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一個名人落馬 全美性騷擾成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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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

好萊塢金牌制作人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 )被曝出在過去 30 多年間屢次對年輕女演員、編劇等性侵犯的一個多月以來,我們見證瞭這場揭發性侵者的風暴席卷娛樂界、體育界以及政界。性騷擾、性侵或者強暴,我們平日裡在新聞中聽到的並不少,但是這樣的 " 受害者 " 憤怒地集體發聲卻可能是頭一次。

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 )

除瞭在新聞中看到有頭銜的大人物、明星紛紛在這一風暴中落馬,我們也註意到自己身邊的許多朋友在社交網絡上以 "#Metoo"(# 我也是)分享他們的遭遇與憤怒。

此前沉默的弱者,今日突然能夠借助社交網絡、媒體來發聲,甚至咆哮。他們的勇氣和憤怒,讓我們意識到,性騷擾可能並不僅僅是新聞中滿足我們獵奇心理的材料,也是我們身邊朋友的切實傷疤。

那麼,性騷擾到底有多普遍呢?

性騷擾最惡劣的形式——強暴,都很難統計。由疾病防控中心統計的官方數據顯示,1/5 女性以及 1/60 男性都曾經歷過強暴。而很少受刑事懲罰的性侵犯則更普遍,但也同樣難統計。" 性騷擾 " 一詞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後期才開始出現,這和二戰後,越來越多的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有關。性騷擾的受害者大多數都是女性(當然也有男性,但相對較少)。而與 " 性騷擾 " 相關的法律定義到 1980 年才出現。

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EEOC)定義,任何影響當事人工作的,不受歡迎的性騷擾、性挑逗行為、要求性好處或者其他語言上或者肢體上的與性有關的侵犯。但起初官方記載的投訴在法律定義產生後的 5 年間,僅有 16 起。最高院在 1986 年將這一定義加入 1964 年民權法後的 30 年內,性騷擾投訴一下上升到瞭 40 萬。

" 性騷擾 " 投訴數量激增,並不意味著 " 世風日下 ",筆者認為,這一數量的增加,反而可能反映瞭越來越多的女性擁有瞭自我意識、獨立的意識,對於別人侵犯自己的身體也越來越有反抗意識,也更加明白用法律來保護自己。

但是仍然有許多受害者選擇沉默,在最近的一個多月以來,我們看到的指控 " 性侵者 " 的例子可能還隻是冰山一角。EEOC2016 年的報告顯示,大約有 25%-85% 的女性曾在工作中遭遇過 " 性騷擾 "。受害者大多是,年輕、初級員工,在由男性主導的領域工作,絕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女性,僅有 17%" 性騷擾 " 投訴是由男性提交的。

或許有些華人對於最近這起 " 指控性侵者 " 風暴純屬抱著一種看客心態,覺得這是美國主流社會文化的問題,在華人圈子比較罕見。但少數族裔女性遭到性侵的威脅並不低於白人。

曾受到媒體廣泛報道的,控告凱鵬華盈性別歧視的矽谷女強人鮑康如(Ellen Pao), 其實也曾遭到同事奧吉爾 · 拿爾(Ajit Nazre)性騷擾。這一性騷擾也是的鮑康如沉默數年,直到 2011 年,她才和同事講過這一困擾。在另外一名女同事也遭到拿爾騷擾後,鮑康如在 2012 年向公司管理層舉報,數月後,拿爾才離職。

鮑康如(Ellen Pao)

另外,甚至也有人誇下海口,稱在華人圈,性侵問題沒有美國主流社會嚴重。還記得,今年四月臺灣女作傢林奕含在寫作出版《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後自殺,書中房思琪遭遇老師誘奸、性侵的經歷實際林奕含本人也經歷過。這一青少年的經歷一直糾纏著她,直到她主動結束自己的生命,也結束這一痛苦。長期壓抑沉默總是會要爆發。" 性侵 " 投訴零記錄,並不代表著不存在這一問題。

通常,在性侵者以及受害者之間常常存在不平等的權力關系,比如溫斯坦身為好萊塢大名鼎鼎的制作人,自然讓初出茅廬的女演員等人變成瞭沉默的羔羊;比如上司與下屬之間;比如老師與學生之間等等。受騷擾的人處在權力關系的不利地位,是反抗?還是順應形勢?很多人會選擇後者。

