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產陷阱是當下流行的話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日本社會從 1980-1990 年代的 1 億準中流到泡沫經濟大幻滅後的迅速中產夢碎，分崩離析之間就差瞭一場金融危機。十幾年前，當時日本有本暢銷書名字叫《下流社會》，準確描摹出 1 億準中流幻滅後的日本社會迅速滑入 " 下流社會 " 陷阱的過程。
1 日本中產社會結構正經歷重構過程
今年 6 月，筆者在東京著名學術書店 " 三省堂 " 看到一本紅色封面的文庫本新刊被整齊地碼放在醒目的位置，旁邊的架子上，貼有《朝日新聞》書評的剪報。仔細一看，原來是著名普羅作傢、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
如果不是親眼所見，很難相信這樣的事實：1933 年，因犯有所謂冒瀆天皇的 " 不敬罪 "，遭當時惡名昭著的思想警察——警視廳 " 特高課 " 虐殺的小林多喜二 79 年前的著作，竟在全球化時代的經濟大國卷土重來。
據推出文庫本的出版方新潮社透露，去年以前，每年印刷、投放 5000 冊左右；而今年，則連續增印，已突破 30 萬冊，成為年內第一大暢銷書。
同一時期，純文學雜志《Subaru》 ( 《昂》 ) 6 月號推出題為《無產階級文學的反擊》的特刊；NHK 專題紀錄片《Working Poor》 ( 勞動貧困，意為即使努力工作，也無法擺脫貧困 ) 創下收視率紀錄；超左翼刊物《失去的一代》創刊，賣得超好，面市兩天便增印；《資本論》新譯本出版，一些 20 多歲的青年派遣社員 ( 指由勞務派遣公司 " 派遣 " 到相關用人單位的非正式雇傭的短期、廉價勞動力 ) 結成《資本論》學習會，研究自己被剝削、榨取的秘密。
在這種形勢下，近年來，因國會席位過少，在日本社會已成邊緣小黨的日共，因其對社會貧困化問題的關註，往日門可羅雀的狀況竟為之一改：委員長志位和夫演講撰文，出鏡頻頻，儼然成瞭媒體新寵；從去年 9 月開始，黨員人數以每月千人的速度穩步遞增，一年時間，" 新米 " 過萬，乃至 " 日共泡沫 " 成為話題。
種種跡象表明，長期以來以所謂 " 一億總中流 " 傲然於國際社會的日本超穩定的中產社會結構正經歷著崩潰、分化與重構的過程。
在三浦展的通俗社會學著作《下流社會》成暢銷書之後，媒體甚至有 " 一億總下流 " 說法。在這個 " 化學反應 " 過程中，" 物質 " ( 傳統的社會組織結構 ) 本身所釋放的巨大能量及其帶來的劇烈震蕩不僅是前所未有的，而且會在相當程度上改變日本的世道人心，乃至可能使日本進入 21 世紀以來正迅速變身的社會轉型 " 中途改道 "。
2" 一億總下流 " 化的實態
日前，日本厚生勞動省發表瞭 2007 年度國民生活基礎調查數據，結果顯示：截至 2006 年，日本傢庭平均收入為 566 萬日元，比經濟高峰時的 1994 年減少近 100 萬日元；感覺 " 生活艱難 " 的傢庭比例連續 6 年上升，達創紀錄的 57.2%。
與此同時，日本傢庭的構成呈進一步老齡化和少子化態勢：2007 年，擁有 65 歲以上高齡人口的傢庭的比重首次突破 40%；在這些 " 高齡 " 傢庭中，有 48% 的傢庭全部由老年人組成，三代同堂式傢庭的比例僅占 18%，而由老年人照顧老年人的所謂 " 老老看護 " 型傢庭的比例則繼續上升。
1995 年，享受生活保護 ( 相當於我國的 " 低保 " ) 者為 88 萬人，現已達 150 萬人，為史上最高紀錄；這個歷來以高儲蓄率著稱的國傢，零儲蓄傢庭從 2000 年的 12.4% 激增至 2006 年的 22.9%；非正規雇傭者占全部勞動人口中的比例達 33.5%，而在 24 歲以下的人口中，則超過 50%；尤其是年輕女性中的一半多為非正式雇傭者，如果她們不結婚的話，幾乎註定要與貧困為伍。
