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和新西蘭的扶貧為何失敗瞭

01-26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魔王

► 旅居新西蘭自由撰稿人

2007 年底澳大利亞開始實施扶貧計劃,如今已滿 10 年。

這個計劃有個聽起來宏偉卻又簡單的名字:" 縮小差距 "(Closing the Gap)。2008 年 7 月,陸克文政府設立瞭全國土著健康平等理事會(National Indigenous Health Equality Council);同年 11 月,澳大利亞政府批準瞭 " 國傢土著改革協議 "(National Indigenous Reform Agreement),其中規定瞭六項縮小差距的目標,包括縮小土著與非土著人群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夭折率差距、幼兒、小學和高中教育水平的差距,以及就業的差距。

然而,上面這些目標,十年後大部分都失敗瞭,尤其是就業率和收入差距反而拉大瞭。

其實早在 1999 年,新西蘭也實施過類似的政策,也叫 " 縮小差距 "(Closing the Gaps,多瞭個 s)。在工黨執政的 1999 – 2008 年期間,新西蘭土著人群的各項社會指標都有所進步,但是新西蘭的非土著人群的進步更大,這意味著兩者之間的差距並沒有縮小。此事可能說明,扶貧並不是人們想象中的那麼簡單,即使有一腔熱情和充裕的金錢,也許都還是不夠的。

根據澳大利亞政府 2017 年的土著扶貧花費報告,2015-2016 年對土著居民的直接支出總額為約 334 億澳元,人均 44886 澳幣,是非土著國民的 2 倍上下。這些額外花費主要集中在教育和民生保障上面,使得六項目標中的教育數據有所提升,但這些人口的工作產出卻沒有相應程度的提升,土著居民仍然身陷貧困和犯罪旋渦,社會平等更加惡化瞭。澳大利亞政府砸下的這些錢,沒有看到任何產出上的回報,想著每年給每個土著居民投入這麼多錢,卻換來一個個犯罪分子,納稅人深感不滿。

圖為 15-64 歲人群失業率與偏遠程度的相關度的統計,黃色為土著居民

數據顯示,土著居民的失業率總體明顯偏高,而且其他居民在大城市的失業率相對較高,在偏遠地區則較低,土著居民卻恰恰相反。這反映瞭土著人口的經濟發展水平總體還處於落後階段,與發達的澳大利亞主流社會差異明顯。

同時在政府忽視的一些指標上,情況也惡化瞭。1991 年,澳大利亞的監獄中有 14% 的人是土著居民(土著人口隻占 3%),而 25 年之後監獄中的土著居民達到瞭 27%。(1)。而在新西蘭,監獄中有超過 50% 的人是土著居民(土著占總人口 15%),而在上世紀末這個數字約為 40%(2)。2001-2012 年間,新西蘭土著居民的肥胖率、本科學歷比例、失業率和收入,與主流民族之間的差距都有所增加(3)。這種現象說明兩國政府在扶貧時,似乎少做瞭些什麼。

這是對不發達人口的心理和文化缺乏關懷和尊重所致

早在 1840 年(也就是第一次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在新西蘭建立殖民政府,就意識到新西蘭土著無法接受英國殖民文化,這很可能會造成不穩定和反抗。為瞭 " 保護 " 土著免受殖民統治的沖擊,對於英國政府而言,最好的解決辦法是使這些人 " 現代化 ",於是新西蘭史上第一次扶貧計劃開始瞭," 土著保護者辦公室(Office of Protector of Aborigines)" 創立,但 20 年後就宣告失敗瞭。

先進文明面對落後文明時多是傲慢和蔑視的。當時頗具影響力的社會哲學傢傑裡米 • 邊沁 ( Jeremy Bentham ) 認為,土著人民基本上無法指導自己的發展,因此必須要發達社會的親自指導才行。在這樣的思想下,英國政府開始瞭 " 扶貧指導 " 工作。

為瞭節省支出,主導扶貧的是私有的教會力量。土著保護者辦公室的領導就是新教教會推薦給新西蘭總督的,傳教士被允許與土著貿易。對土著來說,現代商品極有誘惑力,以至於願意用任何方式進行支付:金錢、資源、勞力或者土地,土著保護者辦公室的經費也主要來自土地交易的稅金。教會的絕對權力使得傳教士常常以教會的名義,大量廉價獲得土著的土地並放在自己名下。

新西蘭毛利人與英國政府簽署懷唐伊條約,成為政治地位平等的英國國民

這種剝削和腐敗現象,對土著居民的現代化毫無裨益,失去土地和資源一定程度上惡化瞭土著居民長期發展的能力,而且這種利用土著對契約和商品價值的無知,掠奪他們土地的所謂貿易,也為後來的新西蘭土著與英國殖民者之間的曠日持久的土地爭端埋下隱患。1860 年的土地戰爭是在英國正式統治新西蘭 20 年後才發生,可見錯誤的扶貧方式會帶來剝削和腐敗,後果比殖民矛盾都嚴重。(4)

土著保護者辦公室的失敗是因為英國當局隻想到統治的穩定,不考慮土著人民客觀民情和需求的結果。今天 " 縮小差距 " 政策在紐澳的雙雙失敗,其實也還是這樣的原因。政府隻希望簡單地花錢雇人就能做出漂亮的政績,卻沒有去謙卑地研究土著的思想和文化,然後對癥下藥,激勵、刺激他們上進。就好像讓馬兒快走,不是想著如何用胡蘿卜吸引它,而是自己或者雇人上去拼命拉一樣。