特別是當受害者年輕未經世事,或者是未成年人,屬於無知而無力反抗的范疇。剛剛提到的房思琪或者林奕含是這樣,曾遭演員史派西(Kevin Spacey)侵犯的 14 歲男孩拉普(Anthony Rapp)、曾被地區法官摩爾(Roy Moore)追求的少女們都是。而 " 獵食 " 他們的正是那些利用對方的無力和無知的、濫用他們權力的年長男性。

路易 C.K. ( Louis C. K. )

正如遭到指控後的路易 C.K. ( 被無名女性指控在她們面前自慰 ) 在道歉聲明中所說的:

"

這些指控屬實。那時候,我和自己說我做的事沒關系,因為我從來沒有在沒有詢問的前提下給一個女人看我的性器官,這是真的。但是我後來才明白,太晚瞭——當你較另外一個人擁有更高的權力,讓他們看你的性器官並不是一個問題。對於他們來說是非常困窘的。對於這些女人,我擁有更高的權力因為他們崇拜我。而我不負責任地濫用瞭這一權力。

"

造成這些 " 無知者 " 的不幸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社會上存在的 " 談性色變 ",或者說避而不談 " 性 "。如果兒童、青少年甚至年輕的成年人,對於自己的身體有更深的認識,明白什麼是正常的接觸,什麼是不正常的接觸,知道如何投訴侵犯自己的人,知道在遭遇侵犯時怎麼做可以減少損失;如果我們的父母親或者教育者能夠擱置他們不必要的 " 羞澀 ",對於孩子們進行極為必要的性教育,我們今天聽聞的這些緋聞可能會少一些。

而讓許多性侵受害者沉默的另外一個原因是—— " 強奸文化 "(Rape Culture),尤其是 " 譴責受害者 "(Victim Blaming), 也就是當性侵犯、強暴等事件發生時,社會輿論會指責受害者,認為受害者的一些做法給施暴者創造瞭機會,或鼓舞瞭施暴者。民眾總是希望能夠擁有一個完全無辜、毫無瑕疵的受害者。" 她不應該穿著暴露 ";" 她不應該單獨去他賓館的私人房間 ";" 她不應該這麼晚外出 " 等等;而正是這樣的思路,使得很多的受害者不願意公開指控施暴者,來承受二次傷害。

另一方面," 強奸文化 " 對於性侵者又格外地包容。曾經引起輿論廣泛關註的、發生在加州斯坦福的性侵案中,性侵者是特納(Brook Turner),白人年輕男性,又是斯坦福大學的遊泳健將,他們將 " 性侵犯 " 輕描淡寫地稱為一個 " 錯誤 ",判處特納服役 6 個月。

特納(Brook Turner)

又比如老佈什,目前已有至少 7 位女性指稱在和前總統合照時,或其他場合,遭遇 " 咸豬手 "。對此,民眾似乎也默然接受,既然他已經道歉。

這次 " 指控性侵者 " 風暴來襲,異常之處也在於,民眾不再指責受害者,而是全力炮轟施暴者。目前紐約和洛杉磯警方都開啟瞭對溫斯坦性侵的調查;史派西主演的熱劇《紙牌屋》停拍,已經拍好的電影換角;共和黨國會領袖紛紛敦促曾經與未成年少女有不正當性接觸的摩爾退出競選等等。

史派西,《紙牌屋》主演

摩爾,GOP 國會參院候選人

另一邊,民眾也鼓勵受害者的勇敢,並且將輿論的導向轉向瞭每一個網友自己。女性們在發表 "#Metoo" 的時候,在仔細梳理自己過往的經歷,有多少是因為無知而被占瞭便宜,有多少是因為旁觀者的冷漠使得性侵者得逞,有些人後悔當初沒有揭發自己的侵害者,或許在自己之後可以少幾個受害者;男同胞們也在仔細審視自己是否曾經越過界,是否也成為集矢之的,成為眾人聲討的對象。隨著越來越多的重磅指控落下,這次風暴儼然成瞭 " 文化清算 "。我們不做性侵者的同仁,我們不看他們拍的電影,我們不要行為不檢的演員或議員。

本周四曝出,2006 年參議院弗蘭肯(Al Franken)在飛機上,趁女主播睡著之際,未經允許觸摸對方胸部,並拍攝照片稱其為 " 玩笑 "。但是在目前的輿論環境下,估計大多數人都不會覺得這個 " 惡作劇 " 好笑,反而覺得這張照片讓人不安:如果我過去可能覺得這張照片好笑,是為什麼?我是不是也把 " 性侵 " 正常化瞭?

筆者認為,在這場風暴中,一個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是,你我對於這種壓抑受害者、慫恿性侵者的文化,到底應該負多少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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