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丁一凡】
20 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蘇東集團經歷瞭一場驚心動魄的劇變，前社會主義國傢的政權紛紛易手，共產黨下臺，反對派上臺。一些國傢從此陷入內戰，國傢分裂，社會瓦解，戰火不斷，很長時間走不出種族報復的惡性循環。另一些國傢雖然經歷瞭大幅經濟衰退，卻有驚無險地 " 過渡 " 到瞭 " 民主國傢 "。那時候，許多人都預言，中國也堅持不瞭多久，" 中國崩潰論 " 應運而生。
然而，中國的發展讓那些 " 末日預言傢 " 大跌眼鏡。此後，中國的發展不僅一路順風，而且風聲水起，先後超越瞭世界上最大的幾個經濟強國，變成瞭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按照購買力平價法計算，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已經超過美國，成為瞭世界第一。
一、從意識形態掛帥到職業文官回歸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到改革開放，中國經歷瞭許多政治運動，也曾嘗試過許多治理方式，包括學習蘇聯模式。但是，經歷過文化大革命那次政治浩劫後，人們變得理性多瞭。從那種意識形態掛帥、幹什麼事情都要看是不是符合 " 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原則 " 的教條主義做法，向經過瞭改良、但比較傳統的治理模式回歸。
從改革開放起，中國的治理模式更強調職業文官的作用，更強調政府公務員的執政能力與效率的培養。在黨校等中國的公務員培訓中，" 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 這種傳統的儒傢精神又被提瞭出來，要求公務員既要講效率又要講道德。中國公務員的升遷取決於他們的 " 政績 "，這些政績原來是 GDP 增長率，後來又加上瞭社會發展標準（減貧）、環境保護標準等等。這推動瞭各省區、政府各部門官員之間的良性競爭，大傢都在比誰做得更好。中國的公共治理靠的是這批職業文官，他們不需要花精力、時間和金錢去競選，因此工作效率要高得多。
其實，以科舉考試為基礎的職業文官制度一直是中國公共治理制度的基礎，而且曾是歐洲啟蒙運動的楷模。
從古希臘的哲學傢蘇格拉底、柏拉圖起，西方人一直在尋找治國的良好方法。柏拉圖認為隻有讓哲學傢王子去統治社會，才能達到 " 聖人之治 "。但他們一直沒有找到這種方法，直到歐洲傳教士發現瞭中國的科舉及職業文官制度。意大利傳教士利馬竇 16 世紀末到瞭中國，觀察瞭明朝後期的中國政體。他認為，中國與歐洲的一大差別是，中國是由文人、即歐洲稱為哲學傢的人來治理的。在利瑪竇筆下，中國這個國傢被管理得井然有序，而管理國傢的責任則完全交付於職業文官。
南京 江南貢院 圖 / 搜狐文化
中國的 " 開明政治 " 模式被傳教士們傳回歐洲後，被歐洲的啟蒙運動奉作典范，而歐洲的啟蒙運動又是現代化的開端。可以說，正因為歐洲國傢先後根據中國式的治理原則改革瞭他們的官吏制度，培養瞭一批專職官吏，它們才有瞭專業管理人員，歐洲國傢才進入瞭現代化。
相對比較，中國的文官選拔制度和現代中國的幹部選拔制度雖然不完全靠 " 自由選舉 "，但其選擇和淘汰的機制都離柏拉圖的主張更近些，也就是說是從職業的公共治理人才中去選拔。現代中國領導人的產生是一種賢能選拔制度，老領導們和同行們根據未來領導人的能力來選擇。選擇的標準不僅有管理各個部門的能力，還要有顧全大局的胸懷。所謂 " 不謀萬世者不足謀一時，不謀全局者不足謀一域 " 就是中國選拔官員的最高境界。
德國前總理施密特曾經多次訪問中國，拜訪過從毛澤東到改革開放後的許多中國領導人。他不認同那種稱中國的一黨制是專制的說法。他認為，共產黨的一黨制在中國歷史上有一個榜樣，那就是科舉制。科舉官員與共產黨有某種共同點，就是這種制度中的官員不是單純地從貴族或其他封閉性的統治階級中選舉產生的，而必須通過考核制度，通過政績證明自己的能力，並慢慢向上晉升。無論什麼出身的人都可能通過這套體系上升到國傢的領導層面，隻要他足夠聰明，工作刻苦，並通過各種考驗。當施密特談起中國領導人的能力時，他欽佩地說：" 他們中的一些人對經濟政策掌握的程度讓我佩服。在這方面，世界上的政府領導人當中，幾乎沒有人能與他們並駕齊驅。"