其實隻要國傢有錢並使勁給貧困人口砸錢,貧困人口即使遊手好閑不工作,醫療和教育的指標也可以逼近富裕人口,但他們的文化和生活習慣卻可能還是不能適應現代化生活,最終在就業、勞動產出和犯罪率上繼續與其他人群拉大差距,治標不治本。更何況不是所有國傢都那麼有錢。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政府近年來已經著手改革扶貧方案,嚴格審核扶助對象,對 " 坐在門口曬太陽,等著政府送小康 " 的人,以 " 撤回福利 " 為由強制要求他們參加就業培訓。這在金錢上,確實起到瞭胡蘿卜大棒的作用,但嚴控福利可能依然不是強烈的社會刺激(stimulus),因為很多人會轉而用犯罪的方式解決自己的物質需求(這也是土著犯罪率很高的重要原因),讓貧困人口進步很可能還需要更主觀的原動力。

雖然差距存在,但事實上當今新西蘭土著與非土著之間的差距要比 1840 年時小得多,這種差距的變小其實就是土著自己奮鬥的結果。

1858 年,為瞭抗議英國殖民者掠奪自己的土地,原始社會的土著在族群內首次建立瞭君主制度,推舉出瞭自己的國王,史稱 " 國王運動 ";爾後又模仿西方制度,建立瞭一整套國會、司法體系和警察系統,史稱 " 團結運動 "(Te Kotahitanga)。雖然最後土著人民與英國殖民政府和解瞭,但這樣的舉動說明土著居民在抗爭中主動學習和接受瞭更先進的文化,這為日後土著人民積極參與新西蘭政治、與英國殖民者文化交流和通婚鋪墊瞭基礎。

土著人口與非土著之間的差距正是在這個期間縮小的,這說明 " 意識到落後很痛苦 " 是比 " 落後 " 本身更強烈的主觀刺激。華爾特 · 羅斯托認為經濟發展的動力主要來自於傳統社會的外部,偶爾可能來自內部(5),但至少對於新西蘭土著來說,動力來自於內部,外部的兩次 " 扶貧 " 都以失敗告終。

1957 年毛利國王 Koroki 托特使送給毛主席一張象征毛利人尊貴和榮耀的羽毛鬥篷。特使說:" 我們是世界上最小的國傢,將此禮物送給世界上最大的國傢 ",毛主席笑著回答道:" 最小的國傢和最大的國傢一樣偉大 "

很難想象福利機制完善、學費低廉的紐澳會存在窮到 " 上不起學 " 的人,其實更多的是認為 " 沒必要上學 " 的人。即使是勤勞的土著居民傢庭,也存在 " 孩子沒必要上學 " 的錯誤思想。當孩子長到 15、16 歲的時候,他們便傾向於讓孩子出去工作而不是繼續深造,這很可能是農業社會傳統思想帶來的。

不可否認的是," 上進 " 的土著仍然是少數精英,在 " 縮小差距 " 政策中,紐澳政府重金聘用土著民族精英回鄉教育自己的同胞,大量雇傭土著聯絡官,讓更多 " 感覺沒必要上學 " 的土著孩子成功回到瞭學校讀書,在表面數據上就學率很漂亮。

但無論是老師還是政府,都沒有對 " 感覺沒必要上學 " 這個思想進行批判和清算,政府拿到瞭安撫民意的漂亮數據,老師也得到瞭工作,沒必要去批判瞭,而且 " 保護土著文化習俗 " 也是政治正確,其中這種根本不適應現代社會的錯誤思想也被披上瞭 " 傳統土著文化 " 的外衣,別人動它不得,批判這種思想很可能要被指為 " 種族歧視 "。

紐澳政府不敢碰觸土著居民的 " 錯誤文化 ",其實也是對土著居民缺乏關懷和尊重的表現,就好像一個醫生戴著手套給貴婦把脈一樣,表面很尊重病人,其實是對病人不負責,架勢有瞭,其實卻沒有效果。

一個傳統社會融入現代化社會時,總要對過時文化習俗進行改革和剔除,否則就會阻礙其現代化進程,結果就是國傢每年投入大量金錢,換來漂亮的表面數據和一群對社會沒有貢獻的人。就算是同族同鄉的人回來上課,不敢或無權挑戰這些舊傳統錯思想,沒有讓他們意識到 " 落後很痛苦 ",最終也是白搭。

參考資料:

1.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feb/14/closing-the-gap-isnt-just-a-dramatic-policy-failure-its-a-moral-failure-too

2.https://www.parliament.nz/resource/mi-nz/00PLLawRP00081/273af7b76b02fa99906774b173f003a152559940

3.https://www.victoria.ac.nz/sacl/centres-and-institutes/cpf/publications/pdfs/2015/WP09_2014_Indicators-of-Inequality.pdf

4.Moon, Paul《The Application of Modernisation Theory to Phases in Maori Development Since 1800》

5."Usually from outside the society, but sometimes out of its own dynamics, come the idea that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possible; and this idea spreads within the established elite or, more usually, in some disadvantaged group whose lack of status does not prevent the exercise of some economic initiative"《The Take-off into Self-Sustained Growth》 Rost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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