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0 月 20 日上午，中國經濟學界年度盛會——第 4 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傢論壇在復旦大學盛大開幕。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張軍教授發表主旨演講。
張軍 復旦大學經濟學院院長、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
以下為演講全文：
謝謝。時間已經這麼晚瞭，我真的不忍心再講下去，可我精心準備瞭這些圖片想與大傢分享，所以還是請大傢忍受一下吧。
我想過去 40 年我是走過瞭的，但是不像華生先生那樣在 80 年代有很多參與改革的機會，那個時候的大部分時間我還在復旦很安靜地念書。10 年前在我們改革 30 年的時候，我寫過一本書，試圖以第三者的眼光記錄一下 80-90 年代那些重大改革的精彩歷程。現在又 10 年過去瞭，這本書我最近剛剛做瞭增補和修訂，很遺憾出版社沒有趕在本論壇之前印出來，不過我想是應該可以趕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 40 周年的日子之前出版的。
就在 10 年前的這個時候，為瞭紀念改革開放 30 周年，我應邀出席瞭在北京郊外舉行的一個關於市場化改革的學術會議。那個時候正值坊間盛傳吳敬璉先生是間諜雲雲，而吳老卻出現在那個會上瞭（笑）。會議邀請瞭張五常先生做主旨演講，我和張維迎擔任評論。但是張五常先生在演講中遭到在場某些經濟學傢的當面質疑，張五常先生當然非常不高興，於是演講完畢便拂袖而去。
2008 年 9 月 12 日，南方網發表瞭對那個會議的整版報道，不過，題目卻是這樣寫的，" 張五常：平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 "。我記得張五常先生在那次演講當中確實講瞭這樣一句話，他說 2005 年他 70 歲的時候，寫瞭一篇非常重要的論文，就是那篇著名的 " 中國的經濟制度 "。我查瞭一下，文章中他說瞭這樣的話 " 平生沒有見過這麼好的制度，其中可以修改一下，這個合約的結構，每一個地區都等於一個公司在競爭，通過層層承包，推動佃農分成。"
張五常先生離開會議現場後，輪到吳敬璉先生演講，吳老不認同張五常的這個判斷。實際上，吳老在多個場合也表達過類似的看法，認為中國的這個經濟體制很非常糟糕的。在吳老看來，中國的經濟體制非常不健全，不僅市場沒有發育很好，更重要的是，資源大多數還掌握在政府的手中，所以一旦搞市場化，權力與市場之前因為沒有阻隔，權力缺乏制約，就造成官商交易和腐敗盛行，對經濟的負面影響就非常大。
那麼，張五常先生為什麼會對這個經濟體制評價這麼高？我曾經建議說，張五常說到的那個 " 最好的體制 " 最好改為 " 最妙的體制 "，我猜想這應該是張五常先生的原意，因為他拍案叫絕的地方其實就是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分成增值稅的體制，而這個體制在他看來非常類似於他 60 年代博士論文所研究的農業中的地租分成合約。這是他驚愕的地方。在他看來，租稅同源，都來自於土地。
對經濟學傢而言，這裡有兩個問題需要回答。第一，這個備受爭議的經濟體制是如何來的？第二，如果這個體制很糟，那為什麼我們的經濟還能在此之中增長這麼快呢？
要回答這個經濟體制是怎麼成型的，我們必須回顧中國經濟改革的歷程。對大多數經濟學傢和政治學傢來說，中國經濟改革的戰略在經歷瞭第一個 10 年之後發生瞭一個非常大的變化。前幾天我在德國碰到一些研究中國的政治學傢，也聊到這個問題。大傢普遍認為 1989-1992 這幾年是中國經濟改革戰略發生轉變的轉折點。1992 年初鄧小平發表的南巡講話要表達的是非常激進的市場化改革思想，而且的確朱鎔基副總理在 1994 年之後的 4-5 年內大刀闊斧地推行瞭結構改革。可是，與 80 年代圍繞中央向下分權的改革戰略不同，1994 年之後的改革更像是中央重新集中權力的改革。這聽上去似乎是個很矛盾的事情。