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星傳銷之死背後:底層青年逆襲悲劇

08-19

李文星、林華蓉被貧困的傢庭寄予瞭改變窘迫處境的厚望,他們代表瞭一股迫切向上的草根力量,而不斷收窄的青年上升通道,讓傳銷有瞭可乘之機,最終,他們在橫沖直撞中犧牲瞭自己。

文 | AI 財經社 鄭亞紅

編 | 嘉辛 祝同

就讀於 985 高校的李文星,曾是整個傢族的希望。

他懂事有擔當,回趟傢舍不得坐臥鋪,卻在求職的路上誤入傳銷,最終溺死在瞭冰冷渾濁的水塘。李文星後,極端案件接連浮出水面,林華蓉、張超等多名大學生命隕傳銷。

當許多個個體的不幸接連發生時,我們不能再捂住耳朵說 " 這是偶然事件 "。

2003 年 9 月,廣西查獲一個傳銷窩點,涉案 500 多人中,有 90% 是大學生。2010 年 8 月,南京市查獲瞭迄今為止全國最大的一起在校大學生傳銷案,案件涉及 33 所高校的 834 名在校大學生。更有說法,很多北派傳銷組織裡有 80% 左右都是被騙來的大學生。

曾經這個被譽為 " 天之驕子 " 的群體,如今為何頻頻落入傳銷的圈套、成為受害者?

根據中國教育在線數據顯示,2016 年高校畢業生為 765 萬人,比去年增加 16 萬人,而整個青年的就業群體加在一起約有 1500 萬人,就業壓力十分大。對於處於社會底層的大學生,這種壓力更是壓在身上的一塊重石,他們急於想擺脫,悲劇性在於越奮力越容易走進陷阱。

從過往案例中不難發現,受害大學生多出身農村,傢境貧寒,性格內向。林華蓉、李文星們最後以終結生命的方式來對抗傳銷,但他們受到這份 " 工作 " 吸引,因為傳銷者制造的美麗陷阱,對貧困大學生來說是改變命運的通道。這一系列事件,折射出的也許是,底層青年在改變命運過程中不斷碰壁的最大荒誕。

信息的壁壘、技術倫理的濫用、個人遭遇的疊加,讓他們成為最終的受害者。

傢族的希望

李文星,23 歲,出生在山東德州的一個農村傢庭,有一個妹妹;張超,25 歲,傢在山東鄆城縣郭屯鎮村西邊,傢裡還有一個弟弟;林華蓉,20 歲,貧困女大學生,父母雙雙在外打工,有一個弟弟在讀高一。

傢境貧寒,卻生來懂事、能吃苦,是他們共同特征。

張超從小就抱著上大學的信念,成績總是名列前茅,在媒體的報道中,張超上學時生活拮據,恨不得一塊錢掰成兩半花,高中時一頓飯常常用 3 塊 5 打發掉。

2017 年 8 月 11 日西安警方對全市多個傳銷窩點進行清查。@視覺中國

後來,品學兼優的孩子,考上大學,成為傢族的榮耀,他們和傢裡人都覺得,從此命運被改寫的概率加大,擺脫貧困和鄉村指日可待。

張超的父親在外省打工,睡大街、吃三五塊的面。母親在離傢一小時車程的制板廠打工,12 個小時工作下來,常常累得碗都搬不動。

林華蓉村裡出瞭幾個大學生,出去之後,在外面買瞭房,成瞭城裡人。她高中時就對奶奶說,將來考上大學,要把爺爺和奶奶接到城裡住,讓他們享福。

李文星的父母對他的期待更為務實——日後賺瞭錢給妹妹在鎮上買房子,或者兄妹倆將房子買到德州,挨在一起。

李文星、張超、林華蓉,他們的傢鄉在閉塞的農村。那裡一方面受到現代科技的沖擊,微信支付和網絡視頻已經走進村莊;另一方面,他們仍固守著傳統的小農思想,子女高考之後院子裡仍大擺流水宴席,考上大學的孩子依然被視作傢庭逆襲的跳板。

