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 讀
五個月前白宮公佈的稅改計劃原則隻有一頁紙，共和黨人最新公佈的稅改框架有九頁。被特朗普盛贊為 " 一代人一遇 " 機遇的稅改計劃到底有什麼核心細節？和現行法規及其競選時的主張相比有何變化？稅改計劃從框架到落地面臨的難題是什麼？個稅部分真的會如特朗普所稱 " 惠及普通勞動者 " 嗎？這一計劃又對中國經濟有何潛在影響？
稅改框架 " 帶來的疑問比答案多 "
五個月前白宮公佈的 " 史上最大 " 規模稅改計劃原則隻有一頁紙，今天共和黨人公佈的稅改框架增加到九頁。
本周三特朗普盛贊稅改計劃是 " 一代人一遇 " 的歷史性機遇，將創造 " 革命性的改變 "。最新披露的稅改框架到底有什麼核心細節和變化？
據華爾街見聞整理，雖然框架沒有讓企業所得稅降到特朗普之前的 " 夢想稅率 "15%，但為瞭吸引美國企業轉回海外利潤給予瞭支持，而且據稱美國制造企業將享有將近 80 年來最低邊際稅率。
在個稅方面，盡管出於簡化稅制將個稅稅級定為最高 35% 的三檔，未來國會仍有可能針對最富有納稅人追加一檔稅級。框架明確要 " 大幅提高 " 子女稅收補貼，並提高瞭開始逐步取消子女稅收補貼的收入門檻，對育兒稅收優惠傾斜明顯。
不過，這份框架仍缺少很多細節，比如對子女稅收補貼提高幅度，對企業資本利得稅、股息紅利稅、未繳稅海外利潤一次性征稅稅率都不明。框架還沒能明顯體現特朗普自稱的稅改最大贏傢將是中產階層這一目標。
COWEN 的董事總經理 Chris Krueger 認為，稅改計劃關鍵要看細節，現在的框架裡沒有明確的財政收入和赤字數據，也沒有詳細說明如何沖抵減稅的成本。這帶來的疑問比答案多。
高盛亞洲投資管理部前首席策略師哈繼銘此前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和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IIE）首次發佈的《CF40-PIIE 聯合報告（2017）》中寫道，減稅帶來的財政收入減少將擴大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增加政府借款，從而推高利率並擠出私人投資，這有可能部分甚至全部抵消減稅計劃帶來的積極的激勵效應。
高盛點評認為，從公佈的框架看，凈削減的個人稅負比最近媒體透露的小一些；要讓國會通過稅改案，要麼預算協議得擴大，要麼減稅規模得收縮。
框架具體要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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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稅變化
下調企業所得稅
取消企業替代性最低稅，將企業所得稅由 35% 降至 20%。但直到上周日，特朗普還堅稱，希望企業所得稅降到 15%。
下調小企業稅
框架文件稱，獨資經營、合夥經營和股份制的小企業和傢族企業，即稅賦轉由合夥人繳納的公司（pass-through business），其企業所得的最高稅率將從 39.6% 降至 25%。
框架呼籲出臺法規，打擊濫用這類最高稅率規避工資所得稅的行為，但未明確具體措施，將建議采取措施，防止出現通過個人收入轉為企業收入規避高稅率的行為。
短期資本投資費用優惠
對於設備和機器等新增短期資本投資，可沖銷至少五年的費用，但沒有提供建築物等長期資本投資的優惠細節。
呼籲提高部分應稅利息
框架呼籲將部分限制 C 型股份有限公司納稅可扣除的利息，沒有提供 Pass-through 企業利息抵扣的細節。
企業費用稅收優惠和抵扣
