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現代的長壽之鄉並不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而是城鄉差別縮小的高度富裕社會。
說到 " 長壽之鄉 "，你的眼前可能會立刻浮現出一幅桃花源式的景象：在一個遠離塵囂的寧靜山谷或小島上，一群遵從世代以來的傳統 " 自然 " 生活方式度日的老人，在這裡呼吸著新鮮空氣，以超乎常人的壽命安度晚年。這一神話長久以來深入人心，也召喚著許多人遠離城市去尋求更適合養生的田園烏托邦，但事實上，真正能確保人長壽的恐怕正是他們想要離開的現代都市。
這種想法如果放在一兩百年前倒是對的：在現代公共衛生體系建立之前，城市人的確不如鄉村居民健康長壽。研究城市史的美國學者劉易斯 · 芒福德在《城市發展史：起源、演變和前景》一書中指出：" 數千年來，城市居民一直忍受著不良的、有時則是很糟的衛生條件。"
在《城市文化》中他又承認 " 城市裡的居住環境和居住條件，可能的確就是中世紀衛生條件最薄弱的環節 "，19 世紀工業化城鎮的居住環境更是史無前例地 " 野蠻低劣 "，以至於在漫長的歷史上，一座城市要自我維持就必須不斷從周邊鄉村吸納人口，否則它自身的出生率還趕不上死亡率。在 19 世紀的英國，倫敦等都市雖然富庶卻不健康，那些經濟落後的偏遠鄉村地區，其居民預期壽命卻往往是最高的——但這與其說是當時的鄉村有多健康，倒不如說是因為工業城市的衛生環境太惡劣瞭。
在這種情況下，文明社會產生瞭一種自我厭棄的思想，就像美國作傢傑克 · 倫敦在《野性的呼喚》中所說的那樣，" 我們的文明程度越高，我們的恐懼就越深，擔心我們在文明過程中拋棄瞭在蠻荒時代屬於美，屬於生活之樂的東西。" 不僅如此，很多人還樂於相信，在那些未曾受到工業社會污染的地方才能保持身心健康，城市中產階級們想像著 " 老派人在享受著另一種美好的生活 "。
美國企業傢亨利 · 福特雖然因大規模制造 T 型車而加快終結瞭農業生活方式，但諷刺的是，他本人卻又認為現代城市如 " 傳染性瘟疫般滋長 "，並將城市居民 " 不自然的 "、" 扭曲的 " 和 " 緊閉的 " 生活與農民 " 獨立的 "、" 純粹誠實的 " 和 " 健康的 " 生活相對比。
這種 " 鄉村健康生活 " 的神話其實並不像它看上去的那樣是一貫以來的 " 傳統 "，而恰恰是現代化的產物，是人們對城市環境的反應。
蘇珊 · 桑塔格在《疾病的隱喻》中一針見血地點明瞭這種新風尚："19 世紀早期發明瞭治療結核病的一種方法，即前往氣候更適宜的地方旅行，但醫生所建議的旅行目的地卻矛盾之極。南方、山區、沙漠、島嶼——地點盡管各不相同，卻恰好有一個共同點：離棄城市。" 這是後來影響深遠的一個模式：很多城市人在生病之後，就想起去鄉村療養，無論是《龍貓》裡得瞭肺病的媽媽，還是現在很多去廣西巴馬的絕癥患者。
由於現代人普遍渴望健康生活，防止慢性疾病並延長壽命，與此同時他們又對城市環境有所不滿，這就使許多人將目光轉向 " 傳統科學智慧 "，相信自然環境和天然食品能有助於達成這一點。
1922 年，印度醫療局的英國醫生羅伯特 · 麥卡利森爵士告訴一群美國醫學專傢，諸如消化不良之類的胃病、潰瘍、闌尾炎和癌癥等這些在西方人之中如此普遍的疾病，在他治療的所謂 " 未開化 " 人群中幾乎聞所未聞，他們 " 繁殖力異常地旺盛，特別長壽 "。他還說到自己曾旅行到克什米爾靠近中國邊境的罕薩（Hunza）山谷，說那裡的村民普遍長壽，百病不生。他的倡導奠定瞭美國人對天然食品信仰的基礎，也更激起瞭人們對這類世外桃源的景仰。
然而，1956 年一位美國地質學傢在罕薩山谷發現，當地人患有瘧疾、痢疾、沙眼及寄生蟲等各種疾病，並且營養不良。他們所謂的 " 長壽 "，極有可能隻是因為當地人 99% 都是文盲，也沒有出生記錄，因而搞不清楚自己的確切年齡。
" 自然之道 " 或許對個人身心療養有所調劑，但要說實現整個社會的健康水平，那還是有賴於更好的公共衛生條件、更發達的醫療水平、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更公平的社會分配體制，而這些，現代都市無疑都做得更好。換言之，" 鄉村是長壽之鄉 " 如果在城市工業污染嚴重的時代還有一定的準確性，那麼在公共健康體系日益變好的現代社會，就不免有點時代錯置瞭。
所謂 " 居移氣，養移體 "，人的預期壽命一向以來是與生活條件的改善密切相關的。青銅時代的定居生活就已使人類壽命開始延長，因為當時人過上瞭更好的日子：在定期清潔的房屋中定居、清潔的飲用水、穩定有保障的食物供應，如此等等。但古代的人均壽命改善極為有限，直至現代化進程大大推動瞭公共衛生條件和醫療水平的改善。
1650 年，英格蘭兒童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僅有 32 歲，1750 年後才超過 40 歲——這和中國傳統時代近似，劉翠溶研究 1400 — 1900 年間中國人出生時的預期壽命在 35 — 40 歲。
然而在 1750 年之後，英國現代化進程突飛猛進，公共健康和人均收入都得到極大的提升，到 1871 年更成為世界上首個 " 城市主導型社會 "（predominantly urban society，即城市人口超過總人口一半）。