告別天之驕子

雖然大學在擴招,但農村孩子考大學,特別是名校,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個多月以前,北京市的高考狀元說瞭一番話走紅網絡,他說 " 現在農村地區的孩子越來越難考上好學校,而像我這種父母都是外交官的中產階級傢庭的孩子,享受北京教育資源上得天獨厚的條件,對學習習慣和性格上培養都是潛移默化的,每一步基礎打的牢靠,所以最後自然就水到渠成。"

十年寒窗苦讀,一拔農村孩子被淘汰瞭,另一拔農村孩子則從中脫穎而出,考上大學。

鯉躍龍門後的農村孩子,或許在接近畢業時才知道,大學生的 " 天之驕子 " 時代一去不復返。隨著大學擴招,大學的精英教育已變成平民教育,大學生畢業之後的價值已經今非昔比。

2017 年 8 月 15 日,鄭州市鄭東新區啟動打擊傳銷專項行動。圖為抓捕現場。@視覺中國

中國教育在線數據顯示,2016 年高校畢業生為 765 萬人,比去年增加 16 萬人,而整個青年的就業群體加在一起約有 1500 萬人,就業壓力顯而易見。

李文星曾經對朋友抱怨,985 出來的還不如一個專科學校學計算機的;張超因為一份 5000 元、提供五險一金的工作,放棄瞭雲南原有的工作;林華蓉接受瞭 3000 元的暑假兼職,覺得可以為傢裡減輕一點負擔。

工作有多難找?李文星並不是沒有懷疑過這份天津的邀約,他跟朋友說 " 我都不知道靠不靠譜,我怕是傳銷。" 可能是 20 多份石沉大海的簡歷,讓急需工作的李文星踏上瞭那班城際高鐵。

李文星在東北大學讀資源勘查工程專業,這是一個邊緣化的冷門專業。就業是這個專業的學生共同面臨的難題。李文星曾經準備過考研,還試水過培訓機構的考試,後來又寄希望於學習 java 來找到一份好工作,一飛沖天。

張超,上大學期間就去縣城打工,每天從下午四點工作到凌晨兩三點。畢業以後,張超去瞭雲南六建,他的父親張國超說 " 當時孩子去雲南也是看就業情況不好,著急簽瞭約。"

擴招之前,大學生不僅不愁沒有工作,大批寒門之子通過上大學、下海經商完成自身階層的上升。

而近些年,就業壓力增大,上升通道收窄,加劇瞭出身底層青年奮鬥的難度系數。想要靠一張大學門票,通關整個人生的好事。

平臺的助惡

李文星們的死亡,罪惡的深淵在傳銷。

李文星們像無頭蒼蠅一樣,蒙眼摸索,未來職業規劃一片混沌。開放的互聯網為他們敞開大門,將海量選擇不加篩選地推送到解渴的青年面前。

在人人嘴邊都在念叨 " 互聯網 +" 的時代,傳銷組織也不落後。電腦屏幕的另一端,傳銷組織將觸角伸進瞭互聯網,通過招聘、相親等方式吸引年輕人。

從殺熟到借招聘之名行騙,傳銷得以作惡邏輯本質並沒有發生變化。傳銷瞄準瞭那些焦急的年輕人,他們迫切地想要改變現狀,但暫時走投無路。

天津靜海 " 蝶貝蕾 " 傳銷活動現場。@視覺中國

據三聯生活周刊報道,傳銷組織裡有一個正在讀大二的女生。她來自山區,傢裡很窮,進入傳銷後,被成功洗腦。東拼西借 7 萬塊,把弟弟發展為下線。她站在大卡車上痛哭流涕,沖著底下的人群說," 感謝將我帶進來的人,我終於找到瞭組織,找到瞭發傢致富的門路。"

