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廣大中產人群中，既存在上升的焦慮，更存在害怕階層墜落的擔憂甚至恐懼，階層聯姻成為瞭防止階層下滑的一種方式。
文丨張豐
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園，為子女征婚的老人一直是一道景觀。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成都，都有媒體報道過這個獨特的群體。這一次輪到瞭北京，一些首都的父母也在公園裡辛苦地為子女忙碌著，不過，他們的做法，卻註定要比別的地方引起更大的爭議。媒體報道中特別提到：門當戶對是這裡的鐵律。在詳細列出的相親條件裡，戶籍、收入、房產、學歷等硬性條件被格外看重。
他們對 " 門當戶對 " 的要求，和一些愛情至上的文藝青年一樣，都是一種 " 寧缺毋濫 "，都很頑固，而且有一種絕望的荒誕。這些人應該知道，自己的孩子年齡已經不小，屬於婚姻市場的 " 老大難 "。對象條件設置得越精確，可選擇的范圍也就越狹窄，為孩子找到合適伴侶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人們沿用流行詞匯思維，用 " 相親鄙視鏈 " 來形容這些老年人的行為。對這些父母來說，這不是偏見，不是偏執，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除此之外，他們又能為孩子做什麼呢？
對比媒體的報道，你會發現，那些在公園裡為孩子征婚的上海父母，更看重的是房產，而北京父母，則更強調戶口。背後的邏輯都一樣，想通過 " 相似背景 " 傢庭之間的結合，來保持目前尚可接受的生活水準。
在相親角接受挑選的相對而言條件並不太差，大多是 75 後和 80 後的城市中產，以大專、本科學歷為主，他們或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或是有著北京戶口的外地人，多數早就在北京定居，憑借不錯的收入或傢庭背景，在房價高企的北京擁有至少一套獨立住房。
對於中國是否存在階層固化有一個調侃，向上的道路大門緊閉，向下的渠道暢通無阻。當向下是唯一的存在的階層流動方式的時候，中產的選擇要麼是盡可能地阻擋底層向上的可能，要麼是盡可能地減少自己下滑的機會。在婚姻選擇上，恰好滿足這兩個方式，拒絕比自己低階層的對象，選擇比自己高或者階層一致的對象，換句話而言，就是階層聯姻。
人民日報也開始討論中國階層到底有沒有固化，這本身就說明，在廣大人群中，既存在上升的焦慮，更存在害怕階層墜落的擔憂甚至恐懼，階層聯姻成為瞭防止階層下滑的一種方式。一張房產證還不足以固定自己的階層身份，那就兩張，如果還不能緩解焦慮，那就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讓他成為下一代的精英。
十多年前，有一部電視劇《新結婚時代》講述的是城市女孩和一個所謂 " 鳳凰男 " 結合後，由於傢庭背景不同而產生的種種矛盾。當時，曾有一個經典的說法 " 你不是嫁給一個人，而是嫁給一種社會關系 "。
在漫長的中國傳統社會，門當戶對一直是結婚時所遵循的原則。這和人們對土地的依賴有關，擁有土地的人，都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增加自己傢族的經濟力量，而佃農，當然也隻能在自己所在的階層尋找。
從 100 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開始，" 門當戶對 " 就成為一種受批判的 " 封建思想 "。但是，作為一種潛在的價值觀，它總是以某種變體存在著。比如，80 年代，一個工人，首要的結婚目標，也會是一個工人。到瞭 90 年代，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學歷成為一個有區分度的標準，人們也會對結婚對象的學歷提出要求，但是，會換一個好聽的說法，叫 " 共同語言 "。
《新結婚時代》的臺詞，放到今天，我們可以換一個說法：你不是和一個人結婚，而是和一個階層結婚。正如那篇廣泛傳播的《中國式相親價目表》一文中所言：相親角中的每個人都在守衛自己所在的階層。
