嘿 " 笑。
毛銀梅老人和攝制組在一起
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苦水往回倒,那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從酷暑到初秋,郭柯和 30 人的團隊乘飛機、火車和汽車,和 22 個老人都見瞭面。或長或短的拍攝過程中,他發現,老人身上的共同點很多,比如平靜、善良和樂觀,以及面對鏡頭的習以為常。
出發前他想過如何在不傷害老人的前提下提問並完成拍攝。但事實上,當機器出現時,有老人挺直瞭腰," 正襟危坐 ",嘴裡冒出來的是 " 我不原諒日本人,我要他們認錯 "。那些長槍短炮,老人似乎都很熟悉瞭。
拍攝後期,李愛連告訴郭柯,以前來采訪的記者太多太多瞭,可她 " 沒有講實話 "。
" 他們每次問那些問題,都當著我的兒媳孫孫,我怎麼說得出口。" 老人說。
出發以前,郭柯還上網搜索過慰安婦的相關資料。可當他點開搜索頁面,出現的全是一個形象——仰拍的一張正哭泣著的蒼老的臉,照片說明字裡行間都是仇恨。
他很痛心,很多老人被這種形象綁架,像復讀機一樣,對著不同媒體說著同樣的、" 記者想要的料 "。
" 其實她們的生活早已歸於平靜,如果遠遠地看,她們的生活會每天都帶著恨嗎?" 郭柯覺得," 她們有自己的方式去消化這些歷史,一直以來都是我們不斷地在對老人進行二次傷害。"
他以前不明白,拍攝慰安婦不就是該讓老人提那些過去嗎。可幾個月近距離的拍攝,讓他發現,老人要活下去,就不會常常舔舐傷口。
在海南的拍攝過程裡,攝制組遇到瞭日本志願者米田麻衣。她是個在海南師范大學求學的日本姑娘,因為被慰安婦老人的故事所震動,時不時探望老人,為老人購置藥品和營養品。
曾經有一次,米田麻衣拿著一位日本軍人的照片給一位慰安婦老人看,她以為老人會生氣,可老人竟然笑瞭," 日本人也老瞭,胡子都沒瞭啊。"
米田麻衣對著郭柯的鏡頭留下瞭眼淚," 她們心裡的傷口很大很深,可還是對人很好。不管是對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這個日本姑娘說," 如果我經歷瞭這些事情,可能我會恨死那些人,會恨一輩子,甚至可能自殺。"
郭柯懂老人的選擇。韋紹蘭 1944 年被日軍擄走,送至馬嶺慰安所。3 個月後,她好不容易趁日本士兵打瞌睡逃瞭出來,卻發現噩夢並未結束。
一回到傢,她就哭瞭,丈夫卻說她 " 到外面去學壞 "。婆婆和鄰居都勸丈夫想開一點。丈夫還是過不瞭這坎兒,躲著她一個人跑到山後去砍柴。
她喝藥自殺,被救回來。那時,她發現自己懷孕瞭。
老人說,那時候 " 淚都是往心裡流的。"
那個有著日本血統的兒子羅善學開始學會瞭認命,他沒上過學、一生未娶,談瞭 6 個姑娘,女方就算同意,傢裡人也不會同意。36 歲的時候,他決定看一輩子牛。從小到大,就有人指指點點說他是 " 日本人 ",這三個字," 背瞭這一輩子,壞瞭這一輩子 "。
