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二戰德國納粹在集中營進行過喪心病狂的人體實驗，但其實美國也幹過。
利維坦按：一般來說，我們比較熟知的可能是二戰納粹的人體實驗，比如 1939 年 9 月至 1945 年 4 月，薩克森豪森集中營和其他集中營進行芥子氣實驗，研究最有效治療芥子氣所造成的傷口的方法。許多囚犯因納粹的實驗而死亡，也有許多被殺，進行驗屍完成研究。幸存者也多數患有永久性殘疾和精神上的困擾。頗具諷刺意味的是，戰後的 1947 年 8 月 19 日，美國控告瞭當時進行實驗的醫生，被盟軍抓獲的德國醫生被審判，也就是歷史上俗稱的 " 醫生審判 "（Doctor's Trial）。在審訊中，一些醫生辯護時認為，（當時）沒有任何國際法規管醫學實驗。
美國公共衛生部性病部門主管約翰 · 海勒醫生曾說過：" 總體來說，醫生們和公務員們隻是單純履行瞭他們的職責。其中的一些隻是服從命令，另一些則是為瞭科學而工作。" 科學以服從政府某項密令為名，便成為瞭邪惡的幫兇。以塔斯基吉梅毒實驗為例，該實驗開始之初（1932 年），梅毒還是無藥可醫的絕癥；但 1943 年，醫學界發現青黴素可有效醫治梅毒後，研究人員為瞭使該實驗繼續進行，故意不對患者施以有效治療手段，甚至企圖阻止參與實驗的梅毒患者接受有效治療。一直到 1972 年，實驗知情人向大眾媒體揭發，該實驗才終止。美國政府則遲至 1997 年才對受害者作出賠償及公開道歉。
進行科學研究並不容易，要想做得好更需要花費許多氣力來控制變量和處理大量數據。尤其是醫學研究，經常需要采取周密的防范措施，這不僅是為瞭確保數據的準確，而且還為瞭保護受試者的安全。
畢竟，每個人都是有人權的。而且，為瞭檢測某一理論，在未經本人同意的情況下用他們進行藥物實驗或是對其施毒都是極不道德的。而這種條件限制使得醫學研究成為最難進行的研究領域之一，因為大多數實驗都需要在動物身上進行，所以得出的研究結果並不一定適用於人類。
然而，多年來，一些美國的醫學研究人員故意違反規則，以取得尖端的科學成果。但結果，這些人體實驗通常會讓無辜的人受到牽連，造成可怕的後果。
人體實驗：恐怖的芥子氣
一小隊從紐約來的士兵列隊等候進入毒氣室的命令。他們一進入毒氣室，就會被芥子氣灑遍全身，有時他們甚至會被命令摘下防毒面罩。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恐怖的一戰結束後，在之後的二戰期間，各國似乎都沒有使用化學武器，這是件稀奇的事情。當然，二戰初期，美國軍方官員並不能確定情況會是怎樣。直到 1943 年左右，英美兩國領導人才真正感到恐慌，害怕德國會在形勢逆轉的時候求助於化學武器。
這種恐慌，在很大程度上促使美國軍方決定用自己的士兵來進行實驗，檢驗芥子氣對健康的年輕人有何影響。
當然，一個頭腦清醒的人不可能會自願在他們自己身上試驗芥子氣。這種 " 氣體 " 實際上是一種粘稠的油性樹脂，它會使暴露在外的皮膚承受化學燒傷，被人吸入時還會導致肺部無法控制地出血。這也許就是為什麼軍方 1942 年在巴拿馬進行實驗的時候幹脆不去征求那些士兵同意的原因。
受試的軍人進入芥子氣室進行實驗。之後，他們將在基地設施內接受化學燒傷的治療。戰爭結束後，出於保護實驗機密的考慮，美國退伍軍人事務部（VA）還在不斷拒絕這些軍人的索賠。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這項實驗的目的是測試芥子氣在熱帶環境中會起多大作用，例如在某些美國士兵不久後將會登陸作戰太平洋島嶼。大約有多達 1200 名新兵經歷瞭幾周的小組測試。他們聽從命令，在基地的一個木屋外脫掉上衣，進屋之後身上便會被潑灑化學藥劑。
