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27日，電影《戰狼2》上映。這部講述被開除軍籍的主角卷入某非洲國傢的叛亂，在戰亂中孤身犯險解救同胞的電影，上映11天票房已突破30億。隨著電影的熱映，人們對非洲的興趣再度被激起。
真實的非洲到底是什麼樣的？真正的戰爭是否又像大銀幕上那麼驚險刺激？這些問題所有人都好奇，但少有人可以解答。而本文作者王夢，這位在北非國傢利比亞生活過三個月，親眼見證瞭利比亞戰爭的記者，就是少數可以回答這些問題的人。
本文編選自王夢著作《和利比亞說分手》，已獲得作者授權。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在利比亞的3個月我幾乎沒睡過一個好覺，差不多每天晚上都會被打槍吵醒。我可以習慣不被槍聲嚇到，但始終沒有做到不被槍聲驚醒。
隻是到後來聽到半夜槍響後我會開始判斷：哦，這是AK47，或者是M16，是常見的步槍，沒關系，繼續睡。然後某一個晚上聽到的槍聲並不常見，於是就得強迫自己清醒幾分鐘，再辨認一下，然後確認是不是出瞭什麼事。
以至於離開利比亞之後，一聽見放鞭炮，我就會警覺地看看窗外。認為那是槍聲是我的第一反應，甚至成瞭條件反射。城市裡的每一聲巨響都能把我打回利比亞。可實際上，戰爭讓人最印象深刻的從來不是槍聲或者炮聲。
有人說，你對一個地方印象深刻，多半是因為在那兒的人，生活在當地的人，或者和你一起在那兒的人。所以，提起利比亞，我的眼前總會出現很多面孔，那是些黑頭發高鼻子皮膚顏色很深的年輕人，他們拿著槍，黑溜溜的大眼睛藏在深深的眼窩裡，看著我。
冒險的旅程
4月底，我第一次去利比亞。凌晨3點從開羅出發，行經17個小時到達班加西。
一進入利比亞，我就得做一場視頻直播連線。車在路邊停下車，我走進旁邊的沙漠裡。司機緊張地喊住我："別再往裡面走瞭！沙漠裡有地雷，沒人知道在哪兒！"
地雷？就是那種腳踩下去，再抬起來，說不定命就沒瞭的地雷？坦白地說，我嚇壞瞭，不敢再挪步，腦中總是閃出一些恐怖血腥的場景。直到直播結束，才小心翼翼地走上大道。
不過後來在班加西的日子，我在采訪、出鏡，甚至直播的時候，都被槍聲甚至炮聲打斷過。再想起那些不知身在何處的地雷，原來就是個序幕，它告訴你：大幕已經拉開，歡迎來到戰區。
兩個月後，我第二次去利比亞。從班加西飛向米蘇拉塔，沒有安檢，飛行期間有人拿出手機打電話。
飛機一路顛簸，感覺像坐火車，孩子們因為不適而不停的大哭，大人們發出一聲聲尖叫。我戴上耳機，開始聽王菲唱的《心經》。閉上眼睛，聽天由命。當飛機並不平穩地落地的時候，我默念：感謝神靈保佑。
然而，周圍沒有人大聲喊出我的心聲，甚至沒有人喊出他們天天都在說的Allah Hua Akbar（真主至大）。因為所有人都開始高聲唱《自由利比亞之歌》。
在利比亞，差不多所有記者上網的設備就是自己帶的衛星接收器Bgan。
這種設備在荒郊野外在戰區的確很管用，是在條件艱苦簡陋的地區最常見的上網、打電話的設備。最大的麻煩是，必須得在空曠的地方，才能對得上天上那顆遙遠的衛星。
於是，在初到的那個凌晨，我和同事坐在米蘇拉塔空曠的大街上，身邊是兩名有槍的士兵，偶爾有車呼嘯而過。周圍是廢墟，9月的米蘇拉塔隻能是廢墟。
我打開電腦，連上網絡，先在臺裡的內網上留言。那幾個月在利比亞，通訊是最讓人頭疼的事情。隻有當地手機卡有信號，而且一開始隻能本地打本地，後來，到很後來瞭，才能接聽國際長途，信號還時有時無。
一直以來，聯系我們是一件如同撞大運一般的事情。微博、郵件，大傢開動所有方式聯系我們。每天我都發微博，更多的是給傢人好友報平安。我打開微博，果然，12條私信，都是爸媽和親密的朋友。內容很統一："一天沒發微博，出什麼事瞭？"我一一回復。