如今,這個 " 日本人 " 已經 70 多歲瞭,他還記得同母異父的兄弟是如何把自己關在傢裡,叫囂著 " 我要買兇殺瞭你這個日本人 "。他說,自己對未來沒啥期待瞭,隻希望自己快死的時候," 能有哪個人來管我一下就行瞭 "。
" 如果連個端水的人都沒有,我就喝農藥死掉。" 他說。
郭柯很觸動。他很清楚,這些老人隻有把這些苦痛壓到心裡最深處,才可以繼續生活。這些苦水往回倒,才是真正活著的感覺。
鏡頭裡的李愛連總是笑,對孫兒笑,對郭柯笑,對野貓也笑。可提起自己的丈夫,她哭瞭。抗戰勝利後,她從慰安所回傢,丈夫告訴她:" 從今往後,我們該怎麼過就怎麼過,是日本人抓你去的,不是你自己要去的。"
她的丈夫已經去世好幾十年瞭。老人一直把這段經歷埋在心底,前些年很多民間團體上門拜訪,李愛連每次都擺擺手,說自己怕給子女丟人,什麼也不會講," 讓他們走吧 "。兒媳勸她," 這些事情不是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不用不好意思,那不是你的錯。"
毛銀梅已經記不得韓國傢鄉的事兒瞭,她不願意回國," 都沒親人瞭 "。她說,從慰安所出來以後,自己就不用韓國名字樸車順瞭,她開始叫 " 毛銀梅 "。" 因為毛主席好,沒有毛主席,就沒有現在的日子,我想跟他一個姓。"
後來,她遇到瞭自己的丈夫。丈夫從未嫌棄過毛銀梅慰安婦的身份,和她恩愛幾十年。老人說,丈夫最愛的,莫過於那白色的梅花瞭。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問題就有瞭底線
如果說還有什麼能撥動這些耄耋老人的心弦,郭柯的答案一定是親人。這些經歷過傷痛、戰亂、饑荒的老人在晚年輕而易舉地被子女捏中瞭 " 七寸 "。
攝制組的志願者龍慶全程跟拍,作為團隊裡的 " 長輩 ",她既是郭柯中學時代的英語老師,也代表攝制組和老人及傢人溝通。她和一位慰安婦老人溝通拍攝訴求,對方告訴她,自己恐怕不能接受拍攝。原因很簡單," 如果我說瞭,我擔心我的子女不再贍養我瞭 "。
還有老人跟龍慶哭訴,每次好心人來看她給瞭錢,總是第二天就被兒子拿走瞭。龍慶著急,她要替愛心人士給老人捐款。想來想去,她把錢塞進瞭老人的羽絨服裡,這個口袋放一點,那個口袋裝一些,可是塞著塞著她又想,老人年紀大瞭,怎麼記得住錢在哪裡。
志願者龍慶停下雙手,默默地哭瞭。
海南的一位慰安婦老人,初次見到龍慶時正嚼著檳榔,嘴裡紅紅的,在一間破屋裡臥床不起。龍慶等人為老人買瞭一把輪椅,老人坐上輪椅後出瞭小屋,旁邊是兒子住的兩層小洋樓,兒子默默地看著龍慶把老人推出去,在村子裡轉瞭一圈又一圈。
天黑瞭,龍慶想回去瞭,可老人說," 再轉轉,再轉轉吧。"
郭柯覺得,這一切就像一個圓,身處圓心的老人往往早已平靜度日,圓心之外的親人、鄰居甚至是大眾卻在源源不斷地向老人投射傷害。
