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殺人犯？"
說起歐洲電影，各位可能容易想起英國、法國或者意大利片。對於地處東歐平原那些國傢的電影，卻有些陌生。
今天小十君就給大傢安利一部波蘭電影——《我是殺人犯》。
豆瓣評分 7.4，IMDB7.2。中規中矩，並無太多亮眼。
本地導演馬切伊 · 佩普日察，名頭不大，作品寥寥。
但本片，卻入選上海國際電影節主競賽單元，並最終奪得最佳導演獎。實在有些令人啞然。
這部電影究竟有何魔力？我們一起來看。
從片名來看，就是典型犯罪題材。而號稱 " 波蘭版殺人回憶 "，也是因為改編自曾在波蘭轟動一時的—— " 夜歸單身女子連環奸殺案 "。
雖然相比其他著名連環殺人案，如 " 開膛手傑克 "、" 十二宮殺手 " 等相比，這起案件並不知名，甚至 " 兇手 " 也很快落網。
但其背後所顯露的社會意義，卻與那些一味塑造懸疑感，以獵奇內容來吸引眼球的故事大相徑庭。
當然，雖然類型掛著驚悚、犯罪，但本片卻並無太多懸疑推理元素。
一般犯罪電影中，至關重要的證據搜集、推理偵破，乃至搜尋真兇內容，皆被淡化。除卻開頭背景展現外，片中大半內容，都著眼於展現波蘭警察，是如何一步步將無辜者送上斷頭臺。
換句話說，這是一部展現環境，展現當權者，展現官僚體制如何 " 制造殺人犯 " 的 " 社會殺人電影 "。
但你也不用擔心，本片並非那種沉悶乏味的 " 控訴片 "，在導演純熟的類型片手法之下，這部頗具探索意義的犯罪片，亦有環環相扣的緊張不安。
故事開始，被定瞭死罪的殺人犯，躺在床上，由矽膠制作的臉部模型剛剛完成。而背景正是關於波蘭民生經濟的假新聞。
隨即，時間回到五年前，連環殺人案正在上演的時段。
這正是上個世紀 70 年代，波蘭偏遠地區的一座小城裡，第十名被害的女子屍體，剛剛被警察發現。
受害者死狀淒慘，不僅被人爆瞭頭，還曾遭受性侵害。
但更關鍵的是，這名女屍身份不一般，她是波蘭工人黨第一書記的親侄女。
而兇手更是肆無忌憚，他不僅來信嘲諷警察辦案不力，還揚言要用 30 條人命，慶賀波蘭人民共和國 30 周年慶典。
這下可好，原本已飽受各界壓力的警察部門，更是雪上加霜。
但高層並未把精力集中在破案上，反而四下推諉，把皮球踢給瞭男主雅努什，剛晉升中尉的一名警探。
雅努什當然知道，這種看似進身之階，其實燙手山芋的大案，若是搞砸，那可就人生完蛋。
惴惴不安的他，將壓力轉移到外界。第一次開會，就讓調查組的一名刺頭滾蛋。
還采取瞭當時最先進的破案手法，如計算機數據對比分析；邀請英國專傢進行罪犯心理畫像；百萬賞金征集線索。
但不僅一無所獲，又有兩名女子橫屍荒野。
媒體與上級的不斷施壓，讓雅努什這個精幹的警探，也逐漸無法承受。
當個人之力已無法對抗外界沖擊時，他選擇瞭以憤怒代替理智。
雅努什下令采用最簡單粗暴的手法——讓手下充當誘餌，誘捕兇手上鉤。
但更諷刺的是，不僅沒抓到真兇，就在警察們眼皮底下，又有人遇害，這是第 12 條人命。
就在男主即將崩潰之時，命運女神卻眨瞭眨眼。
公園，當時在場人員，與計算機分析嫌疑犯數據對比之後，居然有瞭一名嫌疑人。
所謂病急亂投醫，雅努什不顧證據不足，就直接下令抓住嫌疑人。
更巧的是，這名大胡子一朝入獄，連環殺人案也就此偃旗，再也沒有新受害者出現。
如此一來，即使大胡子再三否認自己殺人，也於事無補。
從男主到警局各界，都認定瞭他就是真兇，任百般抗辯也是枉然。
而男主更是一朝飛上枝頭，不僅上級褒獎連連，媒體也把他當做英雄宣傳。他仿佛已經看到瞭未來——平步青雲，節節高攀。
但此時，進度條才走瞭一小半。你肯定能猜到，好戲才剛剛上演。
是的，原本板上釘釘的案情，卻疑點不斷。