誤入傳銷之前,這些底層青年的生活就很艱辛。他們從一開始,就帶著傢庭的烙印負重前行。在改變命運的這條進擊之路上,他們最終倒在瞭傳銷的設置的陷阱裡。

事情結束之後,李文星和張超都因為生前未婚,不能進祖墳,便葬在瞭村邊的自留地。林華蓉的遺體已經火化,但因為一些風俗,還沒被帶回到傢鄉,留在瞭湖北。

作為承載發佈傳銷信息的平臺,開始用盡一切辦法危機公關。對於他們而言,隻不過是成為獨角獸理想道路上的一個坎而已。風頭會過去,理想會重回舞臺。

李文星們到底在告訴我們什麼?

人們社會地位的獲得分為先賦地位和自致地位。先賦,即是出生時所繼承下來的階層、財富和聲望;自致,則需要後天努力來獲得。

通常來說,二者有機結合,但若追根溯源,總有一個會發揮決定作用。

高考狀元大多傢庭中產,父母知識分子,他們在一出生時便能夠接受良好的教育,接受開放的信息,眼界開闊,並能從父母那裡繼承更廣的人脈、接觸到更多的社會資源。

這些條件在之後的人生裡,會發揮指數級的正向效果。如上述高考狀元所說,這可能先要歸功於先賦地位。

先賦地位,帶來的不僅是看得見的資源、信息、人脈,更多的是看不見的東西。比如孩子良好的社會化,包括其性格、視野、價值觀等,都能以更加合理、健康的形態獲得。他們也能在日後進入社會後,更好地適應社會,處理矛盾和關系。

而傳銷案件中的受害青年出身貧困,信息閉塞,傢庭也並不能為其提供更多的信息和建議,人生的每一步都需要自己獨立與世界對抗,這屬於自致地位。

澎湃的那篇報道中寫著 " 張超也從來不跟傢裡人訴苦,報喜不報憂、逆來順受好像已成為他的習慣。" 因為報憂是徒勞的,不會解決問題,隻會增添其苦惱。

這些孩子的傢庭,本身不具備造血能力,父母沒有知識和關系為其人生路打通一些障礙。原生傢庭幾乎一無所有,並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甚至,有些極端情況裡,傢庭都無法成為一個避風的港灣。他們急於自立、照顧傢庭,而他們最需要的就是一個工作機會。

同樣,他們因為父母知識文化水平的限制,生活環境的影響,在其社會化的過程中,受到傢庭和父輩的影響。這也是為什麼會存在,農村的孩子大學四年下來,仍然沒有脫離原有思維,無法融入集體。他們可能會內向、敏感、不自信,或者不善於處理矛盾和沖突。

張亮亮曾被困於傳銷組織,因身體消瘦 20 斤,沒去找工作,在傢制作葫蘆烙畫,圖為正在路邊賣葫蘆。@視覺中國

李文星從不向人借錢,沒找到工作不願意見來京出差的發小。而張超從來不做領導者,專註做一個追隨者。

這些孩子成長中所承擔的,已不是個人命運,而是和傢族深度捆綁。他們就像一個戰士,沖鋒陷陣,前方究竟何種模樣,於他們而言一無所知,沒有親近的人傳授經驗,更無人脈資源可用。

從媒體的報道中,不難看出這些身陷傳銷的年輕人相似的命運軌跡:原生傢庭幾乎一無所有,並不能為其提供有效的上升通道,他們急於自己自立、照顧傢庭,而他們最缺少的就是一個工作機會。

他們如手無寸鐵一般,赤膊上陣,前方復雜兇險,有鮮花但也有陷阱。有人獨自闖蕩可能會受傷結痂後變得強大,有人不堪其苦滯留原地,還有少數人在此過程中喪瞭命。

路,總歸是要靠自己走的。讓他們奔走時少些荊棘,是我們和這個世界應該做的。

(楊紅欽對本文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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