西方的政治學傢常常把這個看似矛盾的做法解釋成中國黨內的改革派與保守派之間達成的政治妥協的結果，並體現在 1993 年 11 月 4 日召開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的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裡。實際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提法的出現，體現瞭鄧小平作為政治傢的超高智慧。鄧小平 1992 年的南巡講話超越瞭學術界的討論，給計劃、市場與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關系定瞭調。這確實，因為有瞭這個講話，才能在 1993 年的決議中把市場經濟納入社會主義制度中，而且為無休止的爭論畫上瞭句號。
對於 1989-1992 那幾年黨內關於改革的爭議和決策細節我們不得而知，等待以後解密吧。但是政治學傢和經濟學傢一定意識到 89 年的政治風波以及蘇聯和東歐的劇變無疑極大影響瞭中國最高領導層在改革思路和方式上的抉擇。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的巴裡 · 諾頓（BarryNaughton）教授在他的《中國經濟：轉型與增長》這本書裡曾經說到，由於保守派對改革前途的擔憂和不同意見，改革派在 80 年代進行的改革非常小心謹慎，而且經濟一旦因改革而遭遇惡性通脹和宏觀失衡，常常不得不後退一步以避免保守派的挑戰，結果形成瞭比較明顯的改革的政治周期現象。
而 1993 年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定清楚地表明，中國的改革開始告別瞭 80 年代的階段，進入一個完全不同的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看到包括分稅制在內的主要改革方案實際上重新集中瞭權力到中央，大大增強瞭中央的權威和對經濟的管控能力。同時也強化瞭中央對地方官員的任命和調配的權力以及對大型國有企業和銀行領導人的人事控制權。
中國的經濟體制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逐步成型的。由於 1993 年後的經濟體制實際上強化瞭政府的權威和政府在配置資源中扮演的舉足輕重的角色，吳敬璉先生以及許多經濟學傢對在此基礎上成型的這個經濟體制顯然持懷疑和批評的態度。
照理說，這樣看似有著內在矛盾的體制不太可能對經濟增長有什麼幫助。可就是在 1994 年之後，中國經濟就像涅磐重生那樣，迅速從前幾年的極其困難時期擺脫出來，開始轉入高速的增長，長達 20 年之久。
怎麼解釋？這個問題困擾瞭我很多年。除瞭我在別處講到的加強中央權威有助於實現宏觀穩定之外，想來想去隻有一個答案，那就是這個經濟體制跟之後長達 20 年的高速增長很可能沒有太大關系。因為如果有因果關系，那就挑戰瞭經濟學的很多常識。
那它和什麼有關系呢？我認為真正與我們 GDP 增長有關系的是我們各級地方官員面臨的激勵變化。換句話說，經濟增長跟我們所推行的治理體系（governance）有關。沒有中國那種獨特的治理模式，那個經濟體制難以為中國高速增長 20 年提供高能激勵，而一個市場主導的經濟體制也是做不到那樣的激勵。不過是組織人事上因為把地方的經濟增長納入瞭上級對下級政府官員表現的考核，並以此來影響官員職位的晉升，才驅動地方官員在這 20 多年為 GDP 增長親力親為，地區之間展開橫向的基於增長績效的競賽。
這就很清楚瞭，如果我們從經濟體制上去尋找解釋增長的原因，我們就會陷入困惑和爭議，而一旦我們關註我們的治理體系和來自組織人事的激勵，增長的理由就清晰可見。其實 90 年代之後，中國的治理體系發生的變化和公司治理模式引入組織人事制度中，地方官員面臨的激勵發生瞭根本性變化，這在別的國傢是不曾見到的，是獨立無二的。
一些經濟學傢在過去 10 幾年裡已經關註到瞭這個治理和激勵對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影響。這個影響的最重要機制就是地方官員為爭取相對更好的 GDP 增長率而推動的地方之間的競賽。競賽是一種競爭，而競爭對經濟增長當然有非常積極的影響並會利用市場的作用，但競賽跟競爭不同的地方在於它會有副作用，因為官員在競賽中勝出的是極少數，極端的情形是類似體育比賽中的錦標賽，所以競賽會是一種非常過度的競爭。比如，地方會層層放大中央制定的經濟增長目標，但也會為瞭 GDP 增長而不惜犧牲其他應該有的社會福利目標，包括環境。