這一夜，我不知道說瞭多少個"別擔心""我挺好的"。不一定是真話，但都是真心話。
那些有槍的年輕人
"我不想拿槍，沒有人真的願意拿槍。"年輕的士兵對著鏡頭說出這番話，眼角耷拉下去，眉間豎起幾道紋路，不是氣憤，而是憂愁。我愣瞭一下，我本來做好瞭準備聽意氣風發的。
8月，在班加西的Uzu賓館，資深記者Jack給我放瞭這段視頻，是他不久前在米蘇拉塔拍攝采訪來的。Jack說，這個新兵叫Rami，今年18歲，是名學生，"其實還隻是個孩子。"
Rami當時正在作戰的達福尼亞地區，是一個連Jack都認為"太危險"的地方。那天，戰鬥像往常一樣進行，不，應該說比往常更加激烈，卡紮菲的部隊已經非常近瞭，而且推進得飛快。中午過後，Rami這邊已經有5個人死瞭。炮彈、子彈還在不斷襲來，落在肉眼就能看得見的地方，和著巨大的聲響，然後變成滾滾濃煙。
突然，一枚炮彈直接朝Rami他們的方向發射過來，落在Rami身邊不遠處，爆炸瞭。又一名戰友被炸死瞭。Rami的頭被彈片劃傷。Rami沒去管他流血的腦袋，直接奔向那位死去的第六名戰友——那是他的發小。他們相互鼓勵著一塊兒來到戰場，卻沒法一塊兒回去。
"他一直抱著那位朋友的屍體——那是一具沒有頭的屍體。他就那麼一直抱著，直到其他的士兵跑去把他拽走。"Jack就在那樣的情景下遇見瞭Rami。
Jack說他一到那兒，就覺得自己去錯瞭地方："太危險瞭，實在是⋯⋯太危險瞭，卡紮菲部隊的進攻非常猛烈。我到瞭那兒就感到周圍的氣氛很緊張。不過，看來那天還不是我的死期，北約很快開始轟炸瞭，轟炸卡紮菲的部隊。轟炸一開始，我周圍的士兵開就說Allah Hua Akbar。隻有Rami沒說，他坐在地上往頭上纏繃帶。"
Rami仍舊邊說話邊摸一摸繃帶，另一隻手上始終握著槍。這兩樣東西都是用來保命的。"我們也是人，我們這些人裡有的人是醫生，有的人是工程師，有的人是攝影師。每天都有人死去⋯⋯他們是你的朋友⋯⋯你的傢人⋯⋯他們就在你眼前死去⋯⋯可你什麼都做不瞭。"這是視頻裡，Rami最後說的話。
"Rami現在怎麼樣瞭？"
"不知道⋯⋯我不知道。"Jack的表情突然沉瞭下去。這終究是他不願去思考，甚至不願去面對的事實。於是，關於Rami的故事，我們隻能講到這裡。它本來像鐘擺一樣起伏晃動，結果，停在瞭半中央。
我甚至希望關於Rami的故事是一場電影，所有的悲傷都是預設的，美好的結尾是已知的。我們可以被賺去眼淚，同情，但不管多麼慘烈都是假的。哪怕結局不那麼美好，也是假的。可眼前的就是現實，哪怕隻有一滴眼淚一滴鮮血，也能落在你的手上，讓你感到濕乎乎的。
軍事訓練營的少年
如果硬要把Rami的故事比作是電影，那麼我想我們在軍事訓練營采訪的情況算得上是這場電影的前傳。
陽光把班加西的軍事訓練營曬得發白，眼睛看到的是意氣風發，可是反映到腦子裡就變成瞭悲壯。
這個"217"軍事訓練營是班加西唯一一個允許記者拍攝的訓練營，但每周也隻有兩個上午對記者開放。訓練營就像是個學校操場，也就隻有學校操場那麼大，四周放上瞭幾種武器，有步槍、高架機槍，還有坦克。每種武器旁邊各有一位教官在講解，身邊圍著一堆學員。那些學員隻會在那兒呆3個星期。
3個星期，這些從沒見過武器的年輕人，要從裝子彈學起，直到學會拆卸組裝重型武器。3個星期之後，他們就要上戰場。那裡可能是班加西，可能是艾季達比耶，也可能是米蘇拉塔，比如Rami他們一直在戰鬥的地方。
3個星期，其實隻要3個小時，學員就可以學會扣動扳機。可是學會躲避子彈甚至炮彈需要多長的時間？