毋庸諱言，今天的日本正直面經濟高度成長以來的最大危機：貧困。而且，這種貧困，是幹不幹活都貧困，甚至是越幹越貧困。
詩人、評論傢吉本隆明命名為 " 新貧困社會 "，指出現狀已接近戰敗初期的貧困時代：" 近四五年，社會進入應稱之為‘第二戰敗期’的階段 …… 幹活、幹活，可無論怎麼幹生活也難以輕松的實感，正在年輕一代蔓延 "；這種狀況導致人的心病陡增：" 今天的日本，相當於產業革命時代的肺結核的，怕是精神疾患吧。"
更嚴重的是，目前的貧困，並不單純意味著物質的貧困。在傳統的日本社會，縱然暫時面臨經濟的窘迫，以傢庭和地方共同體為依托，或嘗試新的工作，或協助傢業，從長計議，為將來重做打算總不是什麼太難的事情。
但現在不同，不僅為低收入所困，而且老齡社會的發展、地方經濟的凋敝，使人孤獨無所依，連從眼前的困境中舉拔出來的支點都不具備，遑論明天——一句話，是一種毫無前途可言的浮萍狀態。
一個頗具象征性的可資參考的數據是關於自殺者數的統計：連續 10 年超過 3 萬人；2007 年為 33093，比前年增加 938 人。
據警察廳按自殺者遺書的分類、統計，自殺的理由依次為生計問題、工作環境、健康狀態。而自殺者的年齡，則多集中於 30 多歲和 60 多歲這兩個世代，一邊是年富力強，風華正茂，一邊是剛剛退休，好容易喘口氣，籌劃 " 第二人生 " 的時候。
對前者來說，年過而立，看破無論再怎麼努力，狀況也難以好轉的殘酷現實 ( 客觀上，多數勞務派遣公司，薪水到被派遣者 30 多歲就封頂 ) ，隻好斷念；而對後者來說，退休後收入大減，自己的儲蓄額和國民年金所能給付的退休金都已明確，失去工作後 " 第二人生 " 的一籌莫展，加上對健康狀況的擔憂，構成晚年生活的不安和恐懼的根源。
日本非正規雇傭勞動大軍的形成和坐大，非一日之寒。遠的不說，據日總務省 " 勞動力調查 " 結果顯示，從 1997 到 2007 年的 10 年間，非正規雇傭者就增加瞭 580 萬人，而正規雇傭者 ( 正社員 ) 人數則減少瞭 371 萬人。如果是高增長的景氣時期，經濟規模本身在不斷擴大，縱然有再多的非正式勞動者，正規雇傭的正社員們也斷無失去飯碗之虞。
但今天，隨著經濟蕭條的長期化，從政府機構到大企業，對 " 效率 " 的追求高於一切，定員定崗，訂單的增加並不意味著人員編制的擴大和工資收入的上浮。相反，一個非常現實的問題是，如果為非正規雇傭者改善待遇，便等於堵死瞭 " 正規軍 " 們薪酬成長的空間。
因此，傾巢之下，安有完卵？非正規雇傭者的低薪酬不但沒能為正式員工的合理待遇提供保障，反而把後者的薪俸給拽瞭下來。
其結果，政府機構和企業中，對白領的憂鬱癥、過勞死及自殺等勞動保護災害的認定數量，已達史上最高水平。可以說，" 下流 " 化的結果，連中流也自身難保，最終成為社會普遍 " 下流 " 化的犧牲。
用日本作傢、前 " 全國勞動組合總聯合 " ( 全勞聯 ) 的專職談判專傢，致力於派遣勞動者受害支援的淺尾大輔的話說，如此狀況，導致對現代日式資本主義的三重破壞：即 " 生存的破壞、自豪的破壞和未來的破壞 "。
3" 下流社會 " 是如何釀成的
筆者服務於占日本 GDP1% 的綜合電機公司時，曾聽一位老板語重心長地說：" 在這個國傢，隻要你服務於一間過得去的公司，幹上 10 年、20 年，公司對你的回報總應該讓你夠娶妻生子、買車買房，維持起碼的有尊嚴的生活。這是常識。"
他說的是 " 實話 "。
