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維坦按：本文難民潮話題有一個核心的問題：對於富裕的西方國傢而言，其公民自然要質疑如果大量難民湧入，其自身的諸項社會福利會有被剝奪削弱的可能，甚至就業機會都將減少。所以，所謂我們人類的團結感，其實就是區分誰是 " 我們 "。在反對難民進入本國的人眼中，那些難民隻是" 他們 "。
德國哲學傢康德曾用最嚴厲的語氣告訴我們，當你對某人做出一項善舉時，除非你將那個人僅僅視為理性的存在，而不是因為他是你的親戚、鄰居或同胞，否則該行為不能算是道德的。康德認為道德完全不同於留意他人苦難的能力。不過話說回來，如果就因為對方是一個中國人，你對他（她）的關心就超過瞭印度達卡貧民窟活得同樣絕望的人，這在道德上有問題嗎？你所認同的 " 我們 " 會以何種標準劃分呢？你是否會把與我們迥然不同的人納入到 " 我們 " 的范圍內嗎？
2014 年 10 月 2 日，多架迫擊炮炮擊敘利亞和土耳其之後，一名敘利亞庫爾德婦女和女兒穿過邊境，一起在桑尼烏法省（Sanliurfa）東南部的蘇魯克鎮（Suruc）等待，這裡靠近敘利亞邊境。 圖源：佈倫特 · 克勒奇（Bulent Kilic）/AFP/Getty Images
據聯合國報道，現在全世界有 6530 萬人流離失所，為史上最高。現在應該是人類歷史上難民人數及尋求庇護者人數最多的時候。
看看這個數字：6530 萬。你能想象嗎？我是說，在腦海中勾勒出這些人的形象。面對一個人時，你能想象出他的絕望和痛苦。但如果面對 6500 萬人呢？你根本無法想象，這不過是個抽象的數字。人的同情心局限性很強，這種局限性能影響人類活動，是最強大的心理力量之一。
我時常報道政治心理。與科學傢談話時，我總是會問：" 什麼研究有助於您理解世間百態呢？" 不管話題是國外的難民危機，還是國內的醫保問題，他們的答案往往都與保羅 · 斯洛維奇（Paul Slovic）有關。
斯洛維奇是俄勒岡大學（the University of Oregon）的心理學傢，幾十年來，人們都在問他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人們經常無視大規模暴行和大眾的苦難？
斯洛維奇的研究顯示，人的大腦既不善於勾勒幾百萬或幾十億人，也不太擅長與這麼多人產生共鳴。
這樣一來，很多事情就都不足為奇瞭：60% 的美國人都支持能在某種程度上禁止難民進入境的旅行禁令；立法者並不擔心自己可能會讓數千萬人失去醫保；在達爾富爾的戰爭和滅絕種族的大屠殺中，數百萬人喪生，人們卻無動於衷；2015 年，面對阿片類藥物濫用，全國上下未能做到團結一致，最終導致美國 33000 人死亡。
" 受害者人數增多時，個體生命的價值會急劇下降。這是我們想要的嗎？"
單單一個數字無法體現出背後的代價時，一個令人惱火的悖論就派上用場瞭，斯洛維奇稱之為 "心理麻木"（psychic numbing）。在一場悲劇中，受害者人數越多，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意願就越弱。即便受害者從一個增加到兩個，這種現象也會出現。
人們為什麼總是對大型災難無動於衷？斯洛維奇的研究給出瞭解釋。同時，他的研究也能影響記者和倡議者的傳達問題的方式。最近，我跟斯洛維奇通過電話，討論瞭政治傢為什麼容易無視大眾，單張圖片能造成多大影響，以及我們能否制造出比人類道德感更強的機器。
考慮到篇幅和條理，我對談話內容進行瞭編輯。