一個時段的培訓結束瞭，年輕的學員們從曬得讓人睜不開眼睛的陽光下走進訓練營的蔭涼處休息片刻。一個帥氣的男孩兒穿著運動服，戴著運動帽坐在瞭場邊，帽子上的意大利國旗很顯眼。
男孩兒名叫Yunis，20歲。那句"喜歡國際米蘭，天兒太熱瞭"幾乎是給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采訪。因為，那樣孩子氣的回答和當時的環境很不搭調。
"你喜歡足球，你應該上球場，你這個年齡，應該在學習，為什麼到這裡來？"
"因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你有可能會受傷，你有可能會死在戰場上你知道麼？"
"我知道，但是我要去加入我的兄弟們。"
"你們經過簡單培訓就上戰場，你知道政府軍都是訓練有素的士兵麼？"
"我知道，"Yunis拍瞭拍自己的胸口，"但是我們這兒——我們的心靈很堅強，他們是脆弱的！"
一連串的回答，讓Yunis瞬間從孩子變成瞭戰士，中間幾乎沒有任何過渡。就像他的人生，這樣的轉變也沒有任何過渡。
當我看見Rami的時候，我想起瞭Yunis。他們的形象在我腦中重合。Rami曾經是一個Ynis，也許曾經在那樣簡陋的訓練營學習打槍，拍著胸脯說自己一定要上戰場。也許，隻是不知道從哪兒弄來瞭一把槍，就邀著朋友上戰場瞭。可現在，他又變成瞭摸著傷口的孩子。
我想說你的身體相對於炮彈來說是脆弱的。我想說如果你怎麼著瞭為你傷心難過的隻有你的傢人。我想說你的滿腔熱情成不瞭銅墻鐵壁。可我都咽回去瞭，說瞭句：好運，平安回來。
另一個陣地
"在戰場上，開槍的人一般會首先選擇把對手打傷，而不是打死。因為傷者會牽制另外一到兩名對方士兵去營救。而死者是不會有人去管的。所以，打死是消滅對方一人，而打傷是消耗對方幾個人。"在白花花的醫院裡，我想起 Jack對我說過的話。
於是，醫院成瞭戰爭中的另一個陣地。辨認出這個陣地首先靠的是氣味，不是硝煙的氣味，而是消毒藥水的氣味。在這個陣地上沒有意氣風發浴血奮戰，隻有和死亡賽跑的爭分奪秒。這個陣地往往安靜得可怕，像死亡一樣安靜，而死亡也隨時可能降臨。
21歲，應該是上學約會娛樂的年紀，努魯蒂姆卻選擇瞭上戰場。像利比亞的大多數年輕人一樣。而此刻，他躺在醫院的病床上，費勁地呼吸。曾經拿槍的雙手插滿瞭管子，無力地垂著。
我蹲在床邊，努力讓問題簡短一點。
"究竟發生瞭什麼？"
"我在2月17號那天申請上戰場⋯⋯自願的⋯⋯然後我開始學習使用武器⋯⋯後來我拿著槍在戰場上⋯⋯火箭彈打來瞭⋯⋯我受傷瞭⋯⋯"他躺在病床上，嚴重的傷勢甚至讓他沒辦法說出一個完整的句子。
醫生耶思夫告訴我們，魯努蒂姆剛入院3天，因為傷勢嚴重，他馬上要被送往突尼斯，進行腿部截肢手術。
"他知道要被截肢麼？"
"不知道。但是我們沒有別的選擇，要想保住他的性命，隻能這麼做。"
阿佈薩蘭是個10歲的孩子，炮彈沒因為這個就放過他。
他已經入院兩個星期瞭，但是鼻子上還插著管子，鮮血順著管子流到床邊的血袋裡。他的兩條腿上都纏著厚厚的紗佈，幾乎動彈不得。
那天晚上，住在米蘇拉塔的阿佈薩蘭一傢人正在睡覺，突然，他們住的房子遭到轟炸。阿佈薩蘭瞬間失去瞭哥哥。然後，受傷的阿佈薩蘭和爸爸、媽媽、爺爺輾轉來到班加西接受治療。現在，他們一傢人都還住在這所醫院。阿佈薩蘭的爸爸就躺在他對面的病床上，時不時下床看看他。
"治愈出院後我一定要上戰場。"阿佈薩蘭的爸爸狠狠地對我們說，然後伸手比劃出V字形。手上還纏著紗佈。
"等你的病好瞭你想些幹什麼？" 我問阿佈薩蘭。
"我想當獸醫，像爸爸那樣。我想救治小動物。"
孩子，大人的世界已然如此，請保護好你自己的小宇宙。
戰區的兒童
