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荷蘭記者出老千,這些在華外媒咋辦

09-26

上周三,NRC(荷蘭新鹿特丹商業報)終於承認,該報駐滬記者蓋誠澈(Oscar Garschagen)的報道造假行為已得到確認,在新聞準則上 " 犯瞭嚴重錯誤 "," 傷害瞭編輯和讀者對他的信任 "。

現年 64 歲的蓋誠澈因此主動離職,他表示," 我對報社的信任感到羞愧 …… 我不會原諒自己的愚蠢,我違背瞭報社和自己的標準。"

這個事情最早爆出是在本月初,踢爆此事的是蓋誠澈在該報上海分社雇傭的新聞助理張超群。

9 月 3 日,在一傢圈內小有名氣的公號《搶占外媒高地》上,張超群發瞭一篇《我炒瞭寫假新聞的外媒記者》。在這篇文章中,張稱把 NRC 上海分社的常駐記者蓋誠澈給炒瞭:

之所以炒他,是因為他嚴重、長期編造假新聞。

自從 2015 年 7 月,我開始給他做新聞助理之後,發現他不僅持之以恒地進行假新聞創作,而且花樣百出。如果特朗普想出一本《假新聞花式寫作指南》,他絕對會是出版社的首選作者。

張超群隨後列舉瞭蓋誠澈報道中的至少 8 項造假行為,其中還有 1 項涉及十分敏感的人和事。張不無辛辣地感嘆:

給他一個人名,他就能讓這個人名開口說話;給他一個地點,他就能讓那個地點發生故事;給他一個題目,他就能把題目擴展出一篇新聞報道。

這是編造假新聞的高級境界。

9 月 5 日,NRC《新鹿特丹商業報》總編輯彼得 · 范德密許(Peter Vandermeersch)在該報官網上作出長篇回應,稱對助理張超群 " 損害資深記者和報紙名譽 " 的做法表示遺憾。

9 月 8 日,張超群又在該號上發出第二篇文章,為他對蓋誠澈的指控提供瞭更充足的證據:

這兩天,我與一些在 Garschagen 先生報道中聲稱采訪過的人士取得瞭聯系,與他們核實采訪內容,以及是否接受過采訪。

我感謝各位對我提供的幫助。我也已經將上述證據發送到 NRC,希望能很快得到他們真誠的回應。我也會繼續聯系相關的采訪對象求證。

絕大部分中國人沒聽說過的 NRC,卻是荷蘭最有影響力的日報之一,擁有超過百年的辦報歷史。在區區 1700 萬人口的荷蘭,該報日均發行量近 22 萬份。

舉一個例子即知其地位與影響力:習上任後首次在海外報刊發表署名文章,就是 2014 年 3 月 24 日刊登在 NRC 上的《打開歐洲之門 攜手共創繁榮》。

本來明年就要退休的蓋誠澈是該報最資深的記者之一,擁有近 40 年的記者經歷與在荷蘭新聞界良好的口碑,自 2007 年起常駐中國,以荷蘭語報道與中國有關的新聞。

(蓋誠澈在海南采訪時與報道對象合影)

而張超群此前其名不著,我對外媒中秘圈多少也有一丟丟瞭解,但完全沒聽說過超群的名字。

也就是在好幾天前,我才驀然發現超群原來也在我的票圈裡。這二十天來,他票圈的大部分內容都被這個事情占據瞭,其心情可以想見。

在外媒駐華圈裡,這個事情似乎鬧得不小,大傢都關註 NRC 的調查結果,不少人也希望外國記者俱樂部能以行業協會身份介入此事。

在總編給出不算得體的第一反應之後,NRC 給出最終調查結果的時間拖瞭近 20 天,直到本月 20 日才作出認定。這場看上去強弱懸殊的 PK,最終以基本事實得到確認,蓋誠澈辭職,張超群完勝告終。

聯合早報駐華記者遊潤恬在一篇報道中評論此事道:

新聞不嚴謹有兩種情況。一種是記者的無心之過,受時間壓力或語言障礙等因素所絆;第二種是記者為瞭讓故事更精彩或更能支持記者的論點,而故意篡改或捏造細節。蓋誠澈新聞不嚴謹的情況更像是第二種。

和遊潤恬的上述觀點相比,她這篇報道的標題更像是對此事一針見血的論定——《中國助理翻轉外媒記者話語權》。

而財新傳媒旗下專治國際新聞的公號《世界說》則越過簡單的事實認定,條分縷析地指出,這次事件反映出外媒在中國當前的運行機制需要有所改變:

