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上海無書可讀是一種怎樣的“嬌嗔”?擇校中的階層分化!

03-23

很多人說這一代傢長負擔太重,實際上,是由於我們有瞭太多選擇。我們不再滿足於所謂公認的重點學校,我們有自己對教育的理解。

在我的擇校理念中,好學校不是保姆式的看管者,也不是學而思式刷題機構,而是除瞭傢庭以外,兒童的一個精神傢園,兒童的第一個社會。

作者:彭曉蕓;本文來源:公眾號 " 好生活的哲學課 "(ID:Philosophy4GoodLife)。" 藍橡樹 " 獲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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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下裡,我也時常說那種話," 廣州沒有好的雙語學校 "。

廣州雙語學校本來就不多,就那麼幾所雙語學校還特別山寨,價值觀是農民企業傢式的(不是歧視 " 農民 ",僅是一個偷懶的表達方式,比如說,學校會展示傢長送的錦旗,以此昭示自己辦學有成),這些學校,實際上沒有能力做國際化的教育,因而顯得特別擰巴。而極少量真正的國際學校,那是持外國護照的人才能讀的。

那時,我就密切關註上海的雙語學校,發現上海的雙語學校確實比廣州發達,市場層次更豐富。

但我恐怕不會宣稱廣州無書可讀,沒有好的雙語學校,不等於無書可讀。

簡化擇校需求,選擇最合適的而非最好的

根據經濟狀況和需求,列出一個清單,很快我們便可以發現,自己的需求其實是可以簡化的,在那些不可妥協的方面找到契合點,舍棄不急迫或可能通過外部供給補償的需求。

於是,在孩子讀小學前,通過近兩年的考察,我瞄準瞭一所非雙語的實驗學校。這所學校除瞭沒有那麼多外教這一點顯得不國際化,其價值觀和人文環境,卻比很多雙語學校更具全球視野,素質教育也不是花架子,而是紮紮實實地融入在校園的每一個細節上,就像一個真正快樂的人,舉手投足都洋溢著愉悅與愜意,而不是臨出門時的塗脂抹粉。

更重要的是,這所學校在番禺區一個低密度社區裡,而不是遠離居民另起爐灶的寄宿學校。就生態而言,這是更為理想的,孩子得以接觸真實的社會,而不是隔離起來,遠離除同齡人和老師之外的其他人群。

孩子在這所學校度過瞭他非常快樂的小學低年級階段。他的第一個小提琴舞臺,在這所學校;第一次做英語戲劇導演、編劇、演員,在這所學校的文化藝術節裡;第一次認知自閉癥並為自閉癥兒童的鋼琴表演落淚,在這所學校的藝術節上;第一次參加運動會並體驗運動員的榮譽感,在這所學校的體育節上;孩子那惟妙惟肖、古靈精怪的英語配音才能,在這所學校中國老師的英語作業裡被發現和贊賞;孩子在這所學校提供的渠道中,拿出自己的零花錢定期資助貧困地區同齡兒童……

我時常在朋友圈推薦這所學校,很多人詫異,你是一個蠻挑剔的人,能夠讓你贊不絕口的學校,存在嗎?

存在。幾乎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我的孩子讀哪一所學校,我都很難不滿意,因為:第一,這是我和孩子共同選的;第二,我從來不打算把孩子的教育全盤托付給學校;第三,作為父母,我們不是完美的,因此,我也不追求完美的學校。

其實,一線城市裡有一定資源和視野的父母,如果很清晰地明確自己擇校的目標和預期,是很難抱怨學校的,尤其是你還擁有選擇餘地的時候。就像你根據自己的錢包和品味,買瞭一件適合自己的衣服,你很難因為自己不是模特身材而怪罪那件衣服。選瞭一所適合自己傢庭經濟實力、價值觀也契合的學校,總不能因為孩子不夠聰明、不愛深度閱讀而怪學校不夠頂尖。

如果還有什麼選擇的糾結,那完全是 " 甜蜜的煩惱 "。比起隻求有書讀即可的進城務工人員子弟,城市裡的中產階層糾糾結於公立學校還是雙語學校,糾結於換不換房子,要不要進入某某重點對口初中學區,這些都是應試教育優勝者這一代父母的選擇困難癥。

如果說有什麼值得批判的,那也不是出於個人偏好,而是對教育的制度環境和改革方向產生的質疑。比如,普通工薪階層買不起學位房怎麼辦?能有書讀麼?上海的中產階層為什麼對公辦學校用腳投票?若能省下一筆上私立學校的學費,他們何樂而不為?恰恰由於公立學校普遍陷入應試政績驅動,改革靠打壓課外輔導機構做做樣子,卻撼不動高考這根指揮棒,正是這種至上而下的導向,使得部分中產傢庭不認同高考,轉向海外留學市場。

