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美國已經吹響瞭對華戰略競爭的號角，中美戰略競爭格局顯然已經從傳統的安全、軍事、政治等領域延伸到瞭中美關系曾經的 " 壓艙石 " ——經濟、貿易等領域。近年來，美國的對華疑慮有所上升，這一焦慮情緒顯而易見地體現在瞭 2017 年底和 2018 年初的三份國傢戰略報告中，成為美國啟動對華戰略競爭的心理動因。
（資料圖）
中國應如何應對這一戰略競爭的現實？是退避三舍，重新退回到 " 韜光養晦 "，還是迎難而上，主動塑造和設計對美競爭態勢？毫無疑問顯然是後者。軍事關系作為中美戰略關系中最為薄弱和脆弱的一個環節，如何重塑中美兩國間的戰略平衡，以在防止愈演愈烈的競爭態勢出現失控局面的同時，實現控制競爭成本和維護國傢利益的雙重目標，是一個值得關註和研究的問題。
本文認為，可嘗試從觀念、實力和制度三方面著手。雙方不僅要在觀念上接受對方在未來的地位和身份，還要在實力上無論是核力量還是常規力量形成相互戰略威懾狀態，更要在制度上達成雙方共識的協調機制，共同管控危機和風險。
觀念的平衡：以 " 對沖 " 為原則的有限競爭
冷戰結束以來，中美在管理兩國關系時，都采用瞭 " 兩手 " 政策。美國一方面將 " 接觸 " 作為吸引中國進入既有國際體系的基本策略，通過經貿、人文等方面的交流影響中國、改變中國；另一方面又處處對華施加制衡。中國也以 " 兩手政策 " 作出回應，一方面以高度的熱情推動與美合作，另一方面又懷有強烈的防范情緒。
以 " 兩手 " 對 " 兩手 "，是國傢間互動的必然模式，但卻極易導致雙方陷入更深層次的相互懷疑，最終實現 " 自我實現的預言 "。
在這種情況下，軍事領域作為兩國關系中最具對抗性的因素，雙方都基於 " 最壞情況 " 進行軍事準備，對抗的風險將會愈演愈烈。近年來，隨著雙方力量對比的變化，中美在西太、東亞地區的摩擦迅速上升並開始波及新的戰略領域（如網絡與太空），中美兩國、特別是兩軍都已開始把對方作為主要潛在對手，都在為應對最壞前景加緊進行準備。
為防止這一狀況的嚴重後果，中美兩國、兩軍首先需要在觀念層面做出調整，通過 " 自我設限 " 的方式，努力保持對沖政策的基本平衡，避免對沖政策中 " 制衡、防范 " 的一面成為雙方關系的主導，有意識地控制相互競爭的廣度和烈度，防止其導致兩國關系走向沖突與對抗。具體可以做到：
一是對戰略博弈與戰略競爭持更為 " 寬容 " 的態度。戰略博弈與戰略競爭是大國政治中本來就應該包含的內容，更何況是在中美這兩個崛起國與守成國之間。如同亨利 · 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提出的 " 共同演進 " 的概念，隻要管控得當，一定程度的博弈與競爭有可能還有利於兩國各自的發展。要看到戰略競爭關系並不是中美關系的全部。除瞭中美戰略性競爭之外，中美依然維持和發展著強大的經貿、社會、文化和政治領域內的夥伴關系。
戰略競爭關系的特殊性就在於，中美兩國的強力部門（例如軍隊和情報系統）都會依據 " 最壞的可能性 " 來準備各自的軍事任務，但這並不等於兩國的政府和人民需要敵對。
二是為戰略博弈與競爭劃定邊界，同時控制博弈與競爭烈度，特別是要避免其成為中美關系的主要方面，也要避免戰略競爭走向以削弱對方為主要目的的惡性競爭。中美雙方可達成 " 幾個接受 " 來控制兩國惡性競爭的烈度：（1）將接受對方的存在與發展作為處理兩國關系的前提，不以消滅對方為最終目標；（2）以絕對收益而非相對收益作為兩國合作的出發點，致力於尋求積極合作而非消極合作；（3）接受對方在東亞地區的存在和適度擴展，將不觸碰對方的核心利益作為底線。
實力的平衡 : 以 " 克制 " 為基線的有限權力
