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逸舟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李欣達 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 ）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外交官人數的變化經歷瞭漫長而曲折的過程。在國際因素層面，三次建交高潮及改革開放後對外關系的大發展推動瞭外交官人數的增加與外交官選拔、培訓和管理機制的不斷完善。在國內因素層面，政治體制改革、政治運動、領導人以及外交隊伍的革命和軍事特性均對外交官人數的變化產生瞭影響。
社會主義建設初期：從零起步，階梯增長
新中國成立之初，按照 " 另起爐灶 " 的方針，中共中央決定按照無產階級的思想原則創建一支全新的人民外交隊伍，而拒絕依靠國民黨舊外交部的一套人馬辦外交。
這就意味著，新中國外交隊伍的創建需要從零做起。至 1949 年 11 月 8 日外交部成立大會召開，外交部僅有 170 位工作人員，外交人員十分匱乏。在這 170 餘人中，外交幹部的來源以全國各大軍區幹部為主，另外包括原中央外事組及地方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統戰工作的同志和具有一定專業知識的青年大學生。從選拔條件來看，主要註重幹部長期革命鬥爭的經驗，政治清白，服從組織分配，其次是掌握外語與相關外交技能。
隨後，外交部迅速補充新鮮血液。到 1949 年年底人員總數已近 300 人，包括 248 名幹部及 37 名勤雜人員。1952 年夏天，約 800 名外國語學校的第一批學生陸續進入外交部工作。駐外方面，到 1951 年 5 月，毛澤東主席先後任命瞭 15 位大使作為新中國首批駐外使節。其中，" 將軍大使 " 共 12 人，具有極高占比，這正印證瞭當時中國對於外交官革命背景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對外派遣共 700 多名外交人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外交官數量的增長與 " 一邊倒 " 的外交方針具有很大關系。一方面，在西方國傢的外交封鎖下，" 一邊倒 " 帶來瞭與蘇東國傢的第一次建交高潮，進而擴大瞭外交官需求。尤其是蘇聯的經濟建設援助在一定程度上擴大瞭中國對於經濟外交官的需求。
出於蘇聯援助的 "156 項工程 " 的工作需要，駐蘇使館商務參贊處由一名參贊增加至四名商務參贊。同時，原外貿部副部長李強及多名各工業部門的技術負責幹部也被派遣前往蘇聯開展工作，這也促進瞭中國外交官數量的增長。
然而另一方面，在抗美援朝的三年裡，新中國隻與一個國傢——巴基斯坦——新建立瞭外交關系。在此期間，中國也暫停瞭對大使的新任命。這在一定程度上構成瞭中國外交官在這一時期增長的阻力。
1954 年，周恩來率新中國外交團參加日內瓦會議。
1954 — 1957 年中國外交官的增長迎來瞭一個小高峰。其中一個重要背景便是中國在 1954 年日內瓦會議和 1955 年萬隆會議的成功外交，迎來瞭第二次建交高潮，促使大批外交官被派駐國外。
基於這一新情況，周恩來總理提出瞭 " 三三制 " 的外交人員總體佈局的構想，即外交幹部三分之一在國內、三分之一在國外、三分之一儲備培訓。外交幹部管理制度建設由此得到瞭加強。同時，由於中國領導人對於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的預期，政府有計劃地進行瞭高質量外交官的培訓工作。
外交部於 1955 年制訂瞭《培養外交幹部十二年規劃》，第二年又根據形勢發展修訂為《培養外交幹部七年（1956 — 1962）規劃》，以滿足日益擴大的對高質量外交官的需求。中國外交事業的擴展也進一步推動瞭外交部機構的調整與擴充。自 1954 年 7 月至 1956 年 8 月，外交部由新中國成立初期的 9 個司級單位擴展為 14 個司級單位。這一機構的變化也為外交隊伍的擴大提供瞭制度基礎。