事實證明，芥子氣在熱帶環境中效果很好。據一位幸存者說，當這些化學物質開始灼燒皮膚時，所有人都開始痛苦地尖叫著，滿地打滾。有些人敲打墻壁，要求放他們出去。但門是鎖著的，隻有時間結束才會打開。
盡管這些人在實驗後立即接受瞭治療，但他們同時也受到瞭人身威脅，有人警告說如果他們膽敢把這件事情披露出去，就會被送到軍事監獄，哪怕是告訴自己將來的傢庭醫生也不行。
到瞭 1993 年，也就是距該實驗開始的 50 多年後，這件事終於被披露出來。但最終隻有少數幸存者被人找到，並得到瞭補償。五角大樓（美國國防部）仍在正式 " 尋找 " 實驗的幸存者，而他們當中最年輕的也有 93 歲瞭。
危地馬拉梅毒實驗
20 世紀 50 年代初期，一個來自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的醫生把危地馬拉人作為梅毒的研究對象。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一般而言，疾病對士兵的威脅比敵人的任何武器都要大。二戰期間的美國軍隊也不例外。直到 1945 年，成千上萬的美國軍人都因患上一種特別尷尬的疾病——性病。
戰爭結束後，政府資助的科學傢們和來自約翰 · 霍普金斯大學、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研究者，以及制藥巨頭百時美施貴寶公司（Bristol-Myers Squibb）前身之一的一傢公司，著手研究梅毒和淋病的影響和傳播。不幸的是，他們在拉丁美洲選取瞭一些不知情的受試者來做人體實驗，其中有些還是孩子。
很少有人知道危地馬拉性病研究，因為這項研究沒有留下任何文章供醫學界參考，而且幾乎所有的官方記錄都在 1956 年，即研究結束的幾年之後被銷毀殆盡。
但是，我們能夠知道的是，項目之初，研究人員故意讓危地馬拉的男人接觸感染性病的妓女。如果這樣還是不能快速感染的話，負責該項目的醫生便會和當地的醫生一起，往患者的陰莖註射感染性物質酊劑，或者直接註射病菌，有時還會往脊柱中註射。
其中還有 8 歲的小孩被註射瞭病菌，之後發現患上瞭性病，便有人將他們的健康狀況記錄下來。一些受試者接受瞭青黴素治療，這是當時已知的可以有效治療性病的藥物。但還有一些未經治療的患者被用來研究性病發展的過程和造成的危害。
人體實驗：曼哈頓計劃的致命輻射
一位曼哈頓項目研究員再現瞭 " 惡魔的核心 " 事故現場，該事故曾造成項目中的一位科學傢身亡。那位叫做路易斯 · 斯洛廷（Louis Slotin）的物理學傢不小心碰掉瞭一個包裹著钚芯的鈹殼之後，暴露於中子和伽瑪射線中，整個過程持續瞭半秒鐘，他便因此於 9 天之後身亡。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雖然許多人知道曼哈頓項目最終研制出瞭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彈，但很少有人知道該項目還計劃測試輻射對人類的影響。
有一些對人類受輻射影響的研究是在無意中進行的，因為負責項目的科學傢哈裡 · 達格利安（Harry Daghlian）在工作的時候觸發钚芯，突然放出輻射，他暴露於輻射中，吸收瞭足以致命的伽馬射線，並在極度痛苦瞭 25 天之後死去。在此期間，達格利安在醫院中備受煎熬，而該項目的醫學研究人員則偷偷地將他衰弱和死亡的過程記錄瞭下來。
這也許有點殘忍，但達格利安是由於自己違反安全標準而受到輻射，而且這樣的觀察記錄也並不會造成他的狀況惡化。換作其他人，可能就不會這麼幸運瞭。
