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承勇被抓前，他和妻子承包瞭白銀市工業學校內的小賣部做生意。法制晚報 圖
14 年，11 條人命。
高承勇最後被抓是在白銀市工業學校。在那裡，他和妻子承包瞭校園內的小賣部。在學校的幾年中，高承勇始終規規矩矩，以至於他被抓以後，老師和學生們都不相信和善的店老板竟然變成瞭 " 殺人狂魔 "。
高承勇清楚知道，他曾經的那些行為，給整個白銀帶來瞭多大的恐慌。7 月 18 日，高承勇在白銀市中級人民法院受審，法院沒有當庭宣判。
近日，高承勇的辯護律師朱愛民接受《法制晚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他曾和高承勇談過他會被判什麼刑，高承勇的態度相當淡定，" 他知道自己會被判死刑，他早有心理準備瞭。"
白銀案辯護律師：被告人選漂亮女性作案
朱愛民第一次會見高承勇的時候，就對高承勇的淡定和冷漠相當吃驚，" 完全沒有任何情緒的波動 "。朱愛民直言，這與他之前接觸過的任何嫌疑人都不一樣。" 不愛說話。" 朱愛民是高承勇的辯護律師，" 案件是指定的，我們是法律援助。"
而這個發現在之後的會見中一次又一次地被驗證，最讓朱愛民不能接受的是，高承勇在講述案件甚至回憶一些細節的時候，" 就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 "。
對於每個人都會關心的高承勇作案目標的選取，朱愛民說，這個問題他曾經問過高承勇，高承勇對於 " 專挑紅衣服，長頭發女子下手 " 的說法嗤之以鼻，他說，自己從來沒有挑過什麼紅衣服，長頭發，他選取的目標就是他覺得年輕的、漂亮的。
朱愛民覺得高承勇的心理素質超級強，記憶力也超於常人，這麼多年過去瞭，當年作案時間、地點等細節，高承勇都記得一清二楚，甚至能詳細到受害人住址的門牌號碼都記得。
高承勇的冷漠和殘忍的作案手段讓朱愛民很不舒服，在一次會見中，當他聽到高承勇冷漠地說起自己所做的一起又一起案件時，他終於忍不住瞭，" 我當時就要求先中斷會見，讓看守所幹警帶他去上廁所，我也趕緊出去曬瞭一會兒太陽，緩解一下壓抑的心情。"
朱愛民也好奇高承勇的犯罪動機，但高承勇隻回答瞭 " 報復 " 兩個字，就拒絕再回答此類的問題瞭。但有一點是朱愛民一直在強調的，那就是高承勇殺人並不是隻為瞭錢，" 在所有的案件中，涉案金額不過區區百元。"
對話 庭審最後道歉 稱要捐器官
法制晚報：第一次見高承勇是什麼感覺？
朱愛民：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淡定的人，說他淡定，是說他的喜怒哀樂從他的表情上根本看不出來。話不多，性格非常內向的人。實際上，從面相來看，他倒有幾分慈善。他的長相不兇悍，反而很平和。但是他的眼神，接觸久瞭，就能感覺出來很冷漠。看不透，很深沉，到底內心怎麼想的，看不出來。第一次提審的時候，他就對全部的犯罪都是認可的，認罪態度非常好。
法制晚報：他會有僥幸心理嗎？覺得這麼長時間沒有被抓住，可能就不會被抓瞭？
朱愛民：沒有。按照他的說法，他覺得他應該早就被抓住，沒想到會這麼長時間。做第一起案子的時候，就知道早晚會有這一天。但他應該是沒有想到警方會以這樣一種方式把他抓住。庭審中，公訴人宣讀鑒定類證據的時候，他就說他聽不懂，希望公訴人能用簡單的語言告訴他，他是因為什麼被抓瞭。後來他終於弄明白他被抓是因為 DNA。
