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縣豪
Real 幸運，我既沒有讀過阿加莎 · 克裡斯蒂的原著，也沒有看過 1974、2001、2010 的任何一個電影版本，就這樣幹幹凈凈地走進《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現場。
但又著實悲催，真相揭曉之前，我一直在滿屏話劇腔且信息強度不夠的對白的催眠中強打精神，直到火車上所有乘客在隧道口坐成一幅《最後的晚餐》。
大偵探波洛在登上東方快車之前，先開瞭開胃：破瞭一件偷竊小案。
雖是小案，排場卻大，不僅群演眾多，還起承轉合，更重要的是，從三個細節刻畫瞭波洛的「處女座情結」：立在面前的雞蛋要一樣高、右腳踩瞭屎，左腳也要踩上去、看不得有人把領帶系歪。
僅憑「墻上一條裂縫」就能偵破的區區小案即有三處細節，而後面燒腦到令偵探一度懷疑人生的列車奇案，卻幾乎沒有一處人物性格的細節，導演飾演的偵探最怕「失衡」，飾演偵探的導演卻偏偏「失衡」。
一部電影開場的開胃小故事如何編排？
看 2016 年日本懸疑佳作《愚行錄》：
妻夫木聰坐在公車上，一位中年男子帶著一位老人，說「請你讓座」，妻夫木聰假裝不察，男子態度更為嚴厲：「我說請你讓座」，妻夫木聰站起，老人坐下，片刻，車停，妻夫木聰一瘸一拐走下車，男子和其它乘客神情復雜，等車離去，妻夫木聰立刻恢復正常的走路姿勢，走進其後的主劇情中。
幾分鐘時間，似乎以一個不斷反轉而又現實深刻的微博段子，完成瞭一部電影絕妙的引言。
相反，《東方快車謀殺案》開場的失竊案，並不是引言，而是冗言贅語，所以，為什麼不直接快進到開車呢？
失竊案到開車前這段劇情，就像一塊濕海綿，隻要輕輕一擠，水分就會出來：土耳其大廚師和他藝術瑰寶般的土耳其烤餅，可以被送到別的美食類電影中去；M · 柏克摟著妓女與波洛交談時那張「戲精本精」的臉也可以把表情收一收，畢竟再怎麼復古，這也不是話劇；
而美國商人、黑人醫生、瑞典美女、匈牙利伯爵夫婦等人千絲萬縷的聯系，就更不用試圖在這裡完成鋪墊或交代清楚瞭，因為列車上明明有足夠的空間裝載所有角色的愛恨情仇。
我認為開車前隻需交代一件事：波洛為什麼會乘這一列車，然後就可以讓觀眾打卡上車瞭。
沒想到，上車之後，離真正的開車又有好長一段時間，波洛和不同的人聊不同的人生，熬不同的雞湯，甚至搬出文豪狄更斯試圖從文藝的側面鎮場，然而觀眾已經三三兩兩軟軟地癱在座椅上瞭，甚至開始懷疑：
這電影真的在講一樁謀殺案？東方快車在不同國度的異域自然景色中，冒著很藝術的長煙，飛奔疾駛，敢情這不會是一部風光旅遊片吧？
終於，死人瞭。
觀眾精神為之一振，聚精會神盯著銀幕上一個極具特色的俯拍鏡頭：幾乎隻能看到偵探波洛和其它幾人的頭頂，頭頂與頭頂之間，呈現出逼仄壓抑的垂直空間，根據此時的對白推斷，這空間裡有一具死相慘烈的屍體，然而，令人極為納悶的是：在片中角色發現屍體的同時，導演根本沒準備讓觀眾看見屍體！
何等神奇的操作！
在一個謀殺案故事中，40 分鐘後才發生謀殺事件，這已經是耍流氓的行為瞭，好不容易等到案件發生，竟然讓觀眾在對白中去發現屍體，這簡直是流氓中的流氓。
就算原因是想保持這個鏡頭的藝術性，通過這種拍攝方式向觀眾傳達謀殺案的「垂直性壓迫感」，但你把鏡頭稍微移一下就那麼難嗎？
被害者出現，偵探波洛在列車公司董事 M · 柏克面前傲嬌不過三秒，當然就允諾偵破這起殺人案，此時，影片倒是知道快進瞭：波洛對每位乘客的問話都經過精心設計，正如艾琳娜 · 安德雷尼伯爵夫人說的那句，「我喜歡和偵探說話，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下一個問題他們會問什麼」，這是被問話者的角度。
但從偵探波洛的角度，每一個毫無關聯的問題在他頭腦中都有絕對堅韌的邏輯關系，這很好，不好的是，影片沒有強調出列車乘客之間的邏輯關系，你唯一能感覺到的是：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說謊。
為什麼同時說謊？
直到他們在隧道口坐成名畫《最後的晚餐》，波洛才在所有人面前一股腦把真相抖落出來——這個場景如此具有迷惑性，令你分分鐘以為自己的靈魂被這種神秘的隱喻擊中。
但隻要你能抓住僅存的清醒，就會發現「最後的晚餐」用瞭一個極具電影感的場景，完成的仍然是一種話劇模式，一個明顯的證明是：那麼長一張具有儀式感的桌子橫放在隧道口，就為瞭在列車回到軌道時安頓乘客？這張桌子是從車上搬下來的嗎？是可折疊的嗎？如果不可折疊，列車回到軌道時，桌子怎麼收走？一人一張凳子、吃吃瓜子嘮嘮嗑不是更好的辦法嗎？
更重要的是，波洛在說出真相時，影片沒有為觀眾梳理一條足以明確交代所有人物關系的線，這也是我一直不太喜歡這種靠看一看聽一聽就能推理的安樂椅神探的原因：所有邏輯都在他們的腦海中自動形成，現場不重要，查訪不重要，證據不重要，隻有破案的天分一等一重要，然而，卻隻有現場、查訪、證據等具體可感的因素，才能在一個普通人腦海中建立起真實可靠的推理邏輯。
但幸好，東方快車謀殺案的確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故事。
一個令人癡迷的絕佳故事，即使導演再怎麼平庸，都很難將其拍成一部爛電影，比如東野圭吾的經典之作《嫌疑人 X 的獻身》。
當然，要改編為一部好電影，也是一件很難很難的事。
比如這部《東方快車謀殺案》，盡管導演取景大氣、絕美，也完成瞭諸如「波洛在車廂行走」的驚艷長鏡頭，並設計出一些很有意味的場景，但因為劇本的失衡，它最終成為一部平庸之作。
改編的原則之一是「願意再創造」，從電影的表面元素進行再創造是行不通的，讓鏡頭更高難度一點、畫面再精美一些、演員再漂亮一些 …… 這些無法改變一部電影的本質，唯有從電影的深層進行再創造，才能有所成效。
比如湯姆 · 福特《單身男子》將原著的晦澀拋棄，代之以令人癡迷並線條明晰的優雅，或者日版《嫌疑人 X 的獻身》，以堤真一絕妙的表演，將讀者因情節本身產生的強烈感動，移情於他對人物深情的精準詮釋。
所以我可以為這版《東方快車謀殺案》提議一種改編方式：
話不多說，滴，打卡上車，所有謊言所有關系所有迷情，都在列車前行的晃動中，完成對真相的靠近，真相揭曉的一刻，東方快車將化為一顆子彈，直擊觀眾心臟。
建造封閉空間，在封閉空間中精確地將矛盾最大化。
最後：祝波洛的假胡子在這部電影中玩兒得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