毛銀梅把慰安婦的身份瞞瞭五十餘年,甚至連她的養女都不知情。直到上世紀 90 年代,突如其來的記者才讓養女瞭解瞭母親的這層身份。
" 社會上很多人叫嚷著日本必須認錯、慰安婦好可憐等等,實際卻對老人的生活情況一無所知。" 郭柯很氣憤,他認為這些人要麼把老人當成瞭 " 歷史證據 ",要麼就是站在高處的同情憐憫,自始至終," 我們沒有真正敞開懷抱去接納這些老人 "。
" 走不出這段歷史的,不是這些老人,是我們自己。" 他平靜地說。
郭柯用瞭最克制的手法來拍攝,很多時候老人開始哭泣,他的鏡頭就拉遠,飛到瞭天上和窗外,雲靜靜地飄過,雨嘩啦啦地落下。大段大段的空鏡頭和遠景讓這部片子變得 " 一點兒也不好看 "。因為想一個不落兒地呈現 22 個老人,這部電影甚至被一些學院派批評 " 沒有故事 "" 沒有層次 "" 沒有起承轉合 "。
這也許是全世界主角最多的一部電影。在 95 分鐘時長的片子裡,22 位主角輪番登場,沒有時間軸,鏡頭遠遠的,隻來得及 " 深情地凝視一眼 "。
從拍攝結束到現在,3 年過去瞭。這期間,郭柯數不清自己經歷瞭多少質疑。有投資人撤資,有發行方打退堂鼓,還有業界紛至沓來的批評。
一次,在一場傳媒公司舉辦的小型看片會上,業內的編劇評價《二十二》:" 從藝術創造的角度上看,即便是紀錄片,也需要矛盾和沖突,也需要有情節。"
他們的意見,是否定的。
坐在角落的龍慶急得不行,她是外行,不敢發言,可她真的很想站起來,替自己的學生郭柯鳴不平。那些矛盾、沖突,其實都有。
在李愛連傢拍攝時,某天,一場大雨突如其來,老人倚坐在炕上發呆。攝制組當即決定,人員清場,隻留下攝像師和龍慶。攝制組決定試試看老人是否願意開口。許久,老人小聲問龍慶,門都關好瞭嗎?
得到肯定的答復後,李愛連一邊哭,一邊說起瞭當年的遭遇。70 多年前,日本人把她抓去後,餓瞭她三天三夜,到最後扔給她一堆大蔥,那年隻有 18 歲的她接過來連吃瞭 8 根,吃到後面胃已是火辣辣地痛,嘴卻沒停。
後來,她落下瞭胃病。
老人開始哭泣,還在斷斷續續回憶那個凌辱她的 40 多歲的日本人。龍慶對著老人無聲地哭泣,耳機裡傳來郭柯的聲音," 龍老師,可以瞭,停下吧。"
這段故事最終沒有被剪輯到成片裡。 " 把這些老人當作親人去看待,你的拍攝就有瞭分寸,問題就有瞭底線。" 郭柯說,自己很倔,在市場面前,他也曾自我懷疑過,但從沒想過低頭。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紀錄片四處碰壁的那段日子裡,郭柯曾不止一次地和龍慶說,大不瞭片子就作為資料片保存下來,30 年後一定有它的價值。
其實,剪片子時,郭柯也有過掙紮。他那些 " 導演的臭毛病 " 時不時冒出來,讓他糾結要不要剪出一部 " 有故事情節、有節奏感 " 的片子。
但他心裡沒底。他找到瞭知名剪輯師廖慶松,對方問他 " 你為什麼要遷就觀眾?"
" 你拍這個片子是為瞭什麼?故事性嗎?"
" 你為什麼要剪得有節奏感?她們的生活是有節奏的嗎?"