曾幾何時，日本企業提倡終身雇傭，隻要一就職，公司的 " 年功序列 " 不但保障薪酬的不斷增長，國民年金制度也承諾退休後穩定的生活；健康保險、雇傭保險等自不在話下，社宅和社員旅行等優厚的福利也是題中應有之義。
除此之外，" 勞動組合 " ( 工會 ) 通過日本特有的勞資談判方式，以在終身雇傭、年功序列型薪酬體系的統一框架內工作的企業內全體勞動者為對象，在不對勞資關系構成本質傷害的前提下，一年兩度或數度展開對資方的有理、有利、有節的集體交涉 ( 諸如 " 春鬥 "、" 秋鬥 " 等 ) 。作為員工個人，就算再平庸無能，隻要肯付出，以公司為傢，用不著自己出頭，一切都有制度性保障，每個人都相信 " 公司不會虧待我 "。
乃至經過戰後短短一代人的時間，上班族便養成並習慣瞭上述 " 常識 "。客觀上，也構成瞭日本社會的 " 安全網 " 和國民 " 公 " 的意識與道德資源的支撐。
可殊不知，30 年河東河西，此一時彼一時也。泡沫經濟崩潰後，如此 " 常識 " 即使尚未被顛覆成 " 非常識 " 的話，也正在經歷著巨大的動搖。而風起於青萍之末，最大的始作俑者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
新自由主義在日本的登場，可追溯到 20 多年前，最初是以行政改革的形式出現的。1981 年，鈴木善幸內閣成立瞭一個委員會，目的是平衡國傢預算，以應對日益深刻的財政危機。
為達成此目標，動議進行旨在縮小財政規模、削弱政府職能的行政改革，具體措施包括減少公務員、國企民營化及諸多領域的解除管制 ( 所謂 " 規制緩和 " ) 。從那以後，歷經 15 任首相，或多或少，或有力或無力，始終朝著這個既定的大方向推進。
而決定性的推動，無疑是小泉純一郎任內的 " 構造改革 "。這裡既有小泉本人的個性因素，也有泡沫經濟等客觀性因素，還有美國等國際因素。
總之，被認為 " 史上最親美政權 " 代表的小泉，憑借其政治上與佈什惺惺相惜的新保守主義權威，在經濟上實行瞭大刀闊斧的新自由主義改革。加上其差強人意的政權凝聚力和 5 年有半的任期，及國內保守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環境，" 構造改革 " 雖然沒能被 " 進行到底 "，但島國的面貌為之 " 豹變 "，卻是不爭的事實。
客觀上，泡沫經濟崩潰後，為不良債券等問題困擾不已的大企業，在有可能長期化的蕭條中求生存成為第一要義。隨著像美國似的那種作為企業經營者，首要的工作是贏利，而不是照顧員工的商業意識形態被正當化，傳統日式經營理念開始讓路，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等 " 國粹 " 迅速被拋棄。
1999 年，隨著勞務派遣法的修正，原有的管制被放寬，廉價而優質的勞動力轉眼間便充斥市場，人滿為患，大企業資方額手稱慶。
開始時，財界對大企業的裁員還抱有一定抵觸。當日產汽車的巴西籍 CEO、被稱為 " 成本殺手 " 的卡洛斯 · 戈恩宣佈實施其龐大的裁員計劃時，經團聯會長奧田碩曾苦言相勸。
但小泉上臺的 2001 年，一下便有 120 萬白領 " 下崗 "，財界很快就適應並習慣瞭 " 構造改革 " 時代的遊戲規則，甚至樂此不疲，樂不知返。
但是，當由企業、傢庭及區域社會構築的 " 安全網 " 被層層拆除之後，要阻止貧困化的蔓延，隻能靠國傢的社會保障體系。
但日本作為後發資本主義國傢，社保體系其實非常脆弱。以 2003 年的數據為例，社保支付額度占 GDP 的比例僅為 17.7%，雖然比美國略高，卻大大低於歐盟的平均水平 ( 26% ) 。而小泉的 " 構造改革 "，卻首先拿本來就已很薄弱的公共事業費開刀，所謂 " 從容易砍的地方先砍 "。
