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村松曾自述為何會有 1923 年的上海之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瞭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自己想去上海尋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
村松梢風 ( 1889 — 1961 ) 的作傢地位在 20 世紀的日本文壇大概連二流也排不上，盡管他生前發表過幾十部小說和人物傳記，曾經有過不少的讀者，他撰寫的六卷本《本朝畫人傳》被數傢出版社爭相出版，一時好評如潮，1960 年中央公論社在建社 100 周年時又以精美的裝幀將其作為該社的紀念出版物推出。在日本出版的各種文學辭典和百科全書中，對他也有頗為詳盡的介紹。不過對於梢風的小說，評論界一直很少給予關註，他撰寫的作品，大部分是歷史人物故事，人文的內涵比較淺薄，除瞭作為大眾文學作品集出過寥寥兩種選集外，在文集、全集汗牛充棟的日本出版界，迄今尚未見到有梢風的著作集問世。這大概可以映照出梢風文學作品的內在價值指數。不過當我們將目光投向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中日文化關系史，特別是這一時期日本的作傢文人在中國的活動時，村松氏卻是一位不應被忘卻的人物。自 1923 年至 1933 年的十年間，他大約來過中國近十次，足跡北及東北、熱河，南涉臺灣、廣東、香港，有關中國的文字，僅結集出版的即有十本之多。
梢風生性比較放浪，喜好遊樂和冒險。他覺得大正時期的日本，氣氛太沉悶，很想脫出列島，到海外的世界去遊蕩。恰好在此時，他讀到瞭 1921 年芥川龍之介作為海外特派員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發表的《上海遊記》。梢風後來在以第三人稱撰寫的自傳《梢風物語———番外作傢傳》 ( 載東京新潮社《新潮》雜志 1953 年 2 月號 ) 中這樣寫道，1923 年的上海之行，"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受瞭芥川中國之行的刺激，但主要是他自己想去上海尋求自己人生的新的生路。從這意義上來說，他的意圖可謂獲得瞭完全的成功。"
與同時代的作傢芥川龍之介和佐藤春夫等人相比，梢風的中國文史的學養是比較淺薄的，然而 1923 年 3 月 22 日坐船來到上海時，在長江口初次目擊的大陸景象還是令他深深感動，他後來在《支那禮贊》一文中記述瞭當時的感受：
不知何故 , 此時無限的親切、喜悅、感激等諸般情感一下子都湧上瞭心頭 , 最後變成瞭一種舒暢的傷感 , 禁不住熱淚盈眶 , 愴然而涕下。我不知道世人是否都有我和宮崎滔天這樣的感覺 , 不過我在此處見到瞭我們這些熱愛支那的人的純澈的心靈。這似乎並不隻是廣袤無涯的大陸風光使我們產生瞭盲目的感動。我覺得這是由於支那廣闊的土地喚醒瞭潛意識般長期深藏於我們心靈深處的遠祖傳下來的夢。這種內心的感動有時會比較強烈 , 有時會比較朦朧 , 但當我們去支那旅行 , 雙腳踏在支那的土地上時 , 這種感動便一直持續著 , 不會消退。像我這樣缺乏漢學修養的人 , 並不是在學藝知識上被支那所深深吸引的。盡管如此 , 每當我踏上支那的土地 , 我心頭立即會強烈地湧起一陣從未有過的來到瞭夢寐之鄉的情感 , 說來也真有點令人不可思議。
這應該是真切的感覺，有一個時期，他對中國的喜愛幾乎到瞭癡迷的地步，他在《支那漫談》序中說：" 說句老實話，我有點幾近瘋狂地喜歡支那。喜歡也有好幾種，我是戀愛的那一種。支那是我的戀人。" ( 《支那漫談》序，騷人社書局 1928 年 5 月 ) 江南清麗的風物自然是他向往的，上海的紙醉金迷更是令他流連忘返。1923 年的初訪，他在上海逗留瞭兩個多月，接觸瞭各個層面，返回日本後，撰寫瞭一篇近 5 萬字的長文《不可思議的都市 " 上海 "》，刊載在 1923 年 8 月號的《中央公論》上，此文後來又與數篇記述上海的文字合集成《魔都》一書於翌年出版，他將自己在上海感受到的復雜的意象，用創制的 " 魔都 " 一詞來加以濃縮，長期以來，一直浸滲在不少日本人的腦髓中，不意在將近一百年後的中國，由梢風創始的 " 魔都 " 一詞竟然成瞭 " 上海灘 " 的代名詞，其熱狂的使用頻率，遠在日本之上，這恐怕是梢風當年始料未及的吧。
