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 9 月 29 日是中日邦交正常化 45 周年。45 年來，中日關系經歷瞭奠定政治、法律基礎 ( 1972 年恢復邦交到 1978 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 ) 、關系大發展 ( 1979 年到 1990 年代中期 ) 和轉型期 ( 1990 年代中期到現在 ) 三個階段。
從實現邦交正常化到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中日雙方盡管在臺灣、 歷史、 領土等敏感問題上產生過一些矛盾和摩擦，但總的說來，友好合作是兩國關系的主流，兩國關系經受住瞭國際形勢和各自國內政局變化的考驗，各領域的交流與合作都達到空前未有的高度，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瞭實實在在的利益，也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瞭重要作用。
但應看到，1972 年實現的中日邦交正常化，是中國領導人出於高度的戰略謀劃和政治判斷，捐棄前嫌，以寬廣的胸懷與日本達成的和解。所建立起來的關系，是在經歷瞭半個世紀的曲折之後重歸於好的特殊關系。
上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後，圍繞中日關系的國際形勢和各自國內狀況均發生瞭巨大的變化，" 特殊關系 " 難以為繼，" 普通關系 " 勢在必行。國際上，隨著冷戰的結束，國際關系重組，中日兩國的戰略性合作紐帶不復存在瞭。日本進入政治轉型期，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右傾化思潮泛濫，戰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政治傢進入權力中樞，他們不像老一代政治傢那樣有 " 戰爭罪惡感 "、" 戰敗國意識 "，亟欲摘掉 " 戰敗國 " 的帽子，加緊走向政治大國，進而在歷史和臺灣等問題上，挑戰雙方達成的協議原則，導致中日關系矛盾和摩擦增多。
另一方面，中國的崛起，導致東亞出現兩強並立的局面，打破瞭甲午戰爭以來中日兩國實力始終不對稱的格局。面對新現實，日本缺乏心理準備，失落感、危機感交集，失去自信而困惑，不知道應如何同中國打交道 ; 日本右翼勢力則由於失去對中國的優越感，產生焦慮、不安情緒乃至不服氣和對抗心理，有些人要對中國說 " 不 "。21 世紀初小泉首相一再參拜靖國神社和 2010 年以來日本為政者屢屢在釣魚島問題上莽撞行事，都是在這種大背景下發生的典型反應。
中日關系 " 新常態 " 應該承認，中國的快速發展對中日關系的影響是非常深刻的，中日力量對比變化對日本造成瞭巨大的沖擊。在我看來，這幾年，日本不斷制造麻煩，挑戰中日關系的底線，不是強大的表現，而是迷茫、彷徨、一種心理頓挫後困惑的反映。這種現象緣於中國在日本的外交定位問題上尚未獲正確解決。也就是說，對於日本來說，中國究竟應是戰略合作夥伴，還是戰略防備對手的問題，尚待解決。這是中日關系在舊的平衡被打破而新的平衡尚未建立起來的表現，表明中日關系正處在轉型的過渡期，在如何對待今天的中國方面，日本正在經歷漫長而艱難的外交定位和民族心理調適過程，日本要接受身邊強大的中國，可能還需要時間。
我認為，日本對華政策的調幅其實很小，絕大部分日本人都希望改善與中國的關系。日本社會確實有一定的所謂 " 嫌中 " 情緒，這種情緒因釣魚島問題還有所升溫，但大部分人能分清 " 情緒 " 和 " 理智 " 的區別。在理智上，朝野上下都知道中國很重要，深諳發展對華關系可以獲得很大利益，這不僅是指經濟方面，也包括安全外交諸多方面。正是這種民意背景，迫使安倍首相在力推其國內政治轉型取得突破性進展後，不得不做出改善對華關系的姿態，一再喊話希求實現首腦會晤，修補同中國的關系。
經過雙方努力，2014 年 APEC 北京峰會前，兩國達成 " 四點原則共識 "。在此基礎上，兩國關系開始恢復和改善進程，但由於中日關系仍處在以矛盾和摩擦頻發為特征的轉型期，舊平衡被打破瞭，而新平衡尚未建立起來，中日之間經濟上的互需與政治上的博弈共存成為 " 新常態 "，是一個不穩定、前景模糊的時期，而且不可能在短期內結束。因為造成這種局面的背後有相當復雜的原因，隻要這些復雜的因素存在，中日關系就隻能在目前的處境中徘徊，謀求改善關系的努力難以明顯奏效。因此，欲真正改善中日關系，要治標，更要治本。 (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研究員、外交部前大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