因企業稅整體大幅下調，不再需要現行的國內生產稅收抵扣，取消第 199 條款的制造業抵扣，呼籲取消或限制其他相關特別稅收抵扣。框架稱，國內制造企業將享有將近 80 年來最低邊際稅率。
降低企業海外利潤稅
目前美國的跨國企業如果將海外利潤轉回國內，應納稅率高達 35%。框架呼籲對有海外盈利的美國企業，征稅體系由屬人制變為屬地制。（註：依據屬地制，隻要在海外已繳稅，美國企業轉回本國的利潤就不必再繳稅。）
為瞭避免跨國企業將盈利轉入避險天堂，框架呼籲，以全球范圍內該企業可享有的最低稅率對其海外利潤征稅，但也沒有說明具體措施。
視同匯回稅
框架提出，對跨國企業此前累積的海外盈利一次性征視同匯回稅，但沒有明確即使這部分利潤沒有真正轉回美國，是否必須這樣征稅。
框架呼籲下調非流動性海外資產的稅率，降到比流動性海外盈利的低，但沒有說明具體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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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稅變化
稅級簡化 最低個稅上調 未來可能增加更高稅檔
和今年 4 月白宮公佈的稅改原則一致，稅級由七檔簡化為三檔，但最低稅率不是 4 月公佈的 10%，而是 12%，即 12%、25% 和 35% 三檔。
雖然 12% 的最低個稅率高於 10% 的當前最低水平，但文件認為，如果全面推行稅改的舉措，目前按 10% 一檔繳稅的傢庭會減少整體稅負，" 料將更富有。"
文件稱，未來可能增加適用於最高收入群體的一檔，而且為瞭實現稅級等參數指數化，應該用 " 更準確的通脹指標 " 衡量。
這意味著，框架文件給國會增加針對高收入納稅人的第四檔留下瞭空間。CNN 預計，如果 35% 仍是最高稅率，民主黨人將質疑稅改隻是對富人大幅減稅。
無黨派機構美國稅務基金會（Tax Foundation）認為，文件中所說 " 更準確的通脹指標 " 可能是 CPI。
標準扣除額翻倍 提高免稅額
美國目前個稅的應稅所得是調整後收入減去個人免稅額和個人所得扣除額的結果，有兩種方式確定個人所得扣除額，一種是標準扣除額（Standard Deductions ) ，另一種是列舉扣除額 ( Itemized Deductions ) 。
根據稅改框架文件，將單身人士的標準扣除額從當前的 6350 美元上調至 1.2 萬美元；將夫婦二人的標準扣除額從當前的 1.27 萬美元上調至 2.4 萬美元。
列舉扣除額方面，文件呼籲取消大部分列舉扣除額，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抵扣額。雖未明確具體是哪些項目，但呼籲保留按揭貸款利息、慈善捐款和養老儲蓄、高等教育方面的扣除額。
傢庭稅收優惠：大幅提高子女稅收抵扣
框架文件取消被扶養人個人的豁免額，" 大幅提高 " 子女稅收補貼（Child Tax Credit），但未透露具體幅度。目前每年每個 17 歲以下的孩子有 1000 美元這類補貼。
框架提出，為並非子女的被扶養人、比如老人提供一筆 500 美元的不可退還補貼。框架還提高瞭開始逐步取消子女稅收補貼的收入門檻，這意味著會有更多中等收入傢庭有資格得到這類稅收抵扣。
資本利得和分紅：可能保留退休人士的這類稅收優惠
框架沒有這方面的提議，呼籲保留退休人士的這類稅收優惠。美國稅務基金會認為，它可能指的是 401K 退休計劃、個人投資性退休賬戶 IRA 和特定的福利計劃投資所得。
取消替代性最低稅（AMT）
CNN 指出，AMT 最常為收入在 20 萬到 100 萬美元的納稅人所用。它原本是為瞭保證富人盡可能少納稅。
取消遺產稅
共和黨人此前將這種稅稱為 " 死亡稅 "，它隻影響約 0.2% 的遺產，應稅遺產價值約 550 萬美元。
稅改到底對誰有利？