2015 年 6 月 27 日，敘利亞難民女孩在逃離瞭政府軍與伊斯蘭國間的戰火後，站在敘利亞庫爾德阿穆達（Amuda）的一棟大樓下。圖源：烏蓋爾 · 昂德 · 斯密斯科（UYGAR ONDER SIMSEK）/AFP/Getty Images
佈瑞恩 · 雷斯尼克：您的研究是從何開始的呢？
斯洛維奇：我冒著風險做這項研究到現在快 60 年瞭。20 世紀 70 年代，丹尼爾 · 卡納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 · 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對期望理論的研究深深吸引瞭我。他們的研究中提到瞭一個名為 " 價值作用 "（value function）的概念，即在事物的數量增加時，人們如何衡量它的價值。細微的變化也會產生巨大的影響，事物的數量越大，引起人們註意所需要的差異就越大。
比方說，口袋空空與 100 美元的差異似乎要比 100 美元與 200 美元的差異大，5800 美元與 5900 美元似乎都沒什麼區別瞭，雖然它們都隻相差 100 美元。
我和特維斯基也討論過這一點，並懷疑當對象換成生命時，該理論是否仍然適用。我們都得出瞭肯定的答案。這簡直令人毛骨悚然。
也就是說，人類生命的主觀價值並非恒定，慘劇波及的人越多，個體生命的價值越低。
2008 年 9 月 7 日，海地卡巴雷村，一名在颶風災難中死亡的孩子。在死亡的 70 名遇難者中，有三分之一的遇難者是兒童。圖源：AK Parti Forum
雷：這就是您所說的 " 心理麻木 "？受害者的數量越多，人們越冷漠。
斯：是的。我們把 " 心理麻木 " 的對立面稱之為單體效應（singularity effect），即個體生命很受重視。想保護某人，或救某人於水火之中時，我們都會竭盡全力。但需要幫助的人數增多時，我們的行動力卻不會相應增強。
人們在意個體，這種現象早已屢見不鮮。比方說，有個小孩需要手術，父母卻無法支付手術費用，報紙上刊登這個故事後，捐款和援助便如潮水般湧來。我們確實很關心個體，但卻不會把對個體的關心延伸到集體上，哪怕問題在我們力所能及的范圍內。
迫於壓力，我們都會對個體伸出援手。但世界已經千瘡百孔，一次救助一個人根本無濟於事。
2015 年 6 月 15 日，成千上萬的敘利亞人沖破邊境圍欄，進入土耳其境內。圖源：AFP/Getty Images
雷：您研究中的悖論讓我無法釋懷。我們對人數眾多的集體麻木不仁，卻很願意接受個人的故事，我們可以利用後者來解決前者。
那麼問題來瞭：我們的世界已經千瘡百孔，一次解決一個人的問題根本無濟於事。
斯：個體的故事和照片能產生短暫的影響。這些故事和照片能引起我們的註意，讓我們認清現實，或者說通過個體瞥見現實的縮影。我們能理解個體，並與其產生共鳴。但之後還要有人告訴我們下一步怎麼做。
艾蘭 · 庫爾迪：一名敘利亞籍庫爾德族三歲兒童。他於 2015 年 9 月 2 日在地中海溺亡後，其照片成為全球新聞的頭條。圖源：The Independent
不久前，我們做瞭一項研究，是關於溺斃後被沖上沙灘的敘利亞小男孩艾蘭 · 庫爾迪（Aylan Kurdi）的，研究結果刊登於《美國科學院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我們對那張照片引起的反響進行瞭分析。自 2011 年以來，敘利亞的 …… 死亡人數不斷增長，現已達到數十萬。突然間，我們看到瞭這個被沖上沙灘的小男孩，他的照片引起瞭人們的關註。