前幾天我們請瞭上海交大的經濟學者來做一個報告，他們用中國 2006-1995 年地級市數據庫研究瞭什麼樣的官員更容易在競賽中勝出，非常有意思。根據他們的數據觀察，在 10 年裡差不多兩百多個地級市的市長中約有四分之一強晉升到瞭省級主要官員中。這說明，競賽是嚴酷的。考慮到競賽的殘酷和職位晉升的概率，大多數處於競爭不利條件的底層官員會把推動經濟增長與個人或傢庭的利益 " 小目標 " 結合起來，這會導致官員與企業之間復雜的政商關系的形成和腐敗在底層的蔓延。
說到政商關系，前不久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經濟系的巴丹（PranabBardhan）教授來復旦經院做報告，他說有統計表明，中國的礦難數量幾乎是印度的 15 倍。當然有很多原因可以解釋這個，但也有學者做瞭很好的實證研究，發現政商關系的存在可以部分解釋礦難的發生概率，因為官煤勾結可以讓安全標準不達標的礦主逃避安全監管。這就是競賽的一個副作用或代價。
我們的治理困境就在這裡。對官員的激勵對增長至關重要，但激勵又有副作用。很容易推測，為瞭消除副作用而減弱對官員的激勵，應會對 GDP 增長造成負面影響。最近我的學生們做瞭一個統計上的計算，發現這幾年各地的增長目標逐年下調，但依然有相當高比例的地級市完不成他們自己制定的增長目標。從省級數據看，這幾年，各省加權平均的 GDP 增長率跟全國的增長目標非常接近，不再像 2013、2014 年之前那樣，前者遠高於後者，以致於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長目標實際上成為全國經濟增長率的下限。但現已不同瞭，各省加權平均的 GDP 增長率幾乎就等於瞭中央政府制定的增長率目標。我認為這跟中央對地方官員的激勵減弱有關。現在中央不鼓勵地方追求 GDP 的錦標賽，而組織部門把多個社會福利的目標納入瞭對地方官員的考核，尤其對污染排放指標給予優先的考核。這是我們治理體系和激勵這幾年的一個非常明顯的改變，而這一改變已經顯著影響瞭 GDP 的增長。這反過來證明真正影響我們 GDP 增長的主要是我們的治理體系和對官員的激勵。而我們的經濟體制並沒有什麼變化。
除瞭改變考核目標之外，這些年最高領導人呼籲地方政府官員建立一個清明的政商關系以減少官員腐敗，但反腐運動也使官員促進地方經濟增長的動力明顯減弱。據報道，地方官員傾向於懶政並加劇官僚主義作風。若 GDP 不再度量他們的相對表現，中央如何有效考評官員並實行有效的激勵？這也說明 GDP 增長跟官員激勵之間有因果關系。
在經歷瞭幾十年的成功追趕之後，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不同的階段，經濟決策者越來越面臨由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和市場快速變化引發的各種層出不窮的風險挑戰。在這種情況下，已有的治理和激勵模式也面臨重大挑戰，向更多地由市場分散風險和市場糾錯的機制轉型越來越必要。
從這個意義上說，2013 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非常重要，讓經濟學界充滿期待，可以看成是超越 40 年改革遺產的一個正確的方向。中國必須進一步改革經濟體制以確保讓市場在資源配置當中起決定性作用。《決定》還首提改革我們的治理體系。這兩方面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方向。
要建立一個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市場經濟體制，那麼資源的控制權或產權就需要確權明確並得到政府的尊重和有效保護。所以產權的界定和保護就變得非常重要。如果私人部門的各類產權，包括土地的租用權、企業傢精神和創造力，得不到有效的界定、尊重和保護，市場機制就難以發揮決定性作用。而要改革治理模式，改變現在的這個 " 錦標賽 " 制度，也就首先需要市場經濟體制能對經濟增長產生決定性影響。謝謝大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