在公佈稅改計劃時，特朗普宣稱，減稅將會增加投資、促進增長，並創造更大的繁榮；同時還會惠及勞動者和普通傢庭，給富人帶來的益處卻很少。但是，輿論卻不買賬，對特朗普許諾的 " 大餅 " 一一駁斥。
" 稅改計劃將對富人有利，包括特朗普自己。"《紐約時報》不客氣地批評。
評論認為，稅改對美國最富階層是巨大的暴利，卻不會直接惠及占三分之一人口的底層民眾。至於中產階層，獲益程度也不痛不癢，更有可能得到增稅的結果。
對巨富階層來說，取消房產遺產稅和替代性最低稅（alternative minimum tax）都是利好。房產遺產稅每年影響幾千個超級富翁傢庭，而替代性最低稅是為防止逃稅設計的安全網。現在兩個稅種都取消將使富人受益。據有限的公開數據顯示，2005 年，替代性最低稅迫使特朗普支付瞭 3100 萬美元的額外稅收。
對那些不用繳納聯邦所得稅的低收入傢庭來說，該計劃也不會帶來好處。因為特朗普並未提出像削減工資稅這樣的措施，而大多數工人都須繳納工資稅。同時，最新計劃也沒有增加勞動所得稅抵免，對貧困的工人階層來說，勞動所得稅抵免能夠提升工資的價值。
對中產階層而言，特朗普雖反復承諾，將減少中產傢庭的稅收，但稅改計劃沒有具體規定減稅的收入門檻。雖然計劃還提議用兒童稅收抵免取代現行的稅收減免政策，但政府也未明言到底能抵免多少。因此，盡管部分傢庭可能會得到減稅，但另一些傢庭最終可能是繳更多的稅。
據美國稅務基金會的預計，稅改獲益最多的還是占全美傢庭總收入 20% 的富人，即年收入 48 萬美元以上的傢庭。隨著最高個人所得稅率降至 35%，占人口 1% 的富人將因此增加 5.3% 的稅後收入。再加上取消遺產稅，會讓他們的子女受益更大。
大幅降低企業稅或加劇中國資本外流壓力
哈繼銘在《CF40-PIIE 聯合報告（2017）》中提到，近年來中國對美國直接投資快速增加，部分原因可能在於美國的實際企業稅更低、稅收也更為透明。對於中國企業來說，大幅降低企業所得稅將使美國成為更具有具吸引力的投資目的地，並加劇中國資本外流的壓力。
諷刺的是，盡管特朗普總統認為美國企業所得稅太高，但是許多中國企業傢卻認為中國的實際稅收更高，高於 25% 的法定稅率。中國有必要通過結構性改革來改進稅收體系，使之更有利於經濟轉型。《CF40-PIIE 聯合報告（2017）》對此提出的政策建議包括：
第一，中國的稅收依賴於間接稅（如流轉稅）：間接稅占占稅收總收入的 70％，而直接稅僅占 30％。這與其他直接稅發揮更重要作用的國傢形成鮮明對照。像增值稅這樣的間接稅，在本質上是累退的，因為低收入傢庭必須承擔與其收入不相稱的很大一部分稅收負擔。這對中國向消費主導型經濟的轉型毫無裨益，因為低收入傢庭有較高的邊際消費傾向。降低流轉稅將有利於提高消費占比、降低投資占比，從而促進中國經濟再平衡。低消費、高儲蓄使得中國經濟高度依賴於投資增長，從而導致產能過剩和企業高債務等問題。
第二，中國應該立即征收房產稅。最近幾年房價飛漲，大城市尤為明顯。，這導致房屋可負擔能力顯著下降，中國大部分一線城市已成為世界上房屋負擔最高的城市。高房價不僅會提高行業杠桿水平，導致金融風險，還會引發中低收入人群的不滿，同時，繁榮的房地產行業也會對其他行業造成擠出效應。
第三，理順中央和地方政府間的財政關系。目前，解決收支錯配問題的改革進程滯後，加快推進改革刻不容緩。中國各級地方政府承擔瞭大約 70％的支出需求，但僅獲得一般政府收入的 55％。盡管有中央的轉移支付，地方政府仍然有強烈的動機去征收法定稅收以外的多種費用，通過賣地增加收入，並通過各類融資工具來規避對貸款的監管。這是前述過高稅負的根源。地方政府及其附屬企業較高的負債水平，再加上借貸行為缺乏透明度，導致金融風險上升。賣地收入實際上充當瞭地方政府的一種稅收來源，而不斷上升的地價在很大程度上要為高房價負責。
（本文綜合自華爾街見聞、新浪財經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