在教育市場極為繁盛的一線城市,擇校擇什麼?每個人是如此不同,竟也能找到趣味相投的,這說明什麼?隻能說明教育市場的確是豐富瞭,選擇多樣瞭。

想想我們這一代人,小時候讀書沒有什麼可說的,一個地方就公認的那一所中心小學、重點小學,然後一路重點,能進省重點高中,基本上就是大學無憂,父母大功告成,沒有經歷過什麼選擇的兩難。

當我成為母親,很多人說這一代傢長負擔太重,實際上,是由於我們有瞭太多選擇。我們不再滿足於所謂公認的重點學校,我們有自己對教育的理解。在我的擇校理念中,好學校不是保姆式的看管者,也不是學而思式刷題機構,而是除瞭傢庭以外,兒童的一個精神傢園,兒童的第一個社會。

於是,我的所謂近兩年的考察學校過程(其實是密切留意瞭兩年),從未看過學校的升學率,沒有打聽過這學校的政府評級評獎,就看校園文化,語言是面目可憎的假話大話,還是生動活潑的孩子們自己的語言;就看校園裡孩子們的活動,下課是 " 軟禁 " 在課室,還是允許到處跑跑跳跳;看老師們的神情,是親和的笑臉,還是苦大仇深;看校長,是官僚型校長,還是學者型校長,是應試型,還是教育傢型,再看校長是否穩定,一年幾換還是十年未換(校長穩定很重要,涉及到辦校理念是否有延續性)……

在這所學校,我的孩子實際在校時間並不長,語數英等文化課不是自學就是跳級上課。如果按照課時量計費,有的人會說,你真是傻的呀,就上美術體育鋼琴足球這些副科,那你有必要讓孩子上學麼?去幾個興趣班就行瞭嘛!他們可能不瞭解我的個性化需求,我們傢並不把副科當副科,其次,在學校上課和去興趣班,是不同的驅動機制,孩子不僅上課,還參加瞭學校的大量活動,學校是孩子的社會,與興趣班的功能並不等同。

補充一下,雙語教育在中國普遍的就是性價比不高(外教師資問題)。要是語言天才,我導師那樣的,他完全自學成才,在一個外教沒有的年代,學英語學到被邀請去美國留學,而且一去就能用英語當助教……這是對語言特別特別敏感的人。

對多數人而言,雙語教育不如說是思維上打開一扇窗的雙語,是對現行體制內應試教育糾偏的一個教育系統,如果精神內核不能對應試教育的弊端進行矯正,變成 " 洋高考 " 就失去意義瞭。雙語學校不該做成語言培訓學校,很多傢長可能預期的是語言工具的實際成果,但這不該是教育的核心內容。

在閱讀這件事上,傢庭才是第一位

文化課需要因人而異,因材施教,埋怨讀瞭雙語學校,中英文水平仍然是半桶水的,或許不太願意承認,在閱讀這件事上,傢庭才是第一位的。一個傢庭是否有閱讀習慣,基本上決定瞭孩子在學齡前是否已經愛上閱讀。

當然,就大環境而言,很多國傢的社區閱讀做得很好,孩子從小就有上圖書館的習慣,但在國內的一線城市,特別是上海,尤其是中產階層傢庭,這種大環境差異所造成的同齡人差距,遠遠沒有傢庭造成的差距更大。

如果說呼籲改變當前的大環境,制造一個更加熱愛閱讀的社會文化氛圍,我認為,最大受益者是底層傢庭——經濟上或智識意義上的底層,是那些買不起書或沒有閱讀習慣的體力勞動者,他們的子女需要良好的社區閱讀環境,讓孩子盡可能擺脫傢庭的局限。

有好幾次,帶孩子上完小提琴課,來不及回傢做飯的我們就在街邊的拉面館吃兩碗面,在等待就餐的過程中,我的孩子一般是拿出 Kindle 看書,拉面館老板的兩個孩子,大概是幼兒園的年齡,則是在手機上看娛樂節目視頻。

就閱讀能力而言,這兩種孩子的童年截然不同,而且差距可能貫穿他們的整個求學階段。

也許我並不比拉面館老板有錢,但生活方式卻有顯著差異,對我來說,要孩子熱愛閱讀並不難,要孩子不閱讀才是困難的,我經常需要規勸孩子不要在吃飯時看書,不要在汽車行駛時看書,不要占用睡眠時間看書……