這一時期外交官數量增長的又一原因是 1954 — 1955 年的行政區劃改革。新中國成立初期，為瞭更加有針對性地開展地方革命工作，在中央和省級國傢機構之間，設立瞭六大行政區及相應的政府機構。
隨著民主改革任務的基本完成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開展，1954 年 6 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十二次會議通過決定，撤銷大行政區一級的機構和大行政區的設置。該決定被通過後，外交部獲得瞭在這六大行政區選任幹部的優先權，並隨即派遣招錄幹部工作組。
據估計，此次選任的幹部人數有 100 — 200 名，主要擔任領事或一秘等中級外交官的職位。此次行政區劃改革使得外交官中地方行政幹部的比例大幅提高。
自 1957 年的 " 反右運動 "，外交隊伍開始遭受政治運動的打擊，一部分外交官被指認為右派分子，這在一定程度上減少瞭外交官的數量。但同時對外關系的擴大在持續地推動外交官數量增長。
隨著第二次建交高潮的持續深入，翻譯人員緊缺對外交的嚴重阻礙凸顯出來。在此情況下，外交部同教育部等單位多次制定培養翻譯幹部的規劃，旨在達到掌握世界上所有語言的基本水平。培養對象主要從全國各外語院校在校畢業生、高年級學生和派赴國外的留學生中選拔。
至 1961 年，共有 1500 多名學生被選拔為初、高級翻譯的培養對象。1964 年又計劃派留學生 1750 名，其中高中畢業生 1550 名，進修生 200 名。在其他職位外交官的選拔和培訓方面，中共中央批準外交部在全國范圍內招聘大學生作為初級外交官的儲備資源。對於中級外交官，外交部則從全國模范教師和地方政府的中堅力量選任。
至 1960 年，外交部的外交官總數達到 1897 人，包括在國內工作及駐外的外交官。自 1954 — 1966 年任職的大使則有 77 位，比前一時期增長瞭 352%。從構成上來看，將軍大使的比例由前一時期的 70% 以上減少為不到三分之一，地方行政幹部的比例則大幅增加。
" 文化大革命 " 時期：急劇減少，快速恢復
1966 年 " 文化大革命 " 的浩劫開始後，造反派對國傢外交事業和外交隊伍造成瞭嚴重破壞。自 1966 年秋天開始，駐外外交官就被陸續召回北京 " 參加革命 "。到 1967 年夏天，除瞭中國駐埃及大使黃華，所有的大使都被召回北京。使館其他人員被召回的數量達到 2000 人左右，包括外交官、行政與後勤人員。
外交官由於遭受迫害而大量減少，即使在職也難以正常完成外交工作。據統計，在 1966 年任職的外交官中，" 文革 " 後沒能再次返回外交隊伍工作的大使、參贊以及國內高級外交官（包括部長，副部長，部長助理，司局級領導及其助理）的比例分別為 25%、45.8%、44.6%。同時，" 文革 " 使外交部面對大學畢業生的選拔制度被中斷五年之久（1966 — 1971），導致瞭未來一段時間內高質量外交官的空白。
在遭受瞭三年多的 " 文革 " 動蕩之後，與其他中央黨政機關不同的是，外交部開始逐漸走向穩定。這其中，政治領導人的指揮，尤其是周恩來對中國外交的特殊關註，對於外交隊伍的快速恢復起到瞭重要作用。1968 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指示解放軍進駐外交部以穩定局勢。
在這一情況下，許多高級外交官和工作人員恢復瞭他們在外交部的職務。1969 年，周恩來安排派遣約 15 名大使重返亞洲和非洲國傢的駐外使館。1971 年，在 " 五七幹校 " 勞動的外交官開始返回北京。自此之後，外交部的工作逐漸恢復正常。
在這一過程中，周恩來總理對外交幹部，尤其是翻譯幹部給予瞭極大的關懷。他曾多次指示，對下放的翻譯幹部要加強管理，避免其失散，同時要保證他們學習外語的時間，這極大地保證瞭 20 世紀 70 年代中國對外關系大發展的需要。