法制晚報：高承勇一直沒有悔罪的表現，也沒有給受害人的傢屬道過歉，但此次庭審後，他卻給受害人的傢屬鞠瞭三個躬，並表示瞭他的歉意，有人質疑他在作秀，是這樣的嗎？
朱愛民：我倒覺得他並不是在作秀，也許是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吧。他確實一直沒有悔罪的表現，實際上，剛開始審判的時候，高承勇的表情是非常冷漠的。但庭審的時候，聽到那麼多受害人傢屬的控訴，以及這麼多年來對於他們傢庭的傷害影響，我想再鐵石心腸的人還是會有所觸動的。
以這樣的方式被殺害，作為親人來說，多少年來都會生活在這樣的陰影之中。在這些案件中，有個受害人的孩子就在現場，這個孩子當年才 1 歲多，高承勇作案的時候，小孩就坐在沙發上，等於說是高承勇當著這個孩子的面，把他的母親給殺害瞭。但高承勇最後沒有對這個孩子痛下殺手，也算是他稍微動瞭一些惻隱之心，留瞭這個孩子一條命。
庭審中，高承勇沒有主動說過話，直到庭審的最後，他說，要捐獻器官，而且說出瞭對不起三個字。
在傢自己洗衣服 妻子不相信丈夫會殺人
法制晚報：高承勇的傢人現在是什麼態度？
朱愛民：我和他的愛人溝通過，他的愛人到現在也不能相信他會做出這樣的事情。因為高承勇平時在傢裡並不粗魯，更沒有暴力傾向，他在傢裡也是少言寡語，和妻子之間也沒有發生過激烈爭吵，有時候他妻子吵得他不想聽瞭，他就會轉身開門出去，在外面呆一天再回傢。高承勇在傢也很少管孩子，在農村來說，上班的時間不固定，出去打工一段時間不回傢也是很正常的。高承勇是一個比較愛幹凈的人，從結婚的時候開始，他的衣服褲子就自己洗。他的妻子沒有發現過他的異常，也是和他的習慣和職業特點有很大關系的。
法制晚報：您和他接觸的時候，感覺到他的所作所為像有心理疾病的樣子嗎？
朱愛民：跟他接觸，我覺得他是個具有變態人格的人。在這 11 起案件中，高承勇在殺人後還割過器官，每一個人並不相同。我曾經問他為什麼？是不是她的手上留下瞭你的痕跡，他說沒有。這就讓人很難理解，他的做法沒有明確的目的，完全是隨機性的，我覺得這是他具有變態人格的體現。
法制晚報：他為什麼會選擇一個 8 歲的孩子作為殺害的對象？
朱愛民：這起案件在他的心理上對他還是有觸動的，他自己的供述就說，他覺得自己很瘋狂，控制不住自己的欲望。在殺瞭小女孩之後的那起案子，他的表述是，這次從青城上來，尋找目標，不會再找未成年的小女孩瞭。
法制晚報：1988 年到 1994 年，時隔六年高承勇才又開始作案，1994 年到 1997 年，中間又間隔瞭 3 年，他為什麼沒有連續作案？
朱愛民：這些問題我們都問過他，他說間隔的這幾年，剛好是傢裡最需要錢的時候，他得打工掙錢養傢，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考慮殺人的事情。我們問他中間為什麼會停止作案，他說社會上都說出瞭一個殺人狂，殺披肩發，穿紅衣服、高跟鞋的女人，他就覺得要稍微停一停，他覺得傳得這些都不準確，他並沒有刻意選擇披肩發、紅衣服，高跟鞋。
法制晚報：開庭的時候，11 名受害人的傢屬都出庭瞭嗎？是不是有傢屬索賠瞭 1000 萬？
朱愛民：沒有，可能有些受害人的傢屬不想把傷疤再揭開吧。但有些傢屬強烈要求要參加庭審，就想當面質問他。隻能說 11 名受害人的傢屬均委托瞭律師來爭取自己的權利。這要的是精神賠償，但這可行性並不大。因為在刑事案件中，對於被告人刑罰的處罰，就是對受害人傢屬的一種安慰。隻能對他的因犯罪行為造成的直接損失來要求賠償，比如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