環視全球，職業文官制度無疑是中國對人類社會公共治理所做的最大貢獻。但是，文官勢力太強瞭也會出問題。因此，吏治一直是中國政治體制中的重大問題。
利瑪竇曾記錄過明朝政府定期清理官員的做法。在他筆下，明朝每 3 年對所有省份、地區和城市的高級官員進行一次嚴格的審查。1607 年審查後，朝廷審判瞭 4000 多名官員。其中有貪污受賄的；有玩忽職守的；有對犯人量刑過重的；有執政過於草率、考慮不周的，等等。對這些官員的懲罰各有不同，有永不續公職的；有削職為民的；有降職使用的；還有被放到外地任閑差的，等等。中央的官吏也要每 5 年審查一次，程序同樣嚴格，懲處同樣認真。
中國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每隔幾年也會有一次審查和清理運動，以保持公務員隊伍的純潔。其實，通過定期的整頓和清理，把不稱職和有不軌行為的官員淘汰出局，這是中國特色的管理官員的制度。它既能培養文官、並使文官成為中國公共治理中的脊梁這一優良傳統保持下去；又能防止官吏形成一手遮天、尾大不掉之勢。
二、實事求是、不信邪才是成功的根源
執政後的中國共產黨也犯過錯誤，但犯錯誤後總能認真總結經驗，改正錯誤。中國共產黨內從不缺秉公直言之人，這也是中國儒傢傳統中士大夫階層的普遍認知。中國古代思想傢孟子雲："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說清楚瞭中國社會裡的主次關系，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要學習孟子的名言。
中國共產黨雖然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思想基礎，但在政策實踐過程中，也絕非隻認馬克思講過的原則。陳雲同志說過：" 不唯上，不唯書，隻唯實。" 也就是說，我們不把馬克思主義當作一成不變的教條。
馬克思、恩格斯隻經歷過第一次工業革命，他們隻設想瞭未來社會的發展階段，卻沒有說明未來社會形式的具體運行方式。列寧嘗試過 " 新經濟 " 等不同的發展形式，但後來蘇聯的發展模式顯然有許多問題。我們試著模仿過蘇聯的經驗，有成功也有失敗，但最終還是放棄瞭蘇聯的模式。我們黨的創建者等老一輩革命傢也沒有經歷過社會主義發展形式，做過一些嘗試，有一些經驗，但卻沒有形成發展模式。當我們沒有規矩可循時怎麼辦？
我們承認，我們還不瞭解發展的理論與政策實踐，承認中國的確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因此有必要突破一些思想上的桎梏。鄧小平同志提出瞭，" 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 的論斷，打破瞭社會主義不能搞市場經濟的框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成為我們推動經濟建設的形態。
然而，市場機制雖然有利於競爭，大大促進瞭中國的經濟發展，但是市場不會自動校正經濟中的供給失衡，因此也會導致危機。我們並沒有把市場決定資源分配的原理當作教條，並沒有唯市場馬首是瞻。因此，當中國的發展遇到外部沖擊時，政府每次都果斷出手，直接幹預經濟，防止瞭經濟發展的大滑坡。政府在支持產業發展方面也起著不可或缺的作用，使中國很快在量子通信、無線互聯網、高鐵、基礎設施建設等方面處於世界領先地位。
展覽會上的 " 復興號 " 模型 圖 / 央廣網
從 1949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來，我們用幾十年的時間便創造出瞭西方國傢用瞭兩三百年才完成的事情。雖然建國 60 多年來，我們經歷瞭各種起伏，有過危機也有過災難，但都挺過來瞭。當然，這一制度還不那麼完善，還需要不斷調整。我們不時會感覺到，中國的發展中制度性障礙還不少，還有許多東西設置得不合理；幹部選拔制度也不盡如人意，一些官員可以通過腐敗這種手段在國傢機構的各種層級上不斷攀升，既獲得瞭經濟利益，又掌握著重大的權力…… 這些事情都需要通過改革解決，需要加強落實我們制度中的各種監察制度，需要制定更加完善的制度去預防。