郭柯覺得自己醒瞭,他決定徹底放棄歷史畫面和解說詞," 如果這是個錯誤,那就讓它錯得浪漫些 "。
剪輯團隊翻來覆去啃完十多個硬盤,成片最終比粗剪版少瞭 3 分鐘,卻多瞭郭柯曾經想都不敢想的內容。比如,一個固定的鏡頭竟然放瞭一分鐘,沒有任何節奏可言。按過去,鏡頭對準 5 秒鐘後,這個年輕的 80 後導演就打算切走瞭," 該考慮觀眾是不是煩瞭,該切個近景什麼的 "。
可是這次,郭柯突然覺得," 人的心靈沒有節奏,就這樣放著,讓觀眾自己去體會吧。"
剪輯片子的幾個月裡,他發現自己能慢慢聽懂廣西話瞭。那個說著 " 眼淚都往心裡流瞭 " 的韋紹蘭在鏡頭前不止一次地說過," 世界真好 "。
老人說,這世界紅紅火火的,真好," 吃野東西都要留出這條命來看 "。
在殘破的土房子裡,老人收到瞭攝制組送給她的毛絨玩具。那是一隻紅色的小猴子,老人和郭柯都屬猴。收到禮物的那天,老人一個勁兒地撥弄著小猴子的尾巴,笑著說 " 真好玩 "。
快走瞭,龍慶擔心老人會不舍得,可瘦小的韋紹蘭隻是站出來目送他們遠去,表情 " 非常平靜 "。她還給郭柯發瞭 4 個包著 100 元錢的紅包," 過年瞭,你拿著這個回去給媽媽買點糖果吃。" 年關將至,拍攝結束後的每年臘月,郭柯和攝制組的代表都會來探望老人。
拍攝林愛蘭時,曾發生瞭一件小插曲。當過紅色娘子軍的老人非常重視政府發給自己的獎章。一天,她告訴攝制組,自己的獎章被一個叫阿憨的村民偷瞭。她著急的樣子讓龍慶十分不忍,龍慶匆匆為老人尋獎章。
可是阿憨否認自己偷盜。第二天,攝制組幫老人打掃衛生,在一堆死老鼠的屍體裡找到瞭丟失的獎章。老人笑瞭," 就像個少女一樣,特別羞澀,特別不好意思 "。
和獎章一起被發現的,還有老人珍藏的 " 美元 ",版型比正常美元大瞭幾號,龍慶笑瞭,她跟老人說,這美元是假的。林愛蘭又笑瞭,臉窩深陷,還躲著鏡頭。一旁的龍慶覺得老人 " 內心其實也很柔軟啊 "。
獎章的故事代替對戰爭的回憶,和喂養野貓的故事一道擠進瞭這部 95 分鐘的紀錄片。郭柯說,自從 2012 年開始拍攝《三十二》以來,從來都不是自己在幫助慰安婦,而是老人在幫助自己這個毛頭小夥成長。他越來越清楚," 自己該幹什麼瞭 "。
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
郭柯眼中該做的事,就是讓《二十二》走進院線,讓更多人尤其是年輕人看到。
他跑瞭一整年的電影節。他太窮瞭,總是讓電影節主辦方把返程票訂到下一個電影節舉辦地的城市。全世界奔波一圈兒,片子獲得 2015 年釜山國際電影節 " 最佳紀錄片 " 提名和 2016 年莫斯科國際電影節 " 最佳紀錄片 " 提名。在電影節現場,郭柯說:" 謝謝你們的包容。"
俄羅斯著名導演尼基塔 · 米哈爾科夫評價《二十二》:" 是一部很溫暖的電影。"2016 年北京大學生電影節將組委會 " 特別推薦獎 " 頒給瞭它,可是,這部片子在當時還是離上映遙遙無期。
一年過去,郭柯已經把能報名的電影節報瞭個遍,滿打滿算有好幾十個。新的一年,他不知道自己該做什麼瞭。
可他還想再為電影做點什麼。他還記得,在一個國際影展上,一位日本記者攜全傢觀看瞭這部片子,他告訴郭柯:" 謝謝你拍瞭這樣的片子,沒有一味指責日本,能讓我們自己去回想,想想這些老人當年都發生瞭什麼。"
郭柯希望,這是一部任何人看瞭都不會尷尬的片子。" 如果一部片子全是責備、指責、說教,你讓人看啥?" 他還是那句話," 老人能活到現在,就說明瞭一切。"
電影宣傳海報,是手繪的女孩形象。郭柯還特意將這些老人的笑容做成手繪海報。郭柯說,自己想讓多一些的年輕人走進影院,不排斥這個題材,不被痛苦、灑滿淚水的面容嚇跑,能知道 " 這些慰安婦老人是受害者,更是我們的同胞 "。
郭柯說,影片的所有票房都會捐給研究中國慰安婦的相關研究機構,自己不會靠這個項目賺一分錢。
跑電影節時,他看到,韓國的年輕人把慰安婦老人繡的花做成瞭 logo,印在手機殼、相冊和帽子上,並進行義賣,收益都捐給老人。韓國的明星紛紛在公開場合佩戴紀念慰安婦的紀念章,呼籲更多人關註這一群體。
郭柯曾參與一次韓國慰安婦紀念活動,活動現場全是中小學生的身影。可去年,上海 " 海乃傢 " 慰安所去留引發爭議時,他從電視裡看到,慰安所遺址附近的中學生說,"(慰安婦)不是很光彩,還是不要特別瞭解比較好,學生還是不應該知道太多。"
主管部門的工作人員對著鏡頭說:" 你在學校裡放瞭這樣一棟房子,對學生到底要起什麼樣的教育作用?"