在近代中日文學關系史上，日本作傢與上海新文壇的關系發生，大概肇始於 1923 年 3 月末村松梢風與田漢等的交往。與此後大部分日本文人是通過內山書店的媒介與中國新文壇發生接觸的情形不同，村松是自己徑直尋找到田漢的，日後在田漢舉行的傢宴上又認識瞭郭沫若等一批創造社的新銳作傢，彼此間的交往，一直持續到 1920 年代末期。這些活動，國內傳統的田漢和郭沫若的年譜傳記幾乎都沒有記述，這裡譯出的若幹文字，也許可以聊補不足。
1927 年 6 月，田漢以南京國民政府總政治部宣傳處電影股長的身份前往日本訪問考察，據其同年 9 月 30 日發表的《日本印象記》，他在啟程前委托內山書店給作傢谷崎潤一郎和村松梢風發瞭聯系電報。在知曉田漢來到日本的消息後，梢風於 23 日撰寫瞭《來朝 ( 即 " 訪日 " 之意———引譯者註 ) 的田漢君》一文，發表於兩天後的《讀賣新聞》。梢風在該文中寫道：" 我與田漢君初識於此時 ( 指田漢供職於中華書局的時期———引譯者註 ) ，我是帶著佐藤春夫君的介紹函去訪田君的。田君與易氏在靜安寺路安瞭傢，並將老母接來同住，夫婦間還誕生瞭一個可愛的孩子。當時被視為南中國新興文壇牙城的《創造》同人，其同志有現在廣東大學的鬱達夫、成灝，在漢口政府擔任政治部長的郭沫若 ( 實際上曾於 1927 年 4 月 29 日被國民黨武漢中央任命為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副主任———引譯者註 ) 諸君。…… 田君在創作之外還從事外國文學的翻譯，翻譯瞭莎士比亞的作品作為少年讀物的叢書由中華書局刊行，在日本文學中翻譯瞭菊池寬的《父歸》和其他數篇。田君自己的創作，劇作比小說多，且劇作好像更出色。用日文撰寫的發表於《改造》支那專號上的有《午飯之前》。用本國語撰寫的作品中，《咖啡店一夜》等似較有名。最近一年多來參與電影公司的工作，主要埋首於拍攝少年電影。…… 在我所交往的支那文學傢中，田漢君可謂是最質樸的一個人。他的作品即使拿到日本文壇上來，無疑也是在水平線以上的。" ( 載《讀賣新聞》1927 年 6 月 25 日 ) 抵達東京以後的行蹤，在田漢《我們的自己批判》中引述的日記中有較為詳實的記述，日本方面較為重要的文獻有村松梢風的《騷人錄 ( 一 ) 》《騷人錄 ( 二 ) 》 ( 分別刊載於 1927 年 8 月和 9 月發行的《騷人》雜志第 2 卷第 8 期和第 9 期 ) ，佐藤春夫的《人間事》 ( 先後刊載於 1927 年 10 月和 11 月發行的《中央公論》雜志 ) 和小堀甚二的《佐藤春夫氏和田漢君》 ( 刊載於《文藝戰線》1927 年 12 月號 ) 等。限於篇幅，這裡就不展開瞭 ( 可參閱拙文《日本作傢村松梢風與田漢、郭沫若交往考》，載《新文學史料》2013 年第 4 期 ) 。
郭沫若在 1928 年 2 月因遭到蔣介石的通緝而流亡日本，這段經歷他後來在 1947 年發表的《跨著東海》和《我是中國人》中有記述。不過梢風在 1953 年發表的第三人稱的自傳《梢風物語———番外作傢傳》中對此的敘述與郭有些差異。據梢風所述，郭到瞭東京後去騷人社找梢風，梢風通過一位居住在千葉縣市川的朋友找到一處空房子安頓瞭下來，又通過這位朋友與當地的警察署長和小學校長打瞭招呼，於是孩子也得以在當地學校上學。半年後郭遭到瞭日本警方的逮捕，梢風也受此連累而被關進瞭拘留所。數日之後，梢風設法聯系上瞭有些熟識的警視廳書報檢查課的老資格警官大谷，經大谷的努力，終於在一周後獲得釋放，出獄後的梢風在向大谷致謝的同時，求見外事課長，為郭沫若詳細辯解，於是外事課長下令釋放瞭郭沫若。而郭的敘述是，他的釋放，是由於安娜奔走的結果。事實究竟如何，似乎也難以妄下定論。不過，在上海及日本與中國文人的交往，對梢風的一生來說都是很重要的。他的長孫、後來成為作傢的村松友視於 1983 年帶瞭母親到上海來尋訪他祖父浪遊的舊跡後寫道：" 被上海所迷醉的梢風的感動，當然並不隻是魔都上海的意象，與郭沫若、鬱達夫等中國文人的交往，肯定大大改變瞭梢風 ( 的人生 ) 。" ( 《上海搖籃曲》，東京文藝春秋社 1984 年，第 182 頁 )
需要指出的是，一直標榜熱愛中國的梢風，在 1932 年 " 一 · 二八上海事變 " 發生後，其政治態度就主動與日本當局靠攏，為日本的對外擴張政策辯解，抨擊中國政府和民眾的抗日言行，對此我曾詳細撰文分析過，這裡就不贅述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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