為避免陷入惡性軍備競賽循環中，中美需要就實力發展的" 天花板 " 和 " 平衡線 "
達成共識，前者表現在中美雙方應制定有限的軍力發展規模，不謀求相對於對方的絕對安全和絕對優勢；後者則表現為雙方在軍力發展中遵循相互克制的原則，這一原則主要包含兩個方面：一是從自身角度看，始終有維護核心利益的能力，並且有足夠的信心，相信隻要劃清瞭底線，對方就不敢甘冒戰爭的風險而挑戰，因此不會輕易誤判對方的行動意圖；二是從對方角度看，因己方有足夠的實力和信心能夠制約對方的攻擊，並在遭受攻擊後發起反擊，因此對方不會主動尋求先發制人式打擊。
從當前中美的軍事力量構成和實力對比來看，這種相互克制原則可以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在地緣層面，以第一島鏈作為相互承認的地緣平衡線。冷戰結束後，在中國具有強大陸權優勢、美國具有強大海權優勢的基礎上，中美兩國的軍事力量在西太地區沿中國邊境線或領海線附近形成瞭某種戰略平衡 , 中美之間的安全摩擦主要存在於西太第一島鏈之內。
然而，進入新世紀以來，原有的戰略平衡已被打破，在雙方的磨合與對峙中，中美雙方軍事力量與戰略的平衡線將可能移至西太平洋地區的第一島鏈。中美在第一島鏈附近海域形成新的戰略平衡線，是較為現實的，也應該能夠為雙方所接受。
中美間的較量是兩種平臺、兩種戰略間的綜合博弈。雖然兩國軍隊的各類軍兵種均非常齊全 , 發展也都較為全面 , 但比較而言 , 在西太平洋地區尤其是東亞海域 , 兩國的力量建設和特點各有側重。中國軍隊是一支主要依靠大陸的力量 , 在發展遠洋海軍的同時 , 更註重發展反海軍技術；而美軍則是一支以海上平臺為核心的力量 , 正依托海洋 , 整合內部及盟友的資源 , 強化通過海空平臺投送力量的能力。
因此，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第一島鏈將是中美雙方均勢所能達到的極限。中美間的戰略平衡線大致維持在第一島鏈附近海域 , 這條線幾乎是大陸技術向海洋延伸的終結和海洋技術向大陸推進的極限。
在中美兩軍充分利用新興軍事技術並發揮各自地緣優勢的情況下 , 美國很難在中國近海完全戰勝中國 , 而中國也不太可能在遠洋發生的與美國進行的對抗中獲勝。
二是在核威懾層面，形成相互確保摧毀的核威懾態勢。中美在核武器領域的戰略關系與冷戰時期的美蘇關系大不相同。美蘇冷戰時期的 " 相互確保摧毀 " 和 " 相互確保生存 " 是建立在相互脆弱性基礎上的戰略穩定。
但是，美國對於是否應該承認與中國的相互脆弱性和相互確保摧毀的戰略穩定關系是存在巨大爭議的。盡管有一部分學者已經認為，與中國的相互確保摧毀已成事實，美國應該接受這一事實。但多數學者均認為美國不應公開承認對華戰略脆弱性，認為這一做法將導致中國更具進攻性並削弱美國的核保護傘。
特朗普上臺以來，強調 " 以實力維護和平 "，加速核武器現代化進程，加快 " 薩德 " 系統在東北亞地區的部署，加緊在西太平洋上的海上軍事巡邏，加強常規全球快速打擊能力建設，對中美之間原本就不太穩定的戰略穩定性造成瞭相當沖擊。
美國試圖在戰略威懾體系中的攻防領域均占據絕對優勢，將導彈防禦能力從導彈飛行末段提升至飛行軌跡的助推段，將全球快速打擊目標從非對稱性的恐怖分子和極權國傢轉變為對稱性的傳統大國如俄羅斯和中國，軍控議程在美國外交任務列表中由優先任務降為非優先任務。
2018 年出臺的新版《核態勢評估報告》與奧巴馬政府相比，對中美戰略穩定性的考慮已經居於次要地位，中美達成彼此接受的相互脆弱性的可能性降低瞭。
因此，在核武器方面，在西太平洋地區建立穩定的均勢環境需要雙方做出一系列明確的共同保證，以增強雙方核武庫的威懾能力，從而顯著降低常規危機或沖突升級為核對抗的危險。