人們突然關心起瞭敘利亞戰爭和難民，而此前數十萬人的死亡都沒能引起他們的關註。當時，我們追蹤瞭這種反應，結果表明，它隻持續瞭一個月左右。
2015 年 8 月到 10 月，" 敘利亞 "、" 難民 " 及 " 艾蘭 " 這三個詞條在谷歌趨勢上的相對熱度。註：谷歌趨勢不提供具體搜索次數，而是將熱度峰值定為 100，熱度與搜索次數成正比。圖源：《美國科學院學報》
有些事是人們力所能及的。瑞典就接收瞭 16 萬敘利亞難民，瑞典紅十字會設立專項基金籌集款項，來幫助照料大批湧入的難民。艾蘭的照片發佈的第二天，捐款數額一下從 8000 美元漲到瞭 43 萬美元，這就是那張照片的影響力。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可以看到 …… 在大約一個月內，捐款數額保持在高位，隨後就跌至以往水平瞭。
這些個體的故事和照片極富沖擊力，它們給人們一個契機，出其不意地將人們從麻木不仁的狀態中突然喚醒，讓人們想要有所為。如果有些事情是我們力所能及的，我們就會伸出援手，比如向紅十字會捐款。但如果我們的能力僅限於此，時間一久，我們就又變得麻木不仁瞭。
這些個體的故事至關重要，能產生巨大的影響。但前提是，人們在受到觸動之後，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
受害者從一個增加到兩個時，心理麻木就出現瞭。
2016 年 2 月 17 日，難民和移民從土耳其穿越愛琴海後，紛紛湧上一艘橡皮艇，去往希臘萊斯博斯島（Lesbos）北部的米蒂利尼（Mytilene）。圖源：雷斯 · 梅斯尼斯（RIS MESSINIS）/AFP/Getty Images
雷：我讀過一些您的實驗報告，既感到憂心忡忡，又覺得獲益匪淺。比如在這篇 2014 年發表在 PLOS One 期刊上的文章中，您發現，當受害兒童從 1 個增加到 2 個時，人們對孩子的同情和捐款都減少瞭。為什麼會這樣呢？
（journals.plos.org/plosone/article?id=10.1371/journal.pone.0100115）
2014 年發表在 PLOS One 上的研究顯示，受害兒童從一個增加到兩個時，人們捐款的意願有所減弱。
斯：這與人的註意力有關。我們最近做瞭一項實驗（還沒發表），參與者要想想 1 美元的概念，我們給出瞭一些選項：100 個 1 美分硬幣、10 個 10 美分硬幣、4 個 25 美分硬幣、一個 1 美元硬幣，還有一張 1 美元紙幣。我們問參與者：" 你剛才想的是什麼，想象中的畫面是什麼樣的 ?"
絕大部分人想象的都是一張 1 美元紙幣。他們的想象中，沒有一大把硬幣，也沒有 4 個 25 美分硬幣之類的東西，隻有一張 1 美元紙幣。
單個物體更容易想象，也更容易建立聯系。
你必須要關註特定的人或群體，才能與他們產生感情上的聯系。在面對兩個人時，你的關註度肯定不可能跟面對一個人時同樣高。面對很多人時，想要建立起情感上的聯系就更難瞭。
雷：所以說我們會為大數字所困惑？
斯：這真的不隻是本能反應。因為你如果仔細考慮一下，可能就會覺得：" 一條命就是一條命，即使是在重大問題面前，它的價值也不應該降低。"
人的感覺系統不會考慮到這一點，它不會做乘法，也不太擅長處理數字。感覺系統在面對數字 1 時候反應最強烈：" 保護好我自己。保護好面前的人。" 和我們相似的人、我們身邊的人、與我們同時代的人——這類人深陷危機時，我們都會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
讓政治傢和普通人對人道主義危機視而不見的因素有 3 個。