班加西所有的學校都停課瞭，從3月份沖突開始之後。孩子們隻能在街上遊蕩打發時間，散落在這座無序的城市的各個地方，爬上路邊廢棄的坦克玩耍，學著大人的樣子比劃出V的手勢，喊著口號。你要是問他們，他們會告訴你，他們盼著長大，盼著上戰場。
4月底，伊科齊裡和另外30多名志願者利用一所停課的學校，組織住在附近的孩子來到這裡學習些基本知識，參加些活動。
走出教室，一群小姑娘穿著小天鵝一般的禮服裙子跑瞭出來。門外的操場上，老師正帶領著孩子們打球做遊戲。
"人人都要包容，心中要充滿愛。"在另一間教室裡，老師正在講述古蘭經裡的故事，看上去大概十幾歲的孩子圍坐在教室裡聽課。沒有教案，沒有書本。
在教學樓的大廳裡，展示著很多孩子的畫，你恐怕不會在任何其他地方看見那樣的兒童畫。畫上有的是坦克開過人群，有的是大炮噴出炸彈進行轟炸，有卡紮菲跳起來拿著狼牙棒打人，齜牙咧嘴的。
每一幅畫的主題都關乎戰爭，手法稚嫩，含義殘酷。而那些輕飄飄的畫重重地砸碎瞭學校試圖在孩子和戰爭之間立起地那堵墻。
我們在一間教室裡看見瞭一個屋子裡正在學畫畫的兒童。一個小姑娘看上去10歲不到，有阿拉伯小朋友圓溜溜的大眼睛，穿著粉色的裙子。
我問她："你在畫什麼呢？"
"這是一隻大腳，這個小人是卡紮菲，我們要把他踢出去。" 她指著自己的作品說。
"為什麼？"
她又張開小小的嘴巴，露出缺瞭的門牙，圓鼓鼓的小臉上仍然掛著微笑：
"他殺人。"
她笑得真誠，而我的笑容已然僵在瞭臉上。
拿槍的女人
女子軍事訓練營並不好找，藏在錯綜復雜的小區裡。我們走進瞭一個小區裡的一棟樓房，後來才發現是一所學校，學校操場就是訓練營。上午10點，我們到的時候，10幾名女性正跪在地上，拆卸槍支。她們都頭戴紗巾，穿著長袍。
有一位穿著迷彩服的女教官在她們面前走來走去，時不時地指導一下她們的動作。
"夢姐，你看，她的速度最快！"同事邊拍邊對我說。果然，在一片動作生疏的人當中，有一位女性很麻溜。她戴著黃色的頭巾，看上去30多歲。
"黃頭巾"叫卡蒂沙，可以講流利的英語。她叫是一名中學老師，還在攻讀自然科學碩士學位。
卡蒂沙很瘦，這使得她臉上的線條很分明，甚至過於分明以至於少瞭一點女性的柔和。講話的時候她一點兒也不靦腆。這麼說起來，她和手中那把AK47還挺般配。雖然她從4天前才開始學習舞刀弄槍。
"你想上戰場麼？"我問她。
"我想上戰場，我想去前線，我很想去！但是他們不讓。我的丈夫在一個月前去瞭前線，我的兄弟也在打仗，我真的想去！⋯⋯如果有機會，我一定要去。"
卡蒂沙說完自己哈哈笑瞭，我覺得她的這幾聲笑可不是覺得自己說的是笑話，而是為瞭掩蓋自己剛剛說出瞭真實的野心。
卡蒂莎身邊是另外10幾名年齡在30多歲的女性。當時，已經有60多名班加西女性在這個訓練營接受瞭培訓。
采訪完卡蒂莎，教官徑直走向我，在我面前把一把AK47拆瞭，然後裝好，再把槍塞到我手裡，意思是讓我試試。
我放下話筒，接過這把著名的AK47。槍管冰涼，北非的大太陽也沒有把它烤熱。
我開始試著拆瞭它。可每一個步驟不僅需要技巧，也需要力量。經過教官3次手把手地拆卸安裝之後，我還是不能完全掌握。然後，教官抓來一把子彈，教我上子彈。子彈卡緊時會發出啪的聲響。
我一枚一枚地把子彈按進彈夾，整個訓練場都能聽見一串並不連貫的啪啪的聲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看著我的動作。我相信那個動作很酷，也很殘酷。每一枚子彈都能要瞭別人的命。或者，自己的命。
訓練營邊上還擺瞭一張桌子，上面有各種武器，除瞭子彈，還有手榴彈，催淚瓦斯。這是在這兒的女性們需要學會辨認的玩意兒，要知道這些它們怎麼使用，更重要的是知道如何躲避它們的襲擊。