1972 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圖為毛澤東主席會見尼克松總統。
雖然 " 文革 " 仍在繼續，但從 1970 年開始，中國的外交關系開始步入第三次高潮，而這再一次推動瞭外交官人數的增長。中國與加拿大和意大利的建交，與美國實現高級接觸，以及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恢復，促使外交部采取緊急措施選調一批大學畢業生和留學生擔任翻譯，並激活瞭中斷的翻譯培訓。
總的來說，自 1969 年開始，中國外交官的數量開始逐漸恢復乃至擴大。就大使而言，自 " 文革 " 發生到 1970 年，" 文革 " 前 94 位大使中將近三分之一由於各種原因離開瞭外交事業，而在 1969 到 1976 年間就新任命瞭 78 位大使。其中，74% 的大使已有超過十年的外事經驗和一定的外語基礎。這表明中國外交官正在向專業化的方向逐步邁進。
改革開放以來：波動增長，供不應求
20 世紀八九十年代，外交部在中共中央的指示下分別在 1982 — 1985 年和 1993 — 1994 年兩個時期集中進行瞭行政體制改革。這對外交官的數量和構成產生瞭一定的影響。
1982 — 1985 年的行政改革主要由行政效率改革和退休制度改革組成。
在行政效率改革方面，1982 年 2 月，外交部領導層的編制被精簡，副部長從十位減少為六位，領導的平均年齡由 65 歲降低到 58 歲。在司局級領導方面，雖然有關人員的減少數量未可查知，但可根據國傢規定推測，局級正副職一般設 2 — 3 人，與之前相比減少瞭 14%。
退休制度的建立是和精簡機構與編制的改革相配合而進行的。自 1983 年開始，外交部逐漸停止對 60 歲以上的外交官進行駐外任命。對於許多由於國內政治特殊情況而沒有得到應有升職的老外交官，在他們外交職業生涯的最後階段，外交部對他們進行瞭為期一任的更高任命。在這一措施下，老外交官的退休得以順利進行。1984 年以前被任命的 201 名 60 歲以上的大使以退休或其他原因全部離開瞭外交隊伍。
1993 — 1994 年改革的重點在於駐外使館的人事改革和外交官的工資改革。為瞭配合提高駐外外交官工資的改革措施，財政部要求外交部須將駐外人員裁減 25%。為瞭完成這一目標，外交部對駐外使館的人事制度進行改革，減少瞭由外交官配偶組成的行政及後勤人員的派遣，而雇傭駐在國的勞動力以填補此類崗位的情況開始出現並逐漸增多。
在工資改革方面，改革開放使企業職工的工資迅速提高，國傢機關工作人員的工資逐漸低於職工平均工資。外交官的工資情況亦是如此，這導致許多年輕外交官不惜辭職轉向其他薪酬可觀的行業。這一時期，30 歲以下外交官辭職的比例一度達到瞭 30%，並且新招錄的外交官數量並不能抵消辭職的人數。外交隊伍的擴大在當時成為較為嚴峻的問題。為瞭改善這一情況，國傢大幅提高瞭外交官的工資水平。改革後的駐外外交官工資遠高於平均工資水平，這對未來外交大發展下外交官數量的增長提供瞭物質基礎。
新世紀以來，越來越多國際盛事的舉辦，推動瞭外交官人數的大量增長。1979 年，中國的駐外外交人員為 3500 人左右。至 2006 年，駐外外交人員達到 4700 多名。由於北京奧運會的舉辦，到瞭 2008 年，這一數字達到 5500 多人，包括參贊（含）以上人員約 1000 人，一秘（含）以下人員約 4000 人。
這些駐外人員由 33 傢部委和職能單位選派，其中外交部派出的外交人員有 3391 人。面對不斷增長的外交官需求，外交部采取瞭一系列措施以擴大外交隊伍，提高外交隊伍的質量。
第一，外交部不斷調整和增設新的部門。如 2004 年成立的涉外安全事務司，2007 年成立的領事保護中心，2009 年成立的邊界與海洋事務司，2012 年成立的國際經濟司等。這不僅增強瞭此類部門的管理職能，也使外交人員因此不斷擴充。
第二，外交人員招錄方式逐漸朝開放和多元的方向發展。2006 年外交部公務員考錄模式做出重要調整，從僅面向限定生源院校范圍的應屆畢業生單獨提前進行專業考試，調整為面向符合國傢公務員報考條件以及外交部職位要求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應屆畢業生和社會在職人員，並將考試納入統考體系，實現瞭外交官招考的公開化。