這種建立在語言和文化的隔閡之上的機制,有時會給不道德的行為留下漏洞。" 中文很難,中國文化很特殊,中國政治很復雜 ",這些都意味著很多外媒記者需要嚴重依賴中秘來完成工作,但他們對中國的知識很可能還不如中秘。

薪酬不對等、上升空間小、沒有成就感、政治風險高,這些都成為瞭中秘們最常見的考慮,也常常導致外媒記者與中秘之間緊張的工作關系。" 中秘俱樂部 " 等微信群常被中秘們用來倒苦水,甚至還定期制作排行榜,吐槽合作過的奇葩外媒記者。

一位名叫 Yajun Zhang 的前中秘針對張超群事件寫瞭篇流傳頗廣的文章,將中秘的困境形容為 " 夾在國傢機構和外媒之間 ",他們是 " 媒體中的夏爾巴人 ",類比青藏高原上助人登山、不計功名的夏爾巴人。文章引起不少中秘的共鳴。

上述兩傢媒體對此事的分析,基本算是冷靜而公道。我的看法是,荷蘭門被踢爆是好事,但客觀上將為本已十分不樂觀的外媒對華報道環境再次添上一根稻草,報道環境的惡化反過來又將讓報道倫理的堅守越來越困難。這是一個可怕的惡性循環。

首先是外媒記者和中秘的質量都在大規模滑坡。

像儲百亮這種在大陸拿到黨史學位,可以一襲中山裝直接拿起話筒用中文給溫傢寶提問的外媒記者,現在越來越少。大部分外媒記者包括那些拿到普利策獎的最優秀外媒記者,大多面臨著語言障礙和認知中國的障礙。

(在路透和紐時等地駐華多年的儲百亮是有名的中國通)

而中秘面臨的狀況可能比外媒記者要好不瞭多少。張超群的情況我不瞭解,從這個事件上判斷,他應該是個不錯的中秘。

但相當部分中秘隻有語言優勢,志在做一個稱職的翻譯,既無行業所必須的公共關懷,也無新聞從業的必要經歷,對采寫和報道中國的技術和經驗,往往還不如雇傭他(她)的外媒老板。

擁有豐富從業經驗的中國記者本來是最合適的角色,但往往因為外語障礙(30 歲以後這是個很難克服的障礙)、行業天花板(外媒記者和中秘之間看得見的鴻溝)和政治安全考慮(趙巖的教訓在前),很難下決心進入這個圈子。

像安替和周衛那種在語言和新聞經驗上都初步跨越瞭障礙的中秘,和儲百亮這種中國通式的外媒記者一樣,都已經成為業內珍稀動物。

現實情況就是這樣,好的外媒駐華記者越來越少,好中秘也越來越少,伴隨著機構媒體盈利情況全球范圍內的普遍性走低,這種局面會越來越嚴峻。

第二個問題是,即便具備瞭前兩個條件,外媒報道中國的環境也越來越不樂觀。吾國朝野對西方媒體向來抱持戒心,這些年來愈發防意如城。

需要指出的是,官方這兩年所謂易守為攻的大外宣戰略,並未能使得這個局面有所改觀。觀感的改變是個長期的事情,軟實力畢竟不像硬實力那麼容易提升。

不用說秉持意識形態跨國鬥爭思維的官方,吾國民間其實也自覺對外媒采訪報道采取敬而遠之的態度。

聶樹斌案和呼格吉勒圖案的當事傢庭均是如此,再往前推的佘祥林案也是如此。佘祥林案發生時,我在京山縣采訪,目睹佘傢兄弟拒絕瞭兩傢外媒(記得是紐約時報北京分社和南華早報)的電話采訪。共同的理由都是這是我們國傢自傢人內部的事情,不願意讓你們洋鬼子看笑話。

(呼格吉勒圖父母李三仁夫婦客氣地對外媒說:這是我們國傢的事、我們傢的事,你們別管瞭)

不需要對這種不假思索的態度做簡單的嘲笑,中國老百姓不傻,這種婉拒的理由至少能減少其無法承受的麻煩。接受外媒采訪是一件有風險的事情,現在更是一件高風險的事情。

無論內媒還是外媒,采訪對象本來就沒有義務為你的工作承受風險。更需指出的是,相當部分外媒中秘乃至外媒記者根本沒有保護采訪對象的起碼意識,一門心思隻想的是完成采訪和報道。比如 NRC 駐華記者蓋誠澈這次對在京荷蘭人韓非子過失致人死亡案報道的錯訛,對采訪對象北京執業律師王甫的影響就非常之大。