那些在公園裡為孩子征婚的父母，就是依據自己的價值觀，發揮自己生命的餘熱，為固定孩子的階層身份，固定握在手心裡的一點利益，固定一個讓自己自豪的生活方式——他們一定以為，這固定下來的，就是幸福。
其實他們內心的恐懼都是一樣的，不要墜落，不要下降，既然孩子已經成年，人生格局已大致確定，那就通過房產和戶口，把這尚可接受的生活水準給固定下來吧。
在廣大中產人群中，既存在上升的焦慮，更存在害怕階層墜落的擔憂甚至恐懼，階層聯姻成為瞭防止階層下滑的一種方式。
文丨張豐
在一些大城市的公園，為子女征婚的老人一直是一道景觀。不管是在上海還是在成都，都有媒體報道過這個獨特的群體。這一次輪到瞭北京，一些首都的父母也在公園裡辛苦地為子女忙碌著，不過，他們的做法，卻註定要比別的地方引起更大的爭議。媒體報道中特別提到：門當戶對是這裡的鐵律。在詳細列出的相親條件裡，戶籍、收入、房產、學歷等硬性條件被格外看重。
他們對 " 門當戶對 " 的要求，和一些愛情至上的文藝青年一樣，都是一種 " 寧缺毋濫 "，都很頑固，而且有一種絕望的荒誕。這些人應該知道，自己的孩子年齡已經不小，屬於婚姻市場的 " 老大難 "。對象條件設置得越精確，可選擇的范圍也就越狹窄，為孩子找到合適伴侶的可能性也就越低。
人們沿用流行詞匯思維，用 " 相親鄙視鏈 " 來形容這些老年人的行為。對這些父母來說，這不是偏見，不是偏執，而是一種理性的選擇。除此之外，他們又能為孩子做什麼呢？
對比媒體的報道，你會發現，那些在公園裡為孩子征婚的上海父母，更看重的是房產，而北京父母，則更強調戶口。背後的邏輯都一樣，想通過 " 相似背景 " 傢庭之間的結合，來保持目前尚可接受的生活水準。
在相親角接受挑選的相對而言條件並不太差，大多是 75 後和 80 後的城市中產，以大專、本科學歷為主，他們或是土生土長的北京人，或是有著北京戶口的外地人，多數早就在北京定居，憑借不錯的收入或傢庭背景，在房價高企的北京擁有至少一套獨立住房。
對於中國是否存在階層固化有一個調侃，向上的道路大門緊閉，向下的渠道暢通無阻。當向下是唯一的存在的階層流動方式的時候，中產的選擇要麼是盡可能地阻擋底層向上的可能，要麼是盡可能地減少自己下滑的機會。在婚姻選擇上，恰好滿足這兩個方式，拒絕比自己低階層的對象，選擇比自己高或者階層一致的對象，換句話而言，就是階層聯姻。
人民日報也開始討論中國階層到底有沒有固化，這本身就說明，在廣大人群中，既存在上升的焦慮，更存在害怕階層墜落的擔憂甚至恐懼，階層聯姻成為瞭防止階層下滑的一種方式。一張房產證還不足以固定自己的階層身份，那就兩張，如果還不能緩解焦慮，那就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讓他成為下一代的精英。
十多年前，有一部電視劇《新結婚時代》講述的是城市女孩和一個所謂 " 鳳凰男 " 結合後，由於傢庭背景不同而產生的種種矛盾。當時，曾有一個經典的說法 " 你不是嫁給一個人，而是嫁給一種社會關系 "。
在漫長的中國傳統社會，門當戶對一直是結婚時所遵循的原則。這和人們對土地的依賴有關，擁有土地的人，都想通過這樣的方式，來增加自己傢族的經濟力量，而佃農，當然也隻能在自己所在的階層尋找。
從 100 年前的新文化運動開始，" 門當戶對 " 就成為一種受批判的 " 封建思想 "。但是，作為一種潛在的價值觀，它總是以某種變體存在著。比如，80 年代，一個工人，首要的結婚目標，也會是一個工人。到瞭 90 年代，隨著高等教育的大發展，學歷成為一個有區分度的標準，人們也會對結婚對象的學歷提出要求，但是，會換一個好聽的說法，叫 " 共同語言 "。
《新結婚時代》的臺詞，放到今天，我們可以換一個說法：你不是和一個人結婚，而是和一個階層結婚。正如那篇廣泛傳播的《中國式相親價目表》一文中所言：相親角中的每個人都在守衛自己所在的階層。
那些在公園裡為孩子征婚的父母，就是依據自己的價值觀，發揮自己生命的餘熱，為固定孩子的階層身份，固定握在手心裡的一點利益，固定一個讓自己自豪的生活方式——他們一定以為，這固定下來的，就是幸福。
其實他們內心的恐懼都是一樣的，不要墜落，不要下降，既然孩子已經成年，人生格局已大致確定，那就通過房產和戶口，把這尚可接受的生活水準給固定下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