盡管以上措施促進瞭外交官的增加，但相比於近年來大幅上升的外交官需求，外交官實際增加的數量並不突出，外交官的供需矛盾逐漸凸顯。一方面，外交部每年辭職和退休的人數占相當高的比例，因此綜合來看外交部現有人數的增加並不十分明顯。官方數據顯示，自 1998 — 2002 年，有 164 人離開瞭外交部，其中 80% 年齡位於 35 歲以下。
鑒於以上原因，筆者推測，自 2015 年至今，外交部的外交官總數一直維持在 5500 — 6000 人左右，該數字包括在國內工作及駐外的外交官。另一方面，面對這一供需矛盾，除瞭擴大每年招錄的外交官人數，外交部還向其他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借調人員幫助工作。
雖然這一做法有助於在短時間內緩解外交官短缺的問題，但也有可能出現工作非專業化與非連續性的問題。因此這一做法隻能是短期的應對措施而非長久之道。
外交官人數變化的動力機制與未來方向
外交官人數變化的動力機制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國際因素和國內政治因素。在國際因素方面，中國對外關系的擴大，建交國傢數量的增加，尤其是經濟交往的擴大，帶動瞭外交官數量的增長；鑒於世界上戰爭的爆發及動蕩的局勢，構成瞭外交官數量增長的阻力。
具體來說，中國外交官的數量變化主要遵循瞭這樣一種模式：國傢決策領導人感知國際關系與形勢的變化，從而對國內的相應機制做出合適的調整，這一調整推動瞭外交官數量的增長。國內的相應機制包括外交官的選拔、培訓和管理機制，以及外交部的機構設置。
從新中國外交歷史發展中看，在國內政治因素方面，主要有四方面因素使得外交官數量的變化不僅僅依賴於中國外交和國際形勢的變化。第一，政治體制改革的影響。第二，政治運動的打擊。第三，政治領導人對於外交隊伍的重視。第四，外交隊伍的革命和軍事特性。
在外交隊伍建立之初，周恩來總理便把這支外交隊伍比喻為一支 " 文裝的解放軍 "。這要求外交官立場堅定、紀律嚴明、具有堅強戰鬥力，忠實執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為瞭保持外交隊伍的這種戰鬥精神，國傢可能並不會在短時間內招錄大量的外交人員，以免造成幹部隊伍的渙散和無事可做的情況出現。而更有可能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增長外交官的數量，保證外交隊伍的高質量。
國傢主席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出席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白金漢宮舉行的盛大歡迎晚宴。
從這一動力機制出發，中國外交官數量有望在可預期的未來一段時間內實現大幅增長，但政府需要從政策規劃和具體實踐上做出更多的努力。
首先，中國外交正進入百花齊放的階段，世界其他國傢對中國的期許也在不斷提高，國際環境所帶來的外交官需求達到瞭前所未有的高峰。雖然目前的國際形勢呈現許多不穩定的因素，但爆發大規模戰爭的概率，相較於其他歷史時期來說是比較小的。
從另一角度來看，正是由於不穩定因素的存在，才愈加凸顯瞭外交隊伍數量和質量的重要性。隻有積極有效的外交政策才能緩解不同程度的沖突發生。其次，國內須做出與國際環境相適應的調整措施。
目前，政治運動對外交官的打擊可以說已經不復存在瞭。但政治體制中依然存在一些問題，如編制與實際業務量不相適應、外事系統中各個部門分工混雜不明晰等，都對外交官數量的進一步增長構成瞭阻礙。這時，就需要政治領導人增加對外交隊伍的關註，盡早將擴大外交隊伍提上重要議事日程，方能克服現有體制所存在的種種阻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