在 1686 — 1871 年間，英國人平均壽命從 31.8 歲增長至 41.3 歲，之後迅速提升，1933 年為 59 歲，在 1950 年 69.2 歲，21 世紀初達到 78 歲。
這主要是由於現代市政供水保障瞭清潔水源，曾導致大量人口生病、死亡的傷寒、肺結核等疾病的發病率在幾乎每個國傢的現代化進程中都急劇下降。與此同時，醫療護理條件則顯著改善，人們也比原先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瞭，也更有時間和精力去講究衛生和鍛煉身體瞭。
《眾病之王：癌癥傳》提到，在 20 世紀的前五十年裡，美國人的預期壽命從 47 歲增長到 68 歲，" 這種壽命的大幅度增長，超過瞭以往幾百年成就的總和。"
德國學者奧斯特哈默在《世界的演變：19 世紀史》中說：" 今天，在艾滋病肆虐的撒哈拉以南最貧窮的非洲國傢，20 歲的年輕人（而非新生兒）的平均壽命預期還不及前工業化時代的英國，甚至石器時代的中國和日本。為什麼人類壽命恰恰在 19 世紀呈現‘爆炸式增長’的勢頭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因為 19 世紀剛好經歷瞭史無前例的公共醫學和社會福祉的提升，因而造成瞭立竿見影的效果，而那些處境艱難的社會之所以人均壽命短，無疑正是因為他們尚未完成現代化。
經濟史學傢安格斯 · 麥迪森計算出，1820 年西歐人均收入約為現在非洲人均收入的 90%，而 1800 年西歐的平均壽命約為 40 歲。從全球人均收入來看，1900 — 1998 年間這近一百年裡從 1500 美元上升到瞭 6600 美元，同期全球預期壽命從大約 35 歲增至 66 歲。
在現代社會，人口預期壽命的增減，是這個社會整體形勢和生活幸福的重要晴雨表之一。
壽命大幅增長已不稀奇，值得註意的倒是那些預期壽命縮短的特例：在晚清，1830 年後出生的人口預期壽命僅 32 歲，比其父輩（1800 年前後出生）短瞭 5 歲，這正是中國社會總體形勢惡化的寫照。在蘇聯崩潰後，俄羅斯也因社會保障體系瓦解、人均收入下降而一度出現預期壽命下降的情形。
但近二十年來最顯著的倒退是在南非、萊索托（艾滋病肆虐降低瞭兩國約 20 歲的壽命預期）和敘利亞（內戰爆發後，當地人均預期壽命已縮短 20 年）。這些說到底都是因為人們的生活在政局動蕩、戰亂、社會瓦解的局面下，生命無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的確也有可能會出現一種看起來矛盾的狀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壽命縮短。
《紐約時報》近期就曾刊文討論這個話題，認為經濟繁榮與預期壽命的關系並不是線性的：日本在 1960 — 1970 年代的經濟增長帶來瞭更長的預期壽命，但較小的經濟衰退反倒能延長壽命，而嚴重且漫長的大衰退（美國歷史上的 " 大蕭條 " 時期就是）則導致更短的壽命。
在經濟發展時期，通常工業污染更嚴重，人們的生活壓力也更大，其結果是預期壽命增長變緩甚至小幅倒退。但總體而言，當今世界上更富裕的國傢通常就是更健康的國傢，生活在這樣的社會中，一個人在子宮內就能得到更好的營養，經濟繁榮也能使人獲得更多的資源和更好的醫護條件，也能得到促進健康的技能和機會。這些好處可以持續一生，延長人的壽命。
國外研究者發現，有 7 個因素能獨立地影響壽命，保證人長壽：吃早飯、不吃零食、不過度飲酒或吸煙、經常鍛煉、保持體重正常、每晚規律地睡 8 個小時。（《疾病與治療：人類學怎麼看》）
這些因素大體上與是否生活在 " 田園 " 中無關，如果說城市居民有時不健康，那更多地是由於生活條件好而易於觸犯其中幾條（如不吃零食、不過度飲酒或吸煙），又因生活節奏快、工作壓力大而導致常常不吃早飯、缺乏鍛煉或睡眠不足。但在那些城鄉之間物資豐富程度、公共衛生條件和醫療水平差距越大的地區，城市人均壽命就越是高於鄉村，那幾乎是沒有懸念的比賽。
當然，最好是能夠兩者兼得：既有田園生活溫暖宜人的氣候和清新的空氣，又有充足的物資和良好的醫療條件。
在日本，東京、大阪等都市的預期壽命都很高，但以每 10 萬人中百歲老人人數來計算，2003 年全國平均值為 16.13，九州 25.49，鹿兒島縣 30.58，沖繩縣 42.49，奄美大島則高達 66.06。鹿兒島、沖繩、奄美大島在日本都屬於南方偏僻的鄉下地方，人均收入也在最低之列，但卻是名副其實的長壽之鄉。固然，這也因為當地年輕人口流失導致老年人比例偏高（奄美群島人口僅 12 萬，在東京和大阪卻分別有 20 萬人和 30 萬人的出生地是奄美），但這仍是一個值得註意的現象。作為氣候舒適宜人的熱帶島嶼，當地生活顯然比寒冷的北海道舒服多瞭，不過同樣重要的是，當地也享受著日本的高福利、豐足生活和一流的醫療水平。
換言之，現代的長壽之鄉並不是與世隔絕的桃花源，而是城鄉差別縮小的高度富裕社會。
（本文原標題《真正的長壽之鄉是……現代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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