數千名移民從克羅地亞穿過邊境進入斯洛文尼亞，有關部門正加大力度，應對自二戰以來歐洲規模最大的移民浪潮。圖源：傑夫 · J · 米歇爾（Jeff J Mitchell）/Getty Images
雷：這些都是心理麻木造成的嗎？眾所周知的慘劇無法，還有其他什麼原因嗎？
斯：我們發現，面對重大危機，有三大心理障礙抑制著人們的反應。一是反應麻木，也就是對大數字不敏感；二是行動無效的錯覺，即感覺自己正在做無用功。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為你的行動隻能解決部分問題，還有很多人你沒有幫到，這會讓你很難受。在這件事上，消極因素讓幫助別人帶來的暖意黯然失色瞭。
我們做瞭一個救助饑餓女孩的實驗。第一組中，有一部分人伸出援手，給孩子捐款。在第二組中，還是同一個女孩，還是同樣的情況，唯一的變化是，我們在她的照片旁邊加上瞭關於饑餓的統計數據。結果，善款金額下降瞭一半。
我們將其稱之為假性無效（pseudo-inefficacy），因為受這個因素影響的人原本能有所作為。他們之所以袖手旁觀，可能是因為感覺自己的行動沒價值，也可能是因為覺得這件事不值得做。
和前兩個影響決策的因素相比，第三個因素蘊含的邏輯更為縝密，我們稱其為 " 突出效應 "（prominence effect）。
雷：什麼是 " 突出效應 "？
斯：這個概念源於我很早之前做的研究。第一組數據還是 1961 年收集的。人們在兩種做法之間做出選擇時，往往會遵循一條很簡單的原則。
比如，你要給朋友挑禮物，你面前的兩個禮包都是一捆現金和一張代金券的組合。
禮包 A 現金多，代金券面額小；禮包 B 現金少，代金券面額卻大得多。兩個的總價值相等，但現在你必須做出選擇。
這種情況下，人們不會拋硬幣，而是會有條不紊地做出選擇。面對這個難題，有 85%~90% 的人都會選現金多的禮包 A。
在決策過程中，本性使然，人們傾向於做出更合理的選擇。如果你想讓自己的決定站得住腳，選現金更多的組合 A 準沒錯。你如果選瞭現金少的組合 B，就會想：" 代金券真的和現金一樣值錢嗎？"
你還能想出很多理由，來證明選擇禮包 B 沒那麼合理。
雷：政治傢對世界各地的難民危機和人道主義危機視而不見，隻是因為禁止難民入境好像更有說服力？
斯：我們的領導人都是明眼人。他們看到瞭清晰的照片，也聽到瞭個體的故事。雖然他們知道情況有多糟糕，但往往還是會選擇袖手旁觀。
就拿難民危機來說吧。
我記得去年秋天，美國政府換屆之前，當時的印第安納州州長邁克 · 彭斯（Mike Pence）和參議員丹 · 科茨（Dan Coats）說過幾句話，大意是" 除非能百分百確定難民不會傷害我們，不然我們不會讓任何一個難民進入印第安納州 "。這樣他們就能對難民置之不理，因為所有人都說：" 沒錯，我們當然不想讓恐怖分子進入社區。"
就算你覺得援助人道主義災難的受害者意義重大，但面臨抉擇時，選擇保護傢園才更合理。
我們或許能制造出比人類道德感更強的機器。
2014 年 3 月 8 日，伊斯坦佈爾於斯庫達爾（Uskudar）的一處屋簷下，來自阿勒頗（Aleppo）的敘利亞難民傢庭正在躲雨。圖源：佈倫特 · 克勒奇 /AFP/Getty Images
雷：假如冷漠根植於人的天性中，我們應該自責嗎？
斯：從某種程度來說，我們應該自責。大傢應該不會感到意外吧。
這並不是說我們應該服從天性，也不是說冷漠是對的，而是說我們不應該依賴自己的感覺，感覺並不可靠。我們要用一種更理性、更謹慎、更周密的方式來思考數據背後的真相。在制訂法律、設立公共機構、設計相關程序時，也不能依靠自己的感覺，要三思而後行。
