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都喜歡在短時間內，被重復挑逗。
這也是電影能成為大眾文化的原因之一。
但，電影還有個更誘惑的功能。
最近這個節點，十點君得把它拿出來說一說——
第一類型危險
有句話，相信沒人反對：
1997 年之前的港片，既精彩，又帶種。
香港回歸以後，會是什麼樣子？沒有人說得準。
當時的香港影人，把香港人的這種不安和困惑，裝進各種尖銳的類型片裡。
敢拍，敢說，敢試。
但十點君得說，港片真正的黃金時代，還得是在七八十年代。
那時的 " 香港電影新浪潮 "，出現瞭大量風格出眾的作者電影，揮灑對現狀的思辨。
怎麼也想不到，徐克也是其中一員。
你可能會問，徐克不是擅長武俠片嗎？
對，也不對。
那時的徐克，就是個孤憤的青年，對社會有太多憤懣想表達。
這口氣，強咽下去會憋死。
「第一類型危險」就是其一，甚至直接對著社會和政治開懟，玩出瞭高峰。
果然像是徐克敢幹的事。
但也因為批判得太露骨，在香港瞬間成瞭禁片。
畢竟，這份憤懣，徐克選擇直接炸出來——拿炸藥當主角。
三個少年無心向學，出於好玩，他們打瞭個賭：你要是做得出炸藥，我就敢拿出去炸。
果然，炸藥還真被這群小屁孩做瞭出來。
年輕人嘛，話在弦上哪能收回，就算你想要反悔不幹，另外兩個也不會放你走。
於是，他們隻能在初次作案的一陣忐忑中，帶著炸藥去瞭電影院，再心虛地悄悄離開。
炸藥應聲炸開，警方也馬上趕到瞭現場。
這件事在香港鬧得沸沸揚揚，少年們也成瞭警方調查的目標。
徐克的第一個大招——
把下一代青年設為主角。
不得不說，這招實在精巧，青年代表什麼？香港未來的前進力量，理應是最朝氣蓬勃的群體。
但現在呢？炸彈，犯罪，逃逸。
這股力量，已經成瞭放肆的脫韁野馬。
這裡頭巨大的落差，難免讓人好奇，問題出在哪？
顯然，出在整個社會。
" 事發前一晚給三個小孩威脅 "
被英管轄的期間，原本應該是自傢主人的香港人，卻成瞭被殖民方，內心的不自信和社會的動蕩，互為局面的因果。
與它發生化學效應的，是青年強烈的叛逆。
你應該也心有戚戚，社會變化之於公民的影響，在人格還沒定型的未成年身上，最明顯。
所以，徐克索性直接把這口氣推向瞭極端——
明明穿著校服，卻看不到他們在學校裡讀書；
西裝筆挺得像個大人，其實在暗暗發顫；
不僅會做炸彈，在一次犯案之後還不知錯收手。
一次比一次大膽，一次比一次極端。
但更極端的，是女主。
與其說極端，倒不如說是內心的極度陰暗。
女主的哥哥是名警察（羅列飾），看上去應該是有涵養、知是非的傢庭，沒想到恰恰相反。
相依為命的哥哥整天不在傢。
和女主之間不僅缺乏溝通，對女主的教育甚至全靠暴力，不管不顧，胡亂撒野。
女主在這種環境下長大，讓她出現瞭反社會的變態傾向。
會偷哥哥的配槍，開瞭保險，對準鄰居。
她還養瞭一籠小白鼠，但不是拿它們當寵物，而是當玩具。
隨意紮，隨意摔。
不僅如此，隻是從窗戶跳進來討吃的野貓，女主二話不說，抓起來直接往樓下扔。
最後，貓慘死在地面的木刺上。
在她眼裡，什麼社會規則，什麼社會常理，全都是泡沫，隻一剎花火。
但可怕的是，女主不認為自己是在做 " 不正常的事 "，相反的，她認為這隻是在滿足自己的某種欲望。
當女主和三個少年湊在瞭一起，雖然他們的三觀不盡相同，卻對社會有著同樣的沖動和好奇。
於是，他們決定聯手犯罪。
可他們哪裡知道，自己會成為政治的犧牲品。
