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微信號：呦呦和子衿
前幾天攜程親子園事件引發瞭聲討浪潮。在流出的視頻中，攜程員工的小孩被親子園老師強喂芥末，還有被推倒撞在椅子上，而更多信息顯示這種傷害並不是孤例。雖然親子園其實是由攜程委托婦聯下屬的一傢幼教專業公司管理，但許多人還是想當然地責難攜程，甚至怒刪攜程 APP。
親子園事件也讓攜程創始人和執行董事長梁建章陷入輿論漩渦。對中國人口問題有所關註的人都知道，梁建章是近年推動生育政策變革，倡導友善養育環境的標桿性人物。作為梁建章先生在人口議題的長期合作者，我見證瞭攜程親子園從醞釀、反復到開辦的過程，因此希望能表達自己對這一事件乃至建章的看法。
梁建章人口議題合作者黃文政
我所瞭解的攜程親子園和梁建章的夢想
我與建章於 2012 年 6 月相識於在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召開的人口問題研討會，該會議的緣起是陜西安康大月份引產事件。基於對中國低生育率危機的共同擔憂，我們自此開始合作，迄今已發表瞭約 200 篇文章，從資源環境、經濟發展、科技進步、國傢安全、文明興衰等角度論述中國應全面放開並鼓勵生育。
我們還創辦瞭人口與未來網，數次舉辦研討會，撰寫內參報告，說服並協助全國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在兩會提交相關提案和議案，資助拍攝視頻並出版書籍。這一系列活動有許多志同道合的參與者，但建章自始至終都是主導者。
建章不僅是人口政策變革的推動者，也是倡導友育環境的踐行者。前幾年，建章在攜程內部做過一個生育狀況調查。盡管我們一直警示中國陷入超低生育率危機，但內部調查的生育率數據之低連建章自己都難以相信。為此，建章說服攜程董事會在公司內部實施發放 800 元 / 人的生育禮金，支付孕期員工通勤費用等友育措施，開國內大型企業扶助生育的先河。
通過調查，建章也瞭解到幼托難是主要養育障礙之一，因此萌發瞭在攜程創辦親子園的想法。之後建章數次跟我提到興辦親子園的艱難。等到親子園總算正式開園，建章告訴我，目前的政策環境太不適合企業辦托兒所；如果不是政府實事項目推進，親子園根本辦不起來。
今年 4 月，我到攜程在上海的新總部大樓拜訪建章，同時也參觀瞭位於一樓的親子園。攜程在亮麗總部大樓裡，辟出 800 多平方米的場地，投資 400 多萬元裝修，才建立瞭這個親子園。親子園為攜程員工托管半歲到三歲嬰幼兒，運營時間為早上 8:30 到晚上 6:30；每月收費 2580 元；最初名額在半小時內就被一搶而空。在正常運營後，攜程對親子園免收場地租賃費、物業費和水電費，相當於每月補貼 14 萬元。
攜程親子園的環境和設施之好讓我印象深刻。因為逗留時間不長，我對親子園的氛圍感受不深，隻記得孩子們比較乖巧，而老師對我們的來訪似乎比較冷淡。但坦率地說，我現在無法判斷這到底是當時的真實感受，還是親子園事件之後自己潛意識重塑的記憶。
那天下班後建章邀請我去他傢晚餐。除瞭就餐時間外，建章一直在書房裡給我展示反映世界各大城市生活環境的各項數據，其中就包括育兒成本。這些年來，除瞭人口議題外，建章和我最關註的是中國城市的創新、創業和生活環境。我們前後寫瞭近 20 篇文章批評大城市人口控制政策，並對如何讓這些城市更加宜居提出一些建議。其中之一就是在 2014 年建議在北京附近再造北方 " 深圳 "。我們欣慰地看到，類似的思路在國傢建設雄安新城的千年大計中得以體現。
建章的夢想之一就是讓中國城市不僅成為年輕人創新、創業的沃土，也成為他們休養生息，結婚、育子乃至撫養老人的溫馨之地。良好的育兒環境是其中關鍵的一環，更直接影響到生育意願。因此，大約三周前，建章專門起草瞭《中國為什麼缺少托兒所？》一文，並以攜程創辦親子園之難為例，提到企業無法成為托幼服務的主力。我對文字做瞭一些修改後，文章按慣例以我們兩人的名義發在財新網專欄上。
有關攜程親子園事件的各種誤解
我們在撰寫此文時，怎麼也沒料到僅三周後，攜程親子園竟然背負瞭虐童的名聲。也許是考慮到該文比較切題，財新網在親子園事件曝光後重發此文，這反而又引起更多的誤解。比如，一位地方衛計委官員就在社交網絡上指責建章發表此文是在轉移視線；我向其指出此文首發已有三周後，對方才刪除瞭其言論。
這次親子園事件中，大部分誤解源自對事件缺乏瞭解。很多人看到 " 攜程親子園虐童 " 的標題，第一反應是就攜程在虐童，甚至還有人以為攜程親子園是對外營業的，殊不知被虐幼童其實都是攜程員工的孩子，親子園本身也是由第三方管理。
除瞭這些令人啼笑皆非的誤解外，確實也有故意混淆是非的惡意中傷，有的明顯帶有商業目的。比如，一個標榜為消費者糾紛提供訴訟套餐的公號，就指責攜程提倡多生孩子，有意對抗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同時又謬稱在攜程打工懷孕好難。
現實世界沒有 " 如果 "，但攜程親子園事件中出現的各種現象，促使我去思考如下假想。
（1）如果建章不如此憂慮低生育率危機，並想身體力行地改善養育環境，那就不會有攜程親子園，也不會有前幾天鋪天蓋地的責難。
