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後一刻,漢武帝扭轉瞭自己的歷史評價

09-14

征和四年(前 89)六月,六十八歲的漢武帝劉徹下瞭可能是中國歷史上最有名的 " 罪己詔 " ——輪臺詔。

在與匈奴進行瞭四十三年的戰爭之後,漢武帝終於痛苦的接受瞭這一事實,徹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漢帝國已無力再戰。

漢帝國此時已陷入風雨飄搖之中。在此前兩年(前 91),發生瞭震驚天下的 " 巫蠱之禍 ",遭陷害而被迫發動政變的太子劉據兵敗自殺,皇後衛子夫也追隨兒子而去;第二年(前 90),漢武帝後期最倚重的將領大將軍李廣利陣前投降匈奴,幾乎已宣告瞭劉徹武力解決匈奴問題的最後破產。

除瞭政治和軍事上的雙重挫敗之外,劉徹此時也敗光瞭文景之治積攢瞭幾十年豐厚傢底,《漢書》中的說法是 " 海內虛耗 "," 天下戶口減半 "。

按照《資治通鑒》的說法,輪臺詔之前的三個月,漢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禪儀式上,據說還曾作過比輪臺詔更為深刻的自我批評:" 朕即位以來 , 所為狂悖 , 使天下愁苦 , 不可追悔。自今事有傷害百姓 , 糜費天下者 , 悉罷之。"

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所為已無限接近瞭秦始皇的暴政(" 異於秦始皇者無幾矣 "),給瞭一連串負面的四字評價," 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遊無度 "。如果不是 " 晚而改過 " 的輪臺詔,漢武帝豈能 " 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禍 "。

但無論如何,正是在司馬光的筆下,漢武帝才被加倍賦予瞭晚年幡然悔悟的政治形象。對此,史學界直至近年來還存在著諸多爭議。辛德勇先生在《制造漢武帝》一書中指出,司馬光刻意強化漢武帝晚年改過是帶有政治目的的,是為瞭和王安石 " 富國強兵 " 的變法唱對臺戲,隱隱有諷喻趙宋天子 " 改過 ",早日與變法切割的意思。

陳蘇鎮先生在《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一書中更是認為,輪臺詔 " 並未全盤否定武帝數十年的開邊事業,更未否定其全部事業 ";輪臺詔也不意味著武帝改變瞭原來的主張," 他隻是推遲瞭征服匈奴的時間,放慢瞭經營西域的節奏 "。

或許可以這麼說,漢武帝直至去世(前 87 年,輪臺詔之後兩年),也不會真正對一生的 " 赫赫武功 " 有所追悔,他悔悟的隻是非原則性的細節,比如發動戰爭的節奏沒有把控好罷瞭。

漢武帝十六歲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執政的大多數時間都是烽火連天,東並朝鮮、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基本和周邊打瞭個遍。從某種程度上而言,漢武帝和乾隆是定義今日中國疆域最重要的兩位皇帝,前者如范文瀾所說 " 為現代中國的廣大疆域奠定瞭初步的基礎 ",後者則有收官意義。

漢武帝無疑是熱愛戰爭的。置於古代的歷史情境,如果不是持如司馬光那樣偏執的和平觀的話,漢武帝的戰爭本身,無論是從道義上而言,還是從政治需要而言,用負面意義過強的 " 窮兵黷武 " 來定義可能是附加瞭過多的現代人情感。

但是,我還是想把 " 窮兵黷武 " 送給漢武帝,戰爭本身可能是中性的,但整個統治時代幾乎一直貫穿著戰爭卻是難以辯護的。漢武帝和秦始皇最大的共通點就是,他們都非常不擅於自我節制,無視國力民力的極限,任由開邊欲望無窮蔓延。

漢武帝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他不把國傢打到崩潰邊緣,不把民力使用到極限,不把戰爭打到四面開花難以為繼,他是不會停下征伐腳步的。

就漢匈戰爭而言,雖然全過程漢武帝都是在 " 以本傷人 ",享受著殺敵一萬自損八千式的勝利,但其間的確是有見好就收的時間窗口的。元狩四年(前 119),在畢其功於一役的漠北戰役中,匈奴主力實際上已經被衛青霍去病重創,出現瞭 " 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 " 的大好局面,漢高祖 " 白登之圍 " 的百年恥辱連本帶利地報瞭,匈奴再也已無法構成對漢帝國的軍事威脅。

漢武帝如果在此時結束戰爭,不糾結於他真實歷史中追求對匈奴問題的 " 徹底解決 ",就等於提前輪臺詔瞭整整三十年,漢帝國有這三十年的休養生息,又何至於出現漢武帝後期的 " 海內虛耗 "," 有亡秦之跡 "。

如此,漢武帝的歷史評價也不至於那麼充滿糾結,在暴君與 " 漢武大帝 " 兩個極端間搖擺。

甚至漢武帝的直系子孫都心情復雜的審視著這位 " 大帝 "。武帝去世後沒幾年,在昭帝始元六年(前 81)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從民間來的賢良文學就試圖全面否定武帝時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宣帝即位後的第二年(前 72)圍繞祭祀武帝要不要增加廟樂,大漢朝廷又一次發生瞭分裂,大臣夏侯勝激烈攻擊瞭武帝," 人民相食 "," 無德澤於民 ",宣帝大怒將夏侯勝下獄,但之後又特赦出獄;漢哀帝時,朝臣甚至因為武帝過失太大,建議其廟 " 宜毀 ",盡管最後保住瞭宗廟,但漢哀帝甚至一度持中立立場。

漢武帝曾有一段針對匈奴、無比雞血的發言:" 寇可為,我復亦為;寇可往,我復亦往。" 作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 " 大有為 " 之君,漢武帝最大的問題可能就是不知道 " 有所為,有所不為 "。隻知道一味強橫,不知道見好就收。在這一點上,他遠遠不如自己的子孫——光武帝劉秀。

公元 45 年,西域諸國主動上書要求 " 內附 ",希望東漢政權能夠出兵西域,否則他們就隻能被迫投靠匈奴瞭。誰料劉秀對開疆拓土大好良機不為所動,明確拒絕稱," 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 , 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 "。戰爭年代的劉秀是親冒矢石的馬上天子,論打仗比漢武帝更有發言權,但統一天下之後,那個昆陽之戰中的軍事冒險傢迅速投身反戰主義陣營," 未嘗復言軍旅 ",還發出 " 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 " 的和平宣言。

魯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黃》中寫到," 以帝王的威權與強大的國傢資源,去成就豐功偉業,固然不容易,而更困難的卻是承認自己的錯誤,甚至是否定自己的豐功偉績,這種否定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遠遠大於創建豐功偉業所需要的勇氣和力量 "。

在懸崖邊緣,漢武帝為漢帝國,也為他自己,抓住瞭最後的時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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