另外,外媒記者親臨現場采訪也越來越成為奢侈的事情。一是成本制約,二是到瞭現場也往往因堅壁清野的嚴密防范而收獲渺渺。

記得 2006 年春天我在佳木斯采訪宮潤伯殺童案,住在佳木斯大學裡的國際大酒店。安替奉紐約時報北京分社周看之命以中秘身份也來到佳木斯,也住在這個酒店。安老師大門不出,二門不邁,每天等我晚上采訪回來好酒好肉招待,打聽現場情況——蓋因他突然發現酒店門口貼著一個牌子:國傢安全工作先進單位。

所以總結起來就是,稱職的外媒記者和中秘都越來越少,駐華采訪環境也越來越惡劣,說寸步難行或許誇張,說焦頭爛額應該是事實。

這樣,外媒在華報道,除瞭會議新聞,比如獲準出席的兩會、黨代會、吹風會(如六中全會後對外媒的吹風會)等各種堂會;除瞭主題性報道,比如組織西部行,革命老區行等,很難深入采寫報道到真實的中國。

像紐約時報北京分社那樣以法治中國報道拿到普利策國際報道獎,像 NHK 那樣拍攝到《窮人與富人》、《喉舌與責任》的靠譜紀錄片,已經成為近似傳奇的絕響。甚至像江總接受華萊士專訪,溫總接受 CNN 專訪這種運籌帷幄的定點外宣管道,也已經很久未見瞭。

至於像聯合早報那種依托中新關系的奇特站位所形成的特別平臺,既是歷史形成的積淀,也很難再度復制到其他外媒。

以上因素之外,也得承認,因為發展階段與國力不對等,長期以來外媒中存在某種話語權殖民心態。一些西方發達國傢外媒看中國,未必有深入之理解與關切之同情,卻很難避免先入為主與指點嘲弄的所謂高貴人種心態。

這個其實不難理解,想想我們看待埃色俄比亞、南非甚至東南亞一些國傢就知道瞭,我們誰真正關註他們的國計民生?關心哪個反對黨領袖入獄?哪個貧民窟改造?

在這種外媒報道中國越來越困難的情況下,污名化與妖魔化成為一種很難避免的可能,閉門造車的想象與造假也成為一個可能存在的選擇。環境越惡劣,這種概率越大。

關註這個領域的朋友應該還有印象,在荷蘭 NRC 這次造假門之前,英國衛報在 2005 年的番禺大石村報道上已經搞過一次輕量級的烏龍瞭。還好那次隻限於記者對局部細節的誇大,並非整體性的和持續性的造假。和 NRC 一樣,衛報同樣是聲名赫赫的重量級國際傳媒。

這次由中秘踢爆的荷蘭外媒記者造假事件,事實基本面已沒有多少爭議,留給中外雙方的壞印象卻未必那麼容易剔除。往好瞭想,是雙方都會吸取教訓,更加看重管道的通暢。實際上更大的可能是敵意更濃,提放心更甚,溝通更困難,吾國的國際臉譜也由此更加單一和粗糙。

唯一慶幸的是這次是國人無所謂好感也無所謂惡感的荷蘭媒體,如果是美媒或日媒,激發吾國深厚的民族主義情緒之後," 帝吧出征,寸草不生 ",對攻不知將伊於胡底。

看看南觀北環這兩大傳媒界意識形態指征如何報道此事便知。《環球時報》的報道標題為《荷蘭駐華記者因新聞造假離職,自稱感到很羞愧》,還算難得的平和。觀察者網的報道標題則為《深扒!資深外國記者被中國助理舉報:涉華報道瞎編亂造》。

這篇寫到這裡,自感實在太消極瞭,也許任何樂觀的判斷都隻能留待未來去驗證。來,一起學習下 3 年前的春天,領袖刊登在 NRC 上的重要指示:

冬去春來,萬象更新,時間的腳步永不停歇。北京和阿姆斯特丹相距近8000公裡,但再遠的距離也不能阻擋中歐相互走近、擴大合作的步伐,不能阻擋雙方民眾相互吸引、增進友誼的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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