（2）如果攜程隻是投入同等的資金給公司范圍以外的托幼機構，而不是為瞭方便員工在總部大樓辟出場地，那虐童事件也不會直接傷害到攜程。
（3）如果攜程對親子園沒有付出這麼多心血，興辦過程沒有一波三折，虐童事件發生後，攜程的公關部門也許不會給出那麼多解釋，讓網友誤以為攜程在以狡辯來推卸責任。
提出這些 " 如果 "，並不是為攜程辯解，而是希望人們更多地瞭解事件的背景和細節。當然，攜程作為委托方，對親子園的虐童事件確實負有監管不力的責任；攜程人事部門負責親子園項目的高級總監也因此引咎辭職。事發後，攜程 CEO 孫潔很快明確表明態度；建章作為董事長更強調要盡快查清真相，嚴懲施暴者和相關責任人。但也許是因為始料未及，攜程在回應員工調查訴求和網絡質疑上確實不盡人意。
憤怒的情緒往往出於正義感，但如果基本信息有誤，這種正義感的帶來的效應可能適得其反。很多人聽到攜程親子園虐童，就不明就裡地刪除攜程 APP。攜程親子園在事件發生時收有 110 多位幼兒。這些幼兒在攜程工作的傢長，迄今無一人因為虐童事件離職，這說明他們依然信任攜程。這些傢長的利益與攜程是一致的，他們的收入和職業穩定，甚至孩子今後的看護，都與攜程的經營狀況休戚相關。抵制攜程其實也是在懲罰這些傢長。
不過我相信，絕大多數人在瞭解到事件來龍去脈後，對攜程乃至建章會有更公平的判斷。我更相信，
應從攜程親子園事件吸取什麼教訓？
如我們在《中國為什麼缺少托兒所？》一文中所提，不同於歐美，中國現在很少有接受三歲以下幼童的托幼機構；生瞭小孩的女性要麼放棄工作，要麼依靠保姆或傢中老人看護小孩。隨著生育政策的放開、女性教育和職業水平的提升、保姆價格的上漲以及老人觀念的改變，這種情況將難以為繼。實際上，在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城市托幼服務非常普遍，很多企事業單位都設有托兒所，但這種福利在經濟體制改革後被全面廢止。
相比而言，企事業單位的托幼服務有其優點，尤其可大幅節省傢長接送時間，對員工和企業都是雙贏。但這次攜程親子園事件的背景，也讓人們看到企業提供托幼服務的艱難。攜程親子園是在長寧區婦聯牽頭下，由攜程委托上海《現代傢庭》雜志社旗下的 " 為瞭孩子 " 學苑經營，但在 2016 年 2 月開辦後被長寧區教育局叫停。主要原因是親子園未取得行政許可，此外，還存在收費、消防、食品衛生等報備問題。
但不久後，攜程親子園成為上海市政府 " 公共托育服務 " 實事項目的試點之一，並得以重新開業。不過，根據長寧區教育局的說法，親子園依然未在教育部門備案，不屬於正規教育機構。這也反映瞭興辦正規托幼機構的資質要求非常嚴苛，好在政府的實事項目註重解決實際問題，從而讓被叫停的攜程親子園峰回路轉。盡管如此，親子園的合規性依然不清晰，教育部門未再叫停恐怕隻是為瞭配合政府實事項目的推進，而政府項目側重點的轉變或者人事變動，都可能帶來變數。
攜程親子園事件很可能會引發加強管制，提高興辦托幼機構資質門檻的呼聲。但試想，連攜程這種願望強烈、實力不菲的公司在自己場地創辦服務員工的親子園，都難以滿足資質要求，一般的企事業又怎能做到？
當然，幼兒安全是托幼服務的重中之重，攜程親子園事件暴露瞭這方面的重大風險。就在兩天前，金色搖籃旗下的北京亦莊幼兒園又爆出老師虐打體罰兒童的事件，給社會又是一個警示。但要切實保障幼兒安全，更重要的是遴選有經驗又有愛心的幼師，以及采用像連接傢長手機的實時監控等技術手段。攜程之所以要興辦親子園就是因為托幼服務嚴重短缺；加強管制、提高資助門檻隻會惡化這種狀況。相反，營造充分競爭的環境或許更能促進良好的市場秩序和行業倫理的形成。
據瞭解，攜程親子園大部分傢長依然希望親子園能繼續開辦，而建章更表示，不管遭遇多麼大困難，攜程為員工提供育兒便利的決心不會改變。攜程是當前中國大型企業興辦托幼機構的先驅，但被托方的濫職和自己的監管不力，卻致使這樣善舉遭受重大挫折，也對步履維艱的企業托幼服務造成非常負面的影響。因此，我個人希望攜程親子園能浴火重生，最終成為企業托幼服務的真正典范。
與此同時，我更希望這一事件能促使社會各界認識到我國托幼服務嚴重匱乏，乃至整個養育環境異常惡劣的現實。針對此，政府可在法規、稅收、人事等方面協助企事業提供育兒便利，但比這更重要的是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化托幼服務體系，一方面投入更多的資源，由政府直接或牽頭興建更多托幼機構，另一方面，通過規范化機制，引入更多民間力量，提升托幼行業的競爭性和整體水平。如果攜程親子園事件能讓社會痛定思痛，並最終促使托幼服務乃至生育環境的改善，那也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
（作者黃文政為某對沖基金合夥人與董事總經理、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財新網人口問題專欄作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