相對比較，中國一直堅持改革開放的心態，認為中國的政體還需要不斷改革和完善。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如果什麼事情都囿於制度，許多好機會就會錯過，許多事情就會辦砸。改革開放是幹什麼的？不就是要突破制度的桎梏嗎？如果沒有改革開放，許多事情不是仍然在原地踏步嗎？改革就是要不斷掃除那些不適應形勢變化的制度安排，代之以新的制度安排。
改革過程中，要防止來自左右兩方面的誘惑，因為它們都可能把中國引入歧途。我們必須保持謙虛謹慎，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時時防止腦袋發熱，搞 " 跨越性 " 的改革。
習近平總書記在談到改革時說：" 在中國這樣一個擁有 13 億多人口的國傢深化改革，絕非易事。中國改革經過 30 多年，已進入深水區，可以說，容易的、皆大歡喜的改革已經完成瞭，好吃的肉都吃掉瞭，剩下的都是難啃的硬骨頭。這就要求我們膽子要大、步子要穩。膽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難也要向前推進，敢於擔當，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步子要穩，就是方向一定要準，行駛一定要穩，尤其是不能犯顛覆性錯誤。"
中國的改革一定要照顧到中國的傳統，考慮到中國的現實，要做到循序漸進。當抓到一個具體問題的改革時，又要做到一鼓作氣，一氣呵成，不留任何尾巴。
三、傢國情懷、人定勝天就是中國人的信仰
從蘇東劇變開始，原來兩極世界中東方集團的共產主義信仰似乎垮臺瞭。原來蘇東集團國傢人民堅定信仰的，通過社會主義道路、最終達到共產主義的理想遇到瞭巨大的挑戰。而中國因為改革開放，也不再像過去那樣用共產主義社會的理想去引導人民，而是更強調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發展理念。在這一背景下，中國出現瞭一段 " 意識形態的真空 "。
從那時起，基督教、佛教、伊斯蘭等宗教勢力開始向中國社會迅速滲透，特別是基層社會成為各種宗教勢力爭奪的場所。市場放活以後，一些造假行為突出，有些人便推而廣之，全面否定中國人的信仰，把一切不守規矩、唯利是圖的行為都歸結為 " 中國人沒有信仰 "。
其實，流傳甚廣的 " 中國人沒有信仰 " 說，很大程度上是那些宗教勢力為瞭擴張而找到的借口。從民族學的角度上看，這種說法無論如何是站不住腳的。何為民族？民族就是由使用共同的語言、文字，有著共同信仰的人群所構成的。倘若中國人沒有共同的信仰，如何才能形成占瞭中國人口 92% 的主體民族漢族，如何又能形成這樣一個占全人類 1/5 多的單一民族？
中華文明是在與自然鬥爭中形成的，因此中國人有著 " 人定勝天 " 的精神。中國人崇拜祖宗，不太相信神，相信依靠自己比依靠神力要更靠譜。從女媧補天到大禹治水，再到愚公移山，這些中國的傳說故事無一不體現著中國人與自然鬥爭其樂無窮的精神。在這一過程中，人們之間的團結互助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中國人從小就知道團體的重要性，中華文明是建立在這種團結、和睦與和諧的基礎之上的，中國人有一種傢國情懷。
中國人從來認為，傢和國是統一的，而不是分裂的。傢和天下是統一的，而不是分裂的。所以，在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裡，歷來就有齊傢、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抱負。
中國人從小到大，接受的教育不是怕神，而是要為傢庭和國傢做貢獻。我們學習的經典是愛國主義的經典，是嶽飛的精忠報國，是文天祥的名句 "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因為這種傢國情懷，中國人對國傢的事業非常忠實，最有名的例子就是清末大臣林則徐虎門銷煙的故事。林則徐把 237 萬多斤英國不法商販的雅片倒入瞭大海，沉重打擊瞭鴉片生意，大長中國人的志氣，卻招致瞭英國對華發動的鴉片戰爭。清朝戰敗後，林則徐遭投降派誣陷，被道光皇帝革職，發配新疆。即使如此，他還寫下瞭 " 茍利國傢生死以，豈因福禍避趨之 " 的激勵詩句。