這部電影的推進,還在繼續。
去年,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幫助下,郭柯面向社會眾籌片子上映的宣發費用,大半年過去,100 餘萬元被湊齊,31850 個名字留在瞭紀錄片的片尾。
那也許是史上最長的電影片尾," 要放 10 分多鐘 "。光是片尾曲就有 8 分鐘,漆黑的銀幕上,31850 個名字開始緩緩滾動。
片尾曲輕輕放著," 日頭出來點點紅,照進妹房米海空。米海越空越好耍, 隻愁命短不愁窮。天上下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自己憂愁自己解,自流眼淚自抹幹 ……"
這個名單從 0 走到 31850 花瞭大半年的時間,也有很多事情悄然改變。
《三十二》正式進軍一傢視頻網站,當那個因為日本血緣而一輩子不能上學、娶不瞭妻的 70 多歲老人羅善學在鏡頭前講述自己的一生時,視頻彈出瞭鋪天蓋地的彈幕:" 你是中國人。"
林愛蘭悄悄去世瞭。攝制組趕赴海南,想辦法為沒有男性後代的老人立碑,將老人的遺物收好,寄給上海的中國 " 慰安婦 " 歷史博物館。他們奔走的身影觸動到瞭老人最小的養女阿香,傢境並不富裕的阿香為紀錄片捐瞭款。
那位被兒子搶走善款的老人 89 歲瞭。她對龍慶說,自己很多年沒過生日瞭,今年兒女都回來給自己祝壽,無論如何要請攝制組的人一起吃飯," 我管飯,你們一定要來 "。
" 日本人 " 羅善學養瞭隻可愛的小貓。冬天生著火,老人默默看著小貓撲騰,龍慶覺得 " 他不再隻一個人躲在墻角瞭,眼裡都是溫柔 "。
但告別,終將是關鍵詞。毛銀梅老人走瞭,床頭的梔子花一點點泛黃、消失。
李愛連的腳、手、喉嚨一個接一個地 " 失靈 ",她生活的半徑越來越窄,整日躺在炕上。她很思念這些遠方的年輕人,總讓兒媳給郭柯發消息,說 " 自己最近身體不太好,能不能來看看我 "。
兒媳告訴老人,郭導很忙。" 他在忙什麼呀?" 老人還是不死心。
" 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呢。" 兒媳眼色和緩。
第二天,李愛連似乎忘記瞭昨天的對話,又對著兒媳嘟囔讓郭柯來看看自己,隻是,她的喉嚨一日比一日使不上力瞭,總有一口痰卡著,說著說著就沒瞭力氣,隻聽得見微弱的氣聲。
龍慶的手機內存早就不夠瞭,她拍瞭 " 數都數不清 " 的照片,可還是總錯過和老人的分離。22 這個數字自從他們離開那一刻就跳動起來,3 年後的今天,這個數字暫時定格在瞭 9。
每當一位老人離世,郭柯就會在紀錄片片尾處,給老人的名字加個框。可最近這些日子,老人走得太快瞭,他甚至來不及加框。
他說,也許有一天,自己會把那些框全部抹掉,回到當初遇見她們時那樣,老人對著鏡頭笑啊笑,彷佛這些年,她們從沒有離開過。
中國青年報 · 中青在線記者袁貽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