香港新浪潮的特征之一，就是把混亂陰暗的社會現狀都融進電影裡，填充創作者的個人色彩。
告訴觀眾，你看，現在這個社會其實長這樣。
在徐克手裡，他選擇用血腥和暴力，用超出生活常理的極端，來創造自己的荒誕和離奇。
這也是徐克的第二個大招——
借力打力，把這巴掌好好還給社會。
他對社會的現狀是不滿的，所以他把炸彈當作主角，企圖炸醒香港這座城。
也因此，傢庭和傢人的存在感特別渺小。
三個少年都有各自的傢庭，但要嘛嘈雜凌亂，沒有一點生活空間，要嘛就是和奶奶居住。
父母不管不顧，野蠻成長。
即使是生活水平稍好的小少爺，當女主打電話上門威脅時，他的父母也隻是淡淡地問瞭一句：
怎麼搞到女孩子要報警這麼嚴重？
更別說女主瞭。
她和三個少年到處放炸彈，無非是為瞭想和少年們做朋友，也是在反抗哥哥對她的冷漠交流。
說白瞭，這個時代的青年，都是孤獨的。
他們在這座城裡變得迷茫，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想要擺脫長輩，但社會已經讓人絕望。
混沌，骯臟，更多的是冷漠。
所以他們選擇用極端的犯罪——炸藥，來聲明自己對社會的態度，也是徐克對病態社會的反抗。
擁有「第一類危險品」（炸藥）的人，就會產生「第一類型危險」。
三個少年和女主，正是徐克窺看社會的視角——
如果連下一代都對香港絕望瞭，哪還有未來？
徐克讓這部片充斥著肆意的血漿和生猛的尺度，眼花繚亂，可它們也隻是絕望和孤獨的產物。
這還不是最可怕的。
泥潭最大的根源，是政治環境。
三個少年和女主不隻犯罪，他們還陰錯陽差地拿到瞭一筆巨款，是外國犯罪團夥走私軍火的黑錢。
原本應該是戴罪立功的機會，但羅列的長官說：
香港的政治環境很特殊
關鍵是這個事情非常復雜
得罪哪方都不是好事
確實，香港人在自己的地盤，還得聽從洋人做事。
同時，當時的香港匯集瞭太多勢力集團，隻能協調多方利益，在其中達到一個平衡。
所以，沖動的羅列會當場和洋人上司互懟。
所以，羅列會在大街上暴打洋人，並且不認錯。
所以，女主和三個少年都在政治面前，敗得慘烈。
看上去隻是一宗犯罪裡的多方拉扯，實際上，是政治和社會導致的必然悲劇。
徐克這第三個大招，是把利刃。
當時的徐克，30 歲，他仍然在宣泄自己的憤懣。
他讓警察、青年、洋人集團都徹底毀滅，用這片，狠狠地給瞭香港和人們一巴掌。
徐克在反抗社會的病態，在批判當時的香港。
這種反抗和批判，是惡意的嗎？
不，更多的，是一種恨鐵不成鋼。
因此，「第一類型犯罪」在香港成瞭禁片以後，徐克妥協瞭。
他拍瞭第二版的結局，調整故事線，弱化瞭那些太露骨的批判。
最終，得以上映。
但你要知道，它的主題和內核仍然是不變的。
這難道不是市場該有的相互自覺嗎？
我們需要有人正視社會的現狀，需要有人懟黑幕，懟腐朽。
這口氣，缺不得。
但這口氣，我們太缺瞭。
前年的「烈日灼心」，讓十點君的感受特別深，這題材能上映，真不容易。
市場並非一刀切，市場也允許這樣的電影。
但前提是，表達方式要恰當。
我們批評，我們責罵，但我們的初衷是善意的。
「烈日灼心」
所以，這樣的作品，我們應該大力鼓勵才對，提醒社會變得更好，讓人們活得更清楚。
而不是向一部難得的作品，隨意扣上「惡意隱喻」的帽子。
這口氣還沒開口，就被堵上瞭嘴。
我們需要有人說真話，就算是拐著彎的都好。
至少這點，不是扣個帽子就能阻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