中國文人對國傢忠誠並不追求回報，因為在傢國情懷中，傢與國是一體的。若沒有這種傢國情懷，在建國初期，怎會有一批如錢學森、郭永懷、鄧稼先等在國外已經功成名就的科學傢回來建設祖國呢？為中國兩彈一星做出巨大貢獻的科學傢們又有多少人舍棄瞭歐美的優厚待遇與生活條件，回國到荒野大漠中去探索中國強國的道路呢？再比如，前不久去世的 " 中國天眼 " 之父南仁東，回國時一年的工資僅等於他在美國一天的工資。但即使如此，他仍義不容辭地回到祖國，千辛萬苦地尋找安裝射電天文望遠鏡的地點，最終實現瞭自己的願望，讓中國成為擁有全球最大射電天文望遠鏡的國傢。
" 中國天眼 " 之父南仁東早期照片
現在，每年又有多少在發達國傢學習過的留學生回國報效祖國的呢？忠於國傢便是忠於自己人。在這種傢國情懷的教育下，傢長通過言傳身教把傳統價值觀傳遞給子女，形成互相照顧、互相幫助的鄰裡風氣，形成和諧的社會風氣。習近平說：" 傢庭和睦則社會安定，傢庭幸福則社會祥和，傢庭文明則社會文明。我們要認識到，千傢萬戶都好，國傢才能好，民族才能好。" 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傢國情懷的現代版解釋。
四、馬克思主義在中國隻有中國化才能成功
中國走的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遵循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但是，總有一些人喜歡挑刺，說中國遵循的社會主義路線不夠馬克思主義，因為馬克思是如此、如此說的。
其實，從馬克思主義引進中國後，一直有一些人要求絕對執行馬克思的思想，他們自稱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但是，馬克思所處的歐洲與中國的具體情況差瞭十萬八千裡。照搬歐洲無產階級城市起義式的革命在中國基本行不通，隻有在遵循毛澤東提出的 " 農村包圍城市 " 的戰略後，才讓中國革命走上瞭正軌。" 原教旨式的馬克思主義 " 在中國的實踐鮮有不失敗的例子。從上海、廣州的城市起義、根據地時期的反圍剿陣地阻擊戰的失敗，到長征路上的受挫，無一不是按照共產國際的路線去做而犯的錯誤。
毛澤東寫的《矛盾論》與《實踐論》是指導中國革命勝利的重要理論基礎，是典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表現，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產物。隻有按照這種道路走下去，馬克思主義才能真正成為指導我們實踐的思想基礎。
中國文化不是排它性的。從引進佛教到引進馬克思主義，外國的文化對中國文化產生瞭巨大影響，但也都經歷過 " 中國化 " 的過程。佛教從印度進入中國後，經過中國儒傢文化的改造，成為中國的大乘佛教，成為禪宗。這種 " 中國化 " 後的佛教後來又東傳到日本和朝鮮，影響瞭整個東亞地區的文化。伊斯蘭教進入中國後，也經過 " 以儒詮經 " 的過程，許多伊斯蘭教的經典與原則經過中國傳統典故解釋後，才被中國的信徒所接受。
我們近代也犯過錯誤，曾把中國的傳統文化當作 " 封建文化 "，要 " 打倒孔傢店 "，徹底破除 " 四舊 "。然而，當文革的浩劫過後，我們才發現如果真清除瞭傳統文化，我們就會徹底失去發展的方向。沒有瞭傳統文化，我們的根在哪裡？對我們的傳統文化，我們必須抱著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態度，發揮和光大它，用它來闡釋馬克思主義，讓中國人民更容易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心悅誠服地接受它。用 " 中國化 " 瞭的馬克思主義引導中國人民，我們一定能走向中華文明的偉大復興。
（丁一凡 北京外國語大學億陽講席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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