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呼為 " 老爺 " 的魯迅
與曾經的小夥伴閏土喪失瞭溝通的可能
到底是誰的錯呢？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處底層，是讀初中的時候。投靠親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來瞭，他最終沒有在城市裡娶到媳婦，也沒法留在城裡。在城市的親戚，嫌他不爭氣。好不容易給他介紹一個對象，卻不珍惜，到女方傢裡也不懂送禮。
叔叔特別疼愛我們，每次過年回來，都會買很多城裡的點心。他還從城裡買一輛 28 式永久牌自行車，帶瞭幾百公裡，回來再把它組裝起來。我和弟弟，就是騎著這輛自行車去縣城讀的高中。那是我們的共享單車，我們還共享瞭夢想：一定考上大學，奔向遠方。
我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聲，用拳頭猛擊院子裡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樹。我知道世界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他們的，一個是我們的。我發誓要和城裡的親戚斷交，並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其實，在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也許就是考個好成績而已。父親知道這一點，他不失時機地建言：好好學習吧，就看你以後能夠如何瞭。
父親是一位老師。作為 70 年代末的中師畢業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後，他的同事很多都到瞭縣城高中，後來有些做瞭校長和局長。父親選擇離傢最近的鎮上，當瞭一名初中教師。那是他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選擇，回歸傢庭，同時也退回到瞭底層。等我們到外地讀大學的時候，父親又從鎮上的初中，退到瞭離傢隻有 500 米的村小。
我並沒有和城裡那傢親戚斷交。那是我的四爺爺，1949 年 " 參加革命 "，他離開我們這個村莊的時候，隻有 16 歲。他對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學食堂做飯的叔叔做出瞭這樣的評價：不愛學習，不愛衛生。一點都不上進，還是農村人思維，連談戀愛都不願意請客吃飯。他的評價，讓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說的是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事實。
我這位爺爺，做到瞭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為回老傢為他的母親祝壽，從她 80 歲開始，一直到 100 歲，他堅持瞭 20 年。故鄉 20 年都沒有什麼變化，他幾次從中牽線搭橋，想讓傢鄉通電，均告失敗。最終，他以一種無奈的口吻談及傢鄉：貧窮，落後，毫無希望。
在大傢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來探親，他都到先到附近的縣城，然後由縣政府的轎車把他一傢人送到村口。小轎車揚長而去，激起一片塵土。他和每一位見到的鄉親打招呼，心裡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氣、熱情。在他城市的傢中，他的太太（我稱之為四奶奶）提起老傢這個村莊，往往先是一聲驚呼：怎麼能那麼窮，那麼臟？
最初，這樣的驚呼讓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長大的地方，至今我回憶起無憂無慮的漫長童年，都感到幸福。父親雖然是 " 商品糧 "，但是他和鄰居傢的農民叔叔沒有什麼不同，大傢都一起在田裡勞作。鄰裡之間互幫互助，有時候鄰居傢做瞭好吃的，還會端給我們一碗。這樣的 " 傢鄉 " 足以讓我贊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學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爺爺他們說得也是對的：那麼窮，那麼臟，那麼不爭氣。
我一點都不厭惡這個 " 底層 "，那裡有我的父母，也是我過去的一部分。高考填報志願的時候，有些長輩給我的建議是：" 離傢越遠越好，有多遠走多遠。" 他們雖然無法離開，但是也知道傢鄉的落後，也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是一個底層世界。他們不知道哪個大學更好，隻是朦朧地認為，距離這個底層越遠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漸地，我和那個世界也有瞭隔閡。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爺爺那樣，每年回去一次為母親慶生。並不是因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瞭。進入 21 世紀，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整個 " 底層 " 也被重構瞭。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個堅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這美麗新世界安頓下來。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底層。喬治 · 奧威爾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寫過英國中產階級對底層的偏見：他們身上的氣味，永遠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樣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對英國底層人民的評價是 " 他們，好臭 "。上世紀 20 年代，毛姆到中國旅行，他發現中國精英（地主以及低級別官員）頗能和底層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這讓他很驚訝。但是幾乎同時期的魯迅，卻在《故鄉》中捕捉到中年閏土那一聲蒼涼而卑微的 " 老爺 "。
逃離底層，當然是正當的，也是整個社會前進的原動力。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終，仍然會有一個 " 底層 " 存在。這是一個競爭的結果，僅此而已。底層隻是這樣一種狀態，底層的人們，並不比那些身處高位者更惡毒或者更殘忍。當然，相反的說法也成立：並不是你窮你就有理，底層也並不沒有什麼道德優勢。
過去，我們常被教導，富人很有可能是壞的，課文教導我們從楊白勞的而不是黃世仁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當然有很大問題，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瞭反面，從 " 為富不仁 " 變成瞭 " 窮則丟人 "。在很多媒體的報道和網絡熱文的敘事中，底層被建構成瞭一個可怕的存在。
《我為什麼要拼死爬出底層社會》這樣的文章能夠刷屏，說明 " 精英的世界 " 與 " 底層世界 " 已經隔膜到瞭何種程度。每個人的遭遇，其實都是一種個案，但是隻有你在底層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賦予某種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學教授，談戀愛被副教授、同時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騙，這讓人嘆息，但卻並不會被貼上 " 教授很傻 "" 女副教授很壞 " 這樣的標簽，輿論會把它定位為個案。但是，如果一個出身底層的保姆縱瞭火，就有可能是整個保姆階層都有問題。
真正悲哀的並不是底層社會的處境，而是這個階層的沉默。能夠敘述自己的遭遇，其實就已經是脫離底層的標志瞭。真正的底層，是沉默的，哪怕在一個人人都可以發言的網絡社會，仍然沒有他們的聲音。至少從魯迅那個時候開始，底層就已經是一個 " 被定義 " 的存在。歷史已經證明，精英給這個國傢造成的傷痛，並不比底層少一分。
我離開瞭曾經生活的環境，但是卻從來沒有想過 " 爬出 " 或者 " 逃離 " 這樣的詞。我想起小時候鄉親們對四爺爺的評價：" 他這個人，很傢常 "。意思是他雖然到瞭精英階層，但卻仍然能夠與身處底層的鄉親們溝通。我認為，在中國，這種 " 溝通 " 至關重要的。被稱呼為 " 老爺 " 的魯迅，與曾經的小夥伴閏土喪失瞭溝通的可能，到底是誰的錯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