對於美國而言，應放棄追求發展相對於中國核武庫的絕對優勢能力，並向中國做出可信的保證，即接受而且未來不會危及中國的核報復打擊能力。換言之，美國必須明確承認基於相互威懾和相互脆弱性理念的中美核均衡是有效的。此外，為瞭提高可信度，美國還必須考慮放棄開發遠程全球精確打擊系統及任何其他可以摧毀中國核武庫的新型核常武器系統，並進一步保證其彈道導彈防禦能力無法抵消中國的核反擊。
制度的平衡：以 " 合作 " 為基調的中美協調
無論中美在安全領域上有多少的相互不信任，但雙方對於維護和增強亞太地區的穩定與合作有著明顯的共識。在中美還擁有共同的戰略敵人如蘇聯時，或是雖然沒有共同的戰略敵人但雙方力量過於懸殊時，這種陸海分離型的安全秩序都是中美所能夠接受的。但從現在的情況來看，這兩個條件都在失去，恢復東亞的和平穩定，可在制度層面經過雙方不斷摸索達成新的戰略妥協。
鑒於東亞秩序及轉型的復雜性、長期性及潛在動蕩性，中美兩國應該攜手共同構建一種能夠將區域內主要大國及利益攸關方涵蓋進來，並具有較高行動效率的多邊安全秩序框架。
這種多邊安全秩序框架可以先從最為迫切的議題領域著手，不同議題領域的成員可以不同，並逐漸外溢到其他領域。這些議題領域及其多邊機制包括：朝核問題及東北亞安全多邊機制（以六方會談為基礎）、領海爭端多邊協調機制（中國與爭端當事方）、海上安全多邊機制、東亞地區安全合作機制。
在這些安全機制的基礎上，再繼續推動在防擴散、反恐、公共衛生、災害管理、海上搜救、海上安全（safety）等領域的合作。
應改變在網絡、太空和核等全球戰略領域中的對抗式互動，通過共同維護現行國際規則和建立新領域的國際規則，逐步增加關系中的積極成分。如果中美能在東亞及亞太地區多邊對話合作機制中形成良性互動，將減緩西太均勢變化帶來的摩擦與動蕩，對中美關系起到減震增穩的作用。
除瞭在亞洲構建各類安全框架，中美之間還需要建立多樣化的
危機管理機制與信任措施（confidence-building mechanisms, CBMs），雙方必須大力加強分歧與危機管控，既要努力避免雙方的直接危機與沖突，還要高度警惕因第三方因素引發兩國間的危機與沖突。目前中美雙方在西太、東亞日益突出的地緣政治分歧已對兩國在海上通道、網絡、太空以及核等戰略領域的關系帶來重大消極影響。中美雙方需要以
" 柔性 " 原則
來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這一原則體現在始終保持 " 直接溝通渠道、發出清晰信號、避免反應升級 " 等達成共識。
中美兩軍已於 2014 年年底簽署瞭 " 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信任措施機制 " 和 " 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 " 兩個諒解備忘錄，並通過陸續增加新附件，不斷擴大互信措施的范圍。可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完善危機管控聯絡機制，將危機管控作為重要內容納入各層級的安全和軍事對話，
適時考慮建立兩國海空軍及有關戰區之間的熱線，形成多層次緊急聯絡機制；可賦予國防部熱線危機管控的明確功能，確定簡化、快捷的使用程序
。在兩國外交或軍事部門建立應對突發意外事件的聯合工作小組，就簽訂中美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協定及互不進行外空、網絡攻擊進行探討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