於是，從 2002 年開始，每年以 2200 億日元的額度，連續削減；進而，2006 年出臺的《關於經濟財政運營和構造改革的基本方針》 ( " 骨太方針 " ) ，又確定瞭未來 5 年內進一步削減 1.1 兆億日元 ( 1 兆 =1 萬億 ) 的框架。這項被稱為 " 安全網拆除工程 " 的事業，現在尚在進行中。
如此，幾年下來，盡管日本的大企業某種程度上恢復瞭 " 效率 " 和國際競爭力，但整個社會的公共事業卻已面目全非。一個貧困蔓延的 " 格差社會 "，作為小泉 " 構造改革 " 的負面遺產，不僅受到國民的批判，且必將在後續政權中被加以糾正。
4" 下流社會 " 定型化的危險
最近發生的兩個事件，極大震動瞭日本社會：一是去年，北九州市 52 歲的患病男子，由於喪失生活保障，留下一紙 " 我想吃飯團 " 的遺書，在電、煤氣都被切斷的房間裡活活餓死的事件；另一個是今年夏天，25 歲的男性派遣勞動者在東京秋葉原街頭揮刃亂砍，致 7 人死亡、10 人受傷的無差別殺人慘劇。
事件通過大眾傳媒的報道，使人們在看到貧困其實不遠，就在身邊的同時，真切地認識到貧困的可憐與可怖。尤其是後者的反社會兇惡犯罪的性質，更使一些知識分子意識到虛擬的 " 左翼 " 向 " 右 " 急轉的危險性。有跡象表明，這種擔心絕非多餘。
2007 年 1 月，" 飛特族 " ( 日人根據英詞 "Free" 的造語 "Freeters"，近乎中文的自由職業者 ) 出身的 " 失去的一代 " ( 日本社會對 25~35 歲的年輕世代的稱呼 ) 自由作傢赤木智弘在《朝日新聞》系學刊《論座》雜志上發表一篇文章《叩問丸山真男—— 31 歲飛特族，希望是：戰爭》，輿論大嘩，據說當期雜志比往常多賣瞭一倍。
赤木根據其自身長期作為派遣勞動者為生存四處奔波的 " 下流社會 " 的經歷，為人們揭示瞭為什麼身為貧困層的年輕人卻支持活力門 ( Live door ) 的堀江貴文等新貴階層，甚至對小泉、安倍這種一手制造瞭 " 格差社會 " 的保守政權也充滿 " 好意 " 的貌似自相矛盾的謎底：
" 對我來說，年輕人的右傾化並非不可理喻。一個極單純的道理：如果日本軍國化，戰爭爆發，死很多人的話，社會便會流動起來。我覺得很多年輕人希望如此。"
"…… 我們這些低薪勞動者，被社會放任已 10 年。社會不但不曾對我們伸出援手，且罵我們沒幹勁，成瞭國傢 GDP 的分母雲雲。隻要和平繼續，這種不平等便會持續一生。若打破這種閉塞狀態的話，興許會生發某種流動性也未可知。而作為一種可能性，那便是戰爭。"
紮於 " 下流社會 " 的年輕人為打破 " 和平卻令人窒息 " 的 " 格差社會 "，重建某種合理的流動性，卻不得不訴諸戰爭的極端手段：" 非常遺憾，正如我們不得不希望的非常手段那樣，社會的差距如此之大，而且已被做成不可撼動的定型化的東西。"
而為什麼要 " 叩問丸山真男 " 呢？丸山是戰後日本知識左翼的代表人物。1944 年 3 月，時年 30 歲、有 " 思想犯 " 前科的丸山接到瞭召集令，旋即被作為陸軍二等兵派往平壤。而那些連中學都沒上過的一等兵，卻免於在戰敗前夕被派往沙場。
對丸山來說，戰爭時期的征兵制確是一種不幸；但對那些連中學都沒上過的一等兵來說，欺負一個畢業於東京大學的精英，如果不是戰爭所賜的 " 機遇 " 的話，永遠都不可能。換言之，正是戰爭，在那些未受過教育的一等兵的眼前，展現瞭打破等級社會的藩籬的希望——也是 " 流動性 "。
最後，作者說道："…… 如果社會在和平的名義下，對我持續性地恃強凌弱，對我菲薄的幸福夢想持續性地加以嘲弄的話，那時，我便會在內心希冀‘全體國民持續受苦的平等’，並不假躊躇地把它作為我的選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