雷：怎麼才能做到呢？
斯：可以參考個人所得稅體系。個人要為享受到的服務向政府納稅，而納稅額並不取決於個人感覺，不是你認為該交多少就交多少。經過深思熟慮，人們制定瞭一套詳盡的分析程序，它明確規定瞭個人應向政府繳納的稅款金額。這個體系是具有法律效力的。
不管怎麼說，這都是個分析型體系。我們沒有依靠納稅人的忠誠和義務感，我們也不能這麼做。我覺得，這跟道德危機是一個道理。當你經過再三考慮，意識到危機的嚴重性時，就必須制定法律、設立公共機構，因為它們不會囿於一時的感情。
雷：我能勾勒出這樣一種未來，到時候，人類能實現同情自動化，真是越說越科幻瞭。我們可以用發呆的時間設計一種機器，讓它引導人類對可怕的事情做出回應。
斯：把道德問題交給機器處理——這種想法會讓很多人反感。但從很多方面來看，道德直覺確實會讓我們做錯事，這樣看來，人工道德或許並沒有我們想象的那麼糟糕。
個體生命的價值到底是什麼呢？如果我們發現，人類大大低估瞭生命的價值，用程序衡量生命的價值可能會更好。
雷：這個想法確實很有意思。如果我們能通過編程賦予機器道德，那機器的道德感可能會比人類更強。
斯：沒錯，因為我們的道德感並沒有自己想象中那麼強。
" 解決部分問題，也能救人性命 "
2015 年 10 月 2 日，難民從土耳其出發，乘橡皮艇渡過愛琴海，到達瞭希臘萊斯博斯島海岸，這裡靠近希臘斯卡拉斯卡米尼亞（Skala Sikaminias）村。圖源：梅特耶 · 蒂維娜（Matej Divizna）/Getty Images
雷：這項研究對記者和宣傳人員的工作有什麼啟示呢？
斯：沖破麻木隻是第一步。你還得給人們一個目標，再提供一些行動方案供其選擇。
第二步是與自己正在做無用功的錯覺作鬥爭。即便是解決部分問題，也能救人性命。這肯定不如徹底解決問題來得痛快。不要因為自己無法包攬一切而受到誤導。
我們曾做過一個實驗，結果表明，同樣是救助難民營中的 4500 個人，如果這個難民營共有 25 萬人，人們伸出援手的幾率較低；如果這個難民營共有 11000 人，人們伸出援手的幾率較高。前者並沒有後者那麼有成就感。這時候，你就可以說：" 等一下，即便是解決部分問題，也能救人性命。"
還有一件事，我們正研究年輕人的教育問題。你不光要教孩子如何寫字、讀書、寫出越來越大的數字，還要讓他們試著思考這些數字背後的真相。
小時候，有人教我們讀寫大數字，但卻沒人教我們透過數字，思考背後的真相。
雷：心理麻木問題是否真能解決呢？對此您是持悲觀態度嗎？
斯：放眼當今世界，各種問題都十分嚴重。現在，全球難民總數多達 6000 萬，這是我們一手造成的。暴亂和針對無辜百姓的暴行遍佈全球。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納粹對猶太人進行瞭大屠殺。戰後，我們發誓不讓悲劇重演。如今，雖然大屠殺並未以同樣的形式重演，但持續不斷的大規模暴行不計其數，我們卻視若無睹。
我們也並未采取措施應對氣候變化造成的威脅。此外，我們還面臨著很多各式各樣的重大問題，得加把勁才能解決。我覺得，形勢很悲觀。
以前，我每完成一項研究，揭示出令人沮喪的人類思維缺陷時，就要在討論部分解決研究中的問題。兒子跟我說：" 爸爸，首先，你不必解決自己指出的每一個問題，你最該做的是讓更多人意識到這個問題，讓更多人明白，我們必須警惕麻木，警惕所有類似假性無效的感覺。"
我如果解決不瞭這個問題，就應該讓更多人參與進來，一起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