雖然大胡子入獄後，殺人案停止，但仍然有挑釁信件寄來。
而男主拿到信，當即就宣佈這是他人偽造，假裝雲淡風輕，心裡卻鼓點喧天。
事情已經進展到瞭這一步。再重新翻案，豈不是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毀瞭一片錦繡前程？
但終究，良知還是略占上風，他找到領導，剛要開口，對方卻反問自己，" 你想不想要一臺彩電 "？
為何是一臺彩電？
為瞭讓各位更容易理解電影背景，這裡簡單介紹一下波蘭當時社會政局。
1956 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上臺後，曾大舉推行 " 去斯大林化 " 政策，造成整個東方社會主義陣營巨大動蕩。
而波蘭作為蘇聯成員之一，也深受影響。
原本還在蹲大牢的前波蘭共產黨領導人哥穆爾卡，被釋放，並在同年當選中央委員。他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讓波蘭擺脫蘇聯控制。
在連環殺人案發生的前些年，正是哥穆爾卡推行 " 兩個五年計劃 " 暫告一段落之時，原本意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實際並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就像電影裡所呈現，波蘭的國民經濟比例依然失調嚴重，整個城市一片蕭瑟慘淡。
所以，當時一臺彩電，不亞於現在北京送你套四合院。
可想而知，脆弱人性抵不過一點風浪，雅努什收下禮物，最終選擇瞭沉默。
而就在大胡子在重重威逼利誘之下，自己都疑惑自己是不是殺瞭人之時。法院的一紙判決下來，他的人生將由絞刑劃上句點。
是的，沒有什麼臨刑前的救命電話，也沒有什麼劫法場的正義之士。
大胡子在簡陋的警局車庫中，在男主角的面前，連句遺言都沒就嗚呼哀哉。
而雅努什在那一刻的表現，卻如此真實，又如此悲哀，他可能已經意識到，自己的某部分，也一同上瞭絞刑臺。
時過境遷，已中年發福的雅努什，再一次回到展出瞭 " 殺人犯 " 面部模型的博物館。
待到人群散去，他一人面對那張臉，卻陷入良久默然 ……
就如同電影海報一樣，男主與嫌犯，都被一片紅色遮住瞭眼。明顯隱喻，真相在體制之障下，並不存在。
男主需要升職，上司需要政績，高層也需要安撫民心，於是生生造出一名殺人犯。
時局需要你扮演什麼角色，自然就有辦法讓你俯首帖耳。就算良心發現，就算證據不足，又如之奈何？
或者我們可以說，這部《我是殺人犯》，明面上展現瞭個人異化，背地裡，卻是時代下，環境對人塑造之果。
在新聞發佈會上，導演曾表示，他從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之一《麥克白》中得到很大啟發，從而完成瞭片中角色塑造。
踏入漩渦的男主角，他並非從始至終一幅功利惡人嘴臉。
他有責任感，能擔當，也有些良知。但在重重壓力之下，脆弱的自我，天生劣勢的人性，卻輕而易舉壓過瞭他的柔軟。
但即使歷史改變，他最終良心發現，事態又能否轉變？
面對波蘭沉重的歷史，導演給瞭我們他的答案——個體無法阻抗體制運轉，也改變不瞭前進方向，無非就是換個人，再重演一遍。
就像前兩年的高分紀錄片《制造殺人犯》一樣，真相在群體、在權力、在自保動機的驅使下，脆弱不堪。
這既是社會之過，是體制之害，也是真實人性使然。
但是非功過，終有判斷，所幸在 1990 年，已經轉型為波蘭共和國的政府，拆除瞭這座似由醜聞堆砌的博物館。
而那無辜者留給世人的頭像，卻已然不知去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