華盛頓漢福德反應堆的工人們在排隊領薪水。他們毫不清楚，自己和其他的核技術人員正被秘密監控以觀察輻射對他們的影響。圖源：維基共享資源
早在 1943 年，項目工作人員就懷疑核反應堆工人的某些疾病與他們從事的工作有關。就拿其中一位的情況來說，這位女工患上瞭腎衰竭，一份內部備忘錄上寫道是否要提醒患者潛在的致病原因可能是：長期暴露於放射性釙之中。
（https://bioethicsarchive.georgetown.edu/achre/final/intro_3.html）
最終他們決定隱瞞事實。之後，芝加哥大學、加利福尼亞大學以及田納西州橡樹嶺軍醫院聯手，往活生生的病人體內註入釙等放射性元素來研究它們對身體的影響。
項目科學傢還將一箱含有放射性示蹤劑的鈉同位素送到瞭羅切斯特大學醫學院，然後帶到隔壁的苜蓿場，把它們裝進噴頭，研究放射性鈉如何在環境中傳播，以及如何保護附近建築物中的學生。
哈裡 · 達格利安吸收瞭足以致命的輻射後，皮膚開始出現潰爛。
研究最終的結果是，數百人攝入或被註射瞭钚，這其中包括在馬薩諸塞州的 57 名智力殘障兒童和 100 多名芝加哥的殘疾人，而钚則是危害人類健康最惡名昭著的危險物質之一。
從 1951 年到 20 世紀 70 年代初期，如今被叫做原子能委員會的原曼哈頓計劃，收集瞭許多不知情的實驗對象感染輻射的數據，並記錄瞭死亡案例（大部分都非常淒慘）。這項研究的許多文件仍被列為密件，因此不能用作這些受害者的訴訟材料。
項目研究者似乎是打算等到最後一個試驗對象去世之後才會將文件發佈出來。但就這項研究的性質來看，這一天也不會太遠瞭。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
一位塔斯基吉研究的受試者以為自己被註射的是普通藥物。
危地馬拉梅毒實驗對那些不知情的受試者十分殘酷，但它們並不是最早的例子。在這項實驗開始的 1945 年，另一個有關梅毒的實驗已經進行瞭差不多 20 年：那就是塔斯基吉（Tuskegee）梅毒實驗。
一位名叫尤妮斯 · 裡弗斯（Eunice Rivers）的臨床研究護士（右一）與塔斯基吉實驗的參與者在進行交談。
塔斯基吉梅毒實驗始於一個令人振奮的想法：研究和治療性病，尤其是梅毒這種在美國黑人中感染率達到 35% 的性病。這項研究於 1929 年獲得批準，最初的研究非常註重倫理，受試者能夠得到當時最好的藥物治療，但情況依然並不樂觀。
到瞭 1932 年的時候，項目資金耗盡，一些資金緊張的參與者退出瞭項目之後，情況變得有些糟糕。但是，項目管理人員依然設法尋求私人研究資助。這一行為使得這些被用於實驗的受試者成為潛在的獲利工具——隻要他們成功患病。
到瞭 20 世紀 30 年代，隨著磺胺類藥物的引進，以及之後 1945 年青黴素的發現，梅毒終於得以治愈。而這就意味研究可以終止瞭，這也是為什麼研究人員對受試者撒謊，告訴他們正在進行治療。而事實上，研究者們繼續將他們作為人體研究的對象，看他們多久會變瘋死去。
1940 年，由於研究人員不讓他們成為政府公共健康項目的對象，這些受試者們便無法進入政府專為患有梅毒的南方黑人設立的 " 快速治療中心 " 進行治療。
幸運的是，這一人體實驗終於在 1972 年宣告結束，此時距第一批男性受試者牽涉其中已有約 43 年瞭。這一年，國會終於投票通過，要給這些幸存者補發賠償金，其中最後一位幸存者已於 2004 年去世。
人體實驗：二惡英實驗
感染二惡英會導致困擾終生的皮膚和呼吸系統疾病，包括感染區的病變。
1965 年，一位叫做艾伯特 · 克裡格曼（Albert Kligman）的皮膚科醫生得到瞭 10，000 美元的資金，來為道康寧公司（Dow Corning）、強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以及美國軍方研究各種化學藥品。他有一項特殊任務，就是觀察人的皮膚對刺激性化學品的反應，這個過程叫做 " 硬化 "。與此同時，他也在測試精神藥物。