教我用槍的教官謝赫已經從軍30多年。她的表情看上去總像是在生氣，可能是因為天生上調的眉毛，或者因為一直不茍言笑。不過就算穿著迷彩服，她也畫著很深的眼線，而且像所有阿拉伯女人一樣戴著頭巾；也像所有阿拉伯女人一樣，有瞭中年的面孔，就有瞭中年發胖的身材。
"你上過戰場麼？"我問謝赫教官。
"沒有。這場戰爭是我經歷的第一場戰爭。但是我得教會她們使用武器，萬一卡紮菲的部隊打來瞭，這些女人們就不會害怕，因為她們會用槍。"
不得不說的石油
利比亞的石油品質高，在意大利、法國、英國等歐洲國傢中一直很受歡迎。利比亞的大多數油田都在東部地區，也就是反對派控制區，戰爭一開始，卡紮菲就把東部的油田給炸毀瞭。石油短缺不僅讓反對派缺少燃料，也讓他們陷入財政危機。
然而最艱難的從來不是地中海那一邊的歐洲人民。不管利比亞是不是打仗，不管利比亞的石油是不是停產，法國、意大利人民仍然在工作在度假。
可就是從海灣石油公司停產的那幾天開始，班加西人的一天，要從在加油站前排隊開啟。一早，班加西的各個加油站前就排著幾十輛汽車，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隊伍會越來越長。到瞭下午，加油的隊伍簡直把街道裝扮得像北京早晚高峰時期的大堵車。
"要排隊很長時間才能加上油，現在我隻能在這兒等著加油。但是這段時間我應該用來幹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有人這麼說。
"沒關系，也就是等一會兒。為瞭革命，革命更重要！"也有人這麼說。
我相信，都是實話。
卡比爾經營瞭一傢土耳其餐館，那是我們經常去填飽肚子的地方，因為幾乎沒別的餐廳可以去。沖突期間，班加西仍然營業的餐廳也就4、5傢。卡比爾本人，加上一名服務員，還有一位廚師，3個人維持餐館的運營。
點餐之後等上兩個小時才能看見食物上桌是常事。而且點菜往往不用看菜單，因為菜單上的食物通常沒有，最保險的辦法是直接問老板：今天有什麼吃的？
"現在能提供的食物非常有限，因為買東西不容易，而且煤氣供應不足，過去一天就要用4桶煤氣，現在，一個星期也才能買到5桶煤氣。"卡比爾總是很抱歉。雖然我們從來沒有抱怨過。我們沒資格抱怨。
最嚴重的問題是電力短缺。過渡委為瞭補給燃料的不足，從5月份開始，電力減產25%，並且在班加西實行分區域停電，也就是說，班加西的每一個地區，每一戶傢庭，每一傢商店，每天都要經歷3到4個小時的停電。這一點，直到我們9月份離開班加西的時候也沒有改善。
到瞭7月，情況更加糟糕。油田沒有恢復生產，石油隻能是越用越少。7月，我們收到瞭過渡委的一份聲明：開始實行石油配給政策，先保證前線的武器裝備和車輛用油，再供民用。於是，我們的司機Anis每天都要詢問好第二天的行程，以確定是不是需要早起加滿油。要是路程太遠，就得多準備一桶油放在車裡。
不過，哪怕是在石油最短缺的時候，利比亞的油價始終是0.15第納爾一升，合人民幣不到一塊錢。
晚上的班加西，大多數道路是漆黑的，如同荒郊野外一般。城市裡的黑，是你放眼望去會看見燈光，而荒郊野外的黑，是放眼望去隻有黑。而這分明是利比亞的第二大城市。那時候，我們晚上走在班加西的商業街上，總是隻有半條街的商店和路燈亮著，第二天輪到另外那半條街有電。
不過班加西有一片區域是亮著的：Uzu酒店附近。站在酒店陽臺望出去，是一片湖水，遠遠的對面是另一傢住著各個國際組織的酒店。
這兩傢酒店周圍燈光明亮，不遠處立交橋上的路燈也亮著。而 Uzu酒店陽臺上的燈是關不掉的。各位記者試瞭很多次，它們依然徹夜明亮。於是，每天晚上，遠遠望來，Uzu酒店一派燈火通明。
面子工程哪兒都有，戰場上也不例外。
那一天，我在那兒