不說拉面館老板,就是我兒子的同班同校同學中,閱讀習慣也是多有差別的。我的孩子在廣州時就讀的實驗學校,就是一所極其註重閱讀的好學校瞭,在推進閱讀教學時,校長仍要告誡老師們,不是每個孩子都像誰誰誰那樣天然愛閱讀,對很多孩子,老師們要動用激勵手段,諸如想方設法設計閱讀積分卡。

很多中產傢庭的焦慮不過是擁有更多選擇的優越

實際上,那個覺得魔都雙語學校不過如此的傢長,其孩子的成長環境已在絕大多數中產傢庭之上,但她 " 焦慮 ",也可以理解為展示擁有更多選擇的優越。

焦慮不焦慮,是一種主觀感受,甚至是一種標榜。你說自己焦慮,實際上不焦慮,優越得很;你說自己不焦慮,實際上焦慮得很,故作輕松是掩飾無能。

所以,焦慮不焦慮這描述,姑且擱置不談。就說說,你有沒有焦慮的理由吧。

在我看來,城市中產們焦慮的理由至少是不充分的。如果非要和享有世界頂級教育環境的孩子們比,這鄙視鏈也太長瞭,基於這種無止境的鄙視鏈的焦慮,恐怕是非理性的,甚至是瘋狂的。尤其是寫成文章,面向公眾呈現為一種基本面的判斷時,那簡直是 " 何不食肉糜 "。

不過,如果這位中產媽媽事先言明所謂 " 無書可讀 " 的喟嘆,隻是相對於她個人的標準而言,倒也無可厚非。事實上,她確實有能力說走就走,她的活動半徑比一般中產要大得多,擇校范圍擴大到全球,全然是個體生活安排。

問題在於,當她把個體選擇張揚成一種普遍性的時候,遭受批判也就在情理之中瞭。

我寫過一批教育議題的文章,卻很少談及自己的選擇,就是因為這種警惕(這篇是個例外,也是為瞭說明個案不足為據)。

某一具體的個體選擇往往隻能在特定圈子裡具有話題性、故事性,卻缺乏公共層面上的代表性。

我會在朋友圈推薦某一所具體的學校,那是因為我確認自己朋友圈的多數受眾各方面條件與我大致相當,很多比我優越,實現我的選擇,對他們來說,僅僅是個決策問題,而不是能力問題。

但假設把我的選擇推及普遍,諸如全國范圍,別說是農村地區,就是我的一些在二三線城市的朋友,也根本沒有條件依樣畫葫蘆。比如說,我的一些在潮汕地區的朋友,你叫他們找一所實施素質教育的實驗學校、私立學校,找一所被那位上海中產媽媽鄙視的雙語學校,市面上根本不供應這樣的產品。在潮汕地區,民辦學校隻會更應試、更軍事化管理,而不是更寬松、更素質教育,他們現在能選擇的,是究竟去老牌重點金山中學,還是去那個最近幾年在高考大戰中聲名鵲起的潮陽實驗中學。

再看看北京四中的一位傢長攜孩子撰寫的文章,父子倆侃侃而談究竟是如何對高考用腳投票赴美讀書的,四中班級裡又是有多少有能力上北大清華的同學,紛紛棄北清而奔英美。這位父親感嘆道:北大和清華還值不值得那麼多人千軍萬馬去擠獨木橋?

這就是日益清晰的鄙視鏈——他們的雞肋,你的盛宴。

用學術點的話說,叫階層分化、階層固化。而體現在這場魔都 " 無書可讀 " 的大討論中的,就是擇校中的階層差。

教育的觀念競爭及其所引發的階層分化,究竟是不是有那麼可怕呢?我的判斷是,一方面,教育移民(既包括全球流動的,也包括國內向一線城市、省會城市遷徙的)會越來越多;另一方面,與教育移民同步發生的,則是教育市場的匹配,教育市場的供應雖然有其滯後性,但經過調適之後,產品隻會越來越豐富。

上海的政策看起來有 " 救公抑民 " 之嫌,但實際上公立學校也並非坐以待斃,不少特色公立學校,有自己的節奏和辦學傳統,擁有一批堅定的鐵粉。民辦學校更是不用說,那是扼殺不瞭的趨勢,上海是民辦教育的發達城市,我估計廣州那些在我眼裡很山寨的雙語學校,很快也會更新換代。

如果說有什麼憂慮的,我擔心的是,當教育以產品形態快速復制,以其高大上的架勢和華麗的外觀,安撫這一屆中產父母焦慮的情緒時,教育本身,在這一過程中丟失瞭什麼?

而這一代孩子,他們的童年,因這過度繁榮的產品和過剩的選擇,收獲什麼,又將失去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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