關於他測試的到底是哪些化學品，以及他工作中的許多其他細節，如今都無從考證。1981 年，有人發現他所有的筆記和記錄都已銷毀，但我們知道，試驗的受試者是從賓夕法尼亞州的霍姆斯堡監獄（Holmesburg Prison）裡帶來的。他曾這樣描述自己看到的囚犯：
" 我看到的隻是面前的，一片又一片的皮膚 …… 就像農夫第一次看到肥沃的土地一樣。"
艾伯特 · 克裡格曼（1916-2010）醫生將這些並非自願的受試囚犯，描述為用於實驗的 " 大片皮膚 "。
如今我們已經知道，艾伯特 · 克裡格曼醫生測試的化學品中有一種橙劑中的活性成分：二惡英。
當時，美國軍隊正將二惡英這一物質噴灑到越南的大片區域，噴灑區隱藏的敵軍就會一次次暴露行蹤。五角大樓對於二惡英會對他們有何影響很感興趣，而橙劑的制造商道康寧公司也同樣如此。
據報道，為瞭加快人體實驗的研究進程，克裡格曼醫生往他的研究對象身體裡註射瞭 468 倍於 " 安全 " 劑量的二惡英，這是一種糜爛性毒劑，並且會影響全身系統。關於他最終發現瞭什麼，就算真的有，我們也無法知道瞭。
還有一件我們無法知道的事，那便是在那些被他註射毒劑的囚犯身上究竟發生瞭什麼——因為克裡格曼醫生銷毀瞭記錄他們姓名的資料，以求逃脫刑罰。在該事件中，這位醫生沒有等到終將到來的訴訟，在那之前就自然死亡瞭，因此也不需要為自己所做的事情負責。
軍事毒物實驗
上圖為美國的 C-119" 飛行車廂 " 運輸機，曾用於在美國中西部地區散播細菌。
早在 1942 年，美國戰爭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War）的工作人員就十分憂心國傢安全問題，他們擔心美國太過開放和脆弱。在他們的提議下，羅斯福總統成立瞭國內第一個生物戰爭局，正式著手研究美國有哪些弱點，並制定適當的對策，以防止日本、德國或後來的蘇聯準備在全美各地散播有害細菌。
不幸的是，該局 " 評估弱點 " 的方法就是暗中自己用細菌來噴灑那些可能感染瞭有害細菌的地方。在 1949 年到 1969 年這 20 年中，那些出於保護國傢安全的國防部工作人員多次往全美各地拋灑化學物質，細菌和真菌孢子。他們十分確定這些東西都是無害的。
其中最早的一次測試（共有超過 200 次）發生在 1950 年 9 月，一艘停靠在舊金山附近的美國海軍船吊起瞭滅火水龍帶，朝著籠罩城市上空的一堆濃霧噴灑瞭成噸的細菌。
後來，政府工作人員檢查瞭當地醫院，查看有多少人感染。結果有數千人受到瞭感染，還有一人可能已經死亡。即便如此，人體試驗也並沒有終止。
為瞭獲得更多關於生物戰如何擴散的數據，項目規劃者們在農村地區撒上瞭可能會致癌的鎘，其中包括明尼阿波利斯的幾所學校。該項目是以軍方正在檢查煙霧籠罩的城市，防止核襲擊為借口而進行的。
在 1966 年的紐約，代理商用燈泡裝滿細菌並將它們扔到地鐵軌道上，以此來檢查列車帶來的空氣流動是否會讓污染物擴散。結果是確實會造成污染物擴散，因為最遠到第五十九街的車站還能找到之前在第十四街扔下去的細菌樣品。
這種細菌叫做球芽孢桿菌（Bacillus globigii），是一種能夠引發食物中毒的病菌。它還會使地鐵乘客的衣物、皮膚以及頭發受到感染。但這些被感染的乘客都不知道發生瞭什麼，也沒有人因為實施這些人體實驗而受到懲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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