日子一下子過到瞭8月——穆斯林的齋月。齋月過半，戰事突變，反對派連連取得巨大勝利。拿下距離的黎波裡隻有70公裡的茲利坦後，反對派軍隊就幾乎包圍瞭利比亞首都。大局已定。
那時候我們在班加西，看CNN的直播瞭解的黎波裡的情況。其實，我們隻要聽外面的聲響就能知道。那天的班加西，從傍晚開始，就不斷的有人鳴槍慶祝，甚至還有人放炮，震得賓館都在晃悠。
戰事以誰都沒有料到的速度推進。反對派長驅直入，轉眼，三色旗飄到瞭市中心。幾乎每隔幾分鐘，我們就會聽到打到哪兒的消息。
大概從晚上9點半開始，班加西陷入瘋狂。我懷疑全城的人都上街瞭，路上堵車，水泄不通，人們的目的地甚至不是前方，而就是大街上。他們坐在車裡，司機有節奏的按響喇叭，其他人把手臂伸出窗外，揮舞著三色旗，或者比劃出V 字型手勢。
我們的車在人群車流中比走路的速度還慢，快到最高法院，徹底開不動瞭。我們下車，步行。一拿出攝像機，人們就湊過來，隻有一句："卡紮菲離開！利比亞自由！"遠處，有煙花在盛放。幾乎是第一次，我們看見用煙花慶祝，而不是用槍炮在歡慶。
那一晚，班加西人在慶祝，也許，整個利比亞都在慶祝。棚子底下，男人們手牽手跳起當地舞蹈，鼓手熱烈地敲打樂器。如果他們是歡樂的，我願意分享他們的歡樂，雖然我隻是個過客。作為一個應該冷靜的旁觀者，如果我和他們一起歡呼，隻因為我希望，他們真的可以從此和戰爭說拜拜瞭。
不管戰爭之後得到什麼，戰爭這件事情本身的代價太大瞭。
洋洋灑灑89天，一幕一幕如電影般在我眼前重放，可是像蒙太奇一樣都是零散的片段⋯⋯ 那幾個月，我仿佛鉆進瞭時間機器，飛往瞭另一個時代。
戰區，穆斯林國傢，齋月，我作為一名女性，占據瞭所有的不利因素。但是那兒終究是我作為一名記者最應該也是最希望到達的地方。
那些日子，我總是告誡自己：打開窗是槍聲，關上門是生活，督促我的是職責，支撐我的是夢想。我想，每一名戰地記者對戰區都有復雜的情感。那是一種得咬著牙惡狠狠說出的輕描淡寫。經歷的時候、日後回想起來都不那麼真實，有時候甚至想抽自己一耳光確定不是在做夢，但是一切又都印象深刻。外人看到你的勇敢，同行看到你的報道，親人朋友看到你為夢想執著。
世界上總有些事情值得你去努力、去奮鬥，不為錢、不為名、不為主流價值觀、不為別人的眼光，隻為心中所想。它看上去可能很難，但是不會難出你的能力范圍，它看上去可能很遠，但是遠不過你邁出的腳步
Jack怎麼說的來著，"A solitary bright flower in the desert is the most magnificent sight a person can behold. "
一朵綻放在沙漠中孤單的鮮花，是人類的視力所能見證的最驚艷的美景。
王 夢
1984年4月18日出生，江西南昌人，現為中央電視臺日本東京站的駐外記者。2004年畢業後成為中央電視臺《中國新聞》欄目記者，主要負責采訪外交新聞。曾經采訪過美國總統克林頓、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並在巴黎會見法國等國傢的外交官，五次到西藏進行采訪。
2010年，王夢被派往印度，成為中央電視臺新德裡站的駐外記者。2011年利比亞戰爭期間，27歲的王夢成為央視派往當時利比亞反對派大本營班加西的第一批記者，從4月到5月，再從7月到9月，總共在利比亞呆瞭89天。 2012年，王夢出版《和利比亞說分手》一書，敘述在利比亞做戰地記者期間的所見所聞所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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