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 年日本新生兒人數首度跌破 100 萬，創下從 1899 年開始實施人口調查以來的新低。同時，每五年發佈一次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日本總人口開始出現負成長。
攤開歷年數據，日本的年出生人口在戰前基本保持平穩，戰後，從戰場歸來的人們生兒育女，造就瞭第一次嬰兒潮（1947-1949 年），年出生人口在 1949 年達到高峰。這些孩子成年後，又造就瞭第二次嬰兒潮（1971-1974 年），但此後年出生人口基本逐年遞減。
圖 1：出生數及總和生育率的年變化（來源：日本厚生勞動省官網）。順便一提，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中的 1966 年，為何出生率會突然一落千丈？作者在文末解釋。
同樣令人擔憂的還有 " 總和生育率 "，亦即該國每位婦女一生的平均生育子女數。
理論上，如果總和生育率等於 2.0，則可以達到平衡的世代更替。但考量到實際生活中的各種意外，一般認為，能維持人口長期穩定的總和生育率在 2.08 左右。
日本戰前最後一次統計的總和生育率是 1940 年的 4.12，到瞭戰後第二次嬰兒潮的 70 年代，數值開始向 2.1 推移，在 1974 年跌破瞭 2.08 。2015 年的數字是 1.45。
2010 年，日本人口的自然增加率正式進入負值。縱然有外國移入人口，2016 年公佈的人口普查結果確認，日本總人口已呈負成長。
日本人晚婚又晚育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過去 40 年，日本女性和男性的生育年齡逐年攀升。從 1975 年到 2015 年之間，女性生育第一個孩子的平均年齡從 25.7 歲推遲 30.7 歲，男性則是從 28.3 歲推遲到 32.7 歲。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報告，2015 年日本男女的平均初婚年齡是 30.7、29.1 歲。和 1987 年相比，男性推遲瞭兩歲半，女性推遲瞭 3.8 歲。男女婚前交往期間從 2.5 年上升到 4.3 年。
經濟壓力是日本男女不願結婚的主因。
日本國立社會保障人口問題研究所的同一份報告顯示，結婚資金壓力是最多 18 至 34 歲受訪者公認的結婚障礙，男性和女性同意此項的比率都超過四成，婚後住處、職涯考量是另外兩項主要的障礙。
值得註意的是，近 20 多年，因 " 不擅長與異性交往 " 而維持單身的男性和女性比率都在上升，因 " 父母或親戚不同意 " 的比率則減少。
不僅晚婚成為慣常，日本人婚後至生育第一胎之間的時間也越來越長。
在 1980 年是平均 0.80 年，到瞭 2015 年已經變成瞭平均 2.41 年。哪怕是結婚以後，日本人也不願因過早擁有孩子而打亂自己的事業與自由。
不生娃，因為什麼顧慮？
日本政府為遏制少子化操碎瞭心，卻似乎沒有對癥下藥。
2015 年度，厚生勞動省擴大瞭不妊（不孕不育）治療的補助程度。由於不妊治療在日本並沒有被納入國民健康保險的范疇，日本政府對於夫妻收入少於 730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 44 萬元餘）、體外受精困難的未滿 43 周歲的夫婦進行不妊治療的經濟補助。
其實不妊治療補助自 2004 年就已經開始瞭，但日本父母更擔心的是孩子出生後的養育成本問題。
早在 2010 年底，致力於制藥行業的日本持田 Health Care 株式會社對日本男女在妊娠、生產、育兒方面的擔憂做過一次調查。
結果顯示，日本男女最擔憂的是 " 育兒費用的負擔 "，尤其是女性。日本在上世紀泡沫經濟以後，高昂的育兒費與教育費對年輕夫婦構成瞭巨大挑戰，撫育兒女顯得捉襟見肘。這也是現今的經濟形勢下個體小傢庭無可奈何的事。
圖 2：日本男女在遇到妊娠、生產、育兒時最擔憂的事（來源：日本持田 Health Care 株式會社、日本數據可視化網站 "ガベージニュース"）
此外，" 沒有自己的自由時間 "、" 很難與工作齊頭並進 "、" 無法進入托兒所 / 托兒所太少 " 也成為女性較為擔憂的情況。
事實上，沒有自由時間與很難兼顧工作，很大程度上就是由托兒所匱乏所引起的。
日本有個詞語叫 " 待機兒童 "，專指那些因為托兒所人手不足或滿員導致無法入讀的兒童。據日本內閣府兒童育成會資料，近 6 年來，每年都有超過 2 萬名的待機兒童。
2016 年 2 月，有位傢長由於自己的孩子被 " 待機 "，憤然在自己的博客上寫下 " 進托兒所落選，日本去死！"，控訴政府對托兒所投入少，拿著國民的稅金在少子化問題上無所作為，立刻引發社會熱議。
日本全國小規模保育協議會理事長、東京都內 13 所小規模認證托兒所的經營者，駒崎弘樹向媒體分析待機兒童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的原因。
首先，預算壁壘。日本大多數職業都奉行持證上崗，托兒所從業人員對應的是 " 保育士 " 資格證。政府規定每個托兒所開張都必須滿足招有一定數目的保育士，否則視為違法。待機兒童集中的城市恰恰又是保育士匱乏的地區。但保育士平均待遇較其他產業偏低，政府無法改善保育士的待遇處境，便導致許多托兒所招不滿員工而無法開張。
其次， 很多地方政府另外針對托兒所訂立瞭繁復的規矩，如東京都杉並區規定小規模認證的托兒所所長必須有連續六年的托兒所業務經驗，中間哪怕隻有半年育兒休假都不可以。
第三，條件壁壘。出於安全考慮，托兒所需要兩個方向的避難路，滿足新耐震標準等等，需要符合很多條件。滿足這些要求以後，又要周邊居民不抱怨、要滿足作為托兒所可能支付的房價，又因為日本多數人每日通勤，還要保證車站到托兒所的距離不是很遙遠等等。
日本政府若再不出手清掃托兒所開張的障礙，恐怕不隻是待機兒童的現實問題無法得到妥善解決，許多於個人自由、工作事業中脫身不得的年輕夫婦也可能將抱著懷疑的態度繼續 " 丁克 "（不婚不生）下去。畢竟孩子生下來如果不放進托兒所，又該由誰來帶呢？日本的公公婆婆們可沒有給兒女帶孩子的傳統呀。
最後順便一提，日本第二次嬰兒潮中的 1966 年，為何出生率會突然一落千丈？因為迷信。1966 年是丙午年，日本依據中國的五行學說，認為丙午年出生的女性會非常 " 強硬 "，有克夫或克自己傢的傾向。上推 60 年，1906 年，出生率也異常地低，隻有 4%。目前已經有好奇的日本人在網上提問：下一個丙午年—— 2026 年會如何？
世界說 山冰沁
發自 日本札幌
揭國際大事內幕，看全球奇葩人物故事，請訂閱 " 財新 " 品牌旗下微信公眾號 @世界說（ID：globusne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