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著文化的缺失和對歷史的不尊重，是一個時代和城市的悲哀。這也是我要寫《古城拾遺 —— 金州城影像記憶》這本書的原因，要為子孫後代留點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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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職業”攝影師劉建國 。受訪者供圖
新京報記者 劉洋 編輯 胡傑 校對 王心
劉建國，68 歲，大連人。他中等身材，常年背著十幾斤的攝影器材走街串巷，他走路飛快，面相上也比同齡人顯得年輕。
大年三十下午，在 90 多歲的父母傢裡，把年夜飯的餃子餡剁完，劉建國麻利地拿出背包裡的三腳架，架在客廳，鏡頭對焦，招呼好傢人，來瞭一張全傢福。
“攝影大腕又給我們來瞭張照片啊。”傢人們調侃著。劉建國是傢裡的長子，因為他三十年來的攝影經歷，對傢人來說，每年的合影由他拍早是習以為常。而年夜飯的話題也必然與攝影有關，這一年拍瞭什麼？又獲瞭什麼獎？都是下酒好菜 ……
劉建國的書房裡，是成堆的、發黃的日記本，分門別類的攝影圖集，大量的歷史建築書籍 …… 從 1989 年起，他開始進行古街巷、建築的攝影記錄，如今僅拍攝的大連金州城圖片已累計達 10 萬餘張。
去年年底，他撰寫的反映傢鄉城市建築的影像書籍《古城拾遺 —— 金州影像記憶》攝影圖集即將付梓。
作為一位“非職業”攝影愛好者，劉建國連續 30 年拍攝大連，他的圖片成為一些已消失老建築的最後留影，也成為大連發展的見證。“關鍵是我想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裡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規矩的很標準的古城，這個古城怎麼變化瞭？如今什麼樣瞭？這是一段金州城的發展歷史。”
▲一位“非職業”攝影師的傢鄉情懷：用鏡頭記錄金州的變遷、缺失和發展 新京報“我們視頻”出品
以下為劉建國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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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放電影到做磁帶
1971 年下鄉回城後，我被分配到瞭電影膠片廠。我所要做的一個工序是檢驗成品電影片，需要通過放映進行檢驗，廠子就把我派到縣裡電影院學習放映。
做放映員期間我開始接觸瞭影像技術。
現在電影院放電影用的是數字投影機，打開機器就放瞭。我們那時用兩極碳棒，正負極接觸打火，利用碳棒間隙產生的弧光照明，把膠片上的影像投射到屏幕上。而碳棒之間的間距非常重要，距離不一樣產生的光線不一樣，太遠瞭會滅，太近瞭會刺眼。
那時候放映員很辛苦的，一個樣板戲兩小時十分鐘，左右兩個機器，一卷片子 8 到 10 分鐘就放映完瞭，為瞭電影可以接續上，兩部機器十分鐘一交替，稍微一疏忽，電影就斷片，熒幕就黑瞭，下邊觀眾就開始喝倒彩，嗷嗷你。
那時候我放過朝鮮的《廣闊地平線》、越南的《森林之火》、南斯拉夫的《橋》等電影，中國電影就是八大樣板戲，每天早晨從 6：40，到晚上 11:40，我們兩個放映員一場接一場放。觀眾真的太多瞭，那時買張電影票很難，都得托關系。
也是放映時積攢的經驗，為我今後的攝影奠定瞭很大的基礎。事實上，電影就是每一個攝影畫幅組成並流動，一部電影每一秒鐘 24 個畫幅，這些畫幅的構圖和影像藝術都潛移默化的滲入到我的腦子當中。
1974 年，由化工部投資，我們這個膠片廠改建成磁帶廠。
我是建廠者之一，被分配做施工員助理，學習建築。也是這段經歷，我對建築的瞭解得到瞭升華，對建築結構等技術層面開始瞭系統學習。開始針對性地瞭解金州城的歷史。
初期，磁帶廠是為廣播電臺做廣播帶，那時大陸並沒有盒式磁帶。直到上世紀 80 年代，有聲磁帶開始風靡。1986 年起，便如雨後春筍般興盛，那年，我廠引進的高速復制機投產，生產的第一盤磁帶就是張薔的《再來一次春天》。
1990 年，電視劇《渴望》令萬人空巷，毛阿敏的主題曲也在全國轟動，當時中國圖片社音像部的副主任何輝找到我，交給我《渴望》插曲母帶，讓我廠生產、發行。他是人大攝影系畢業的，聊攝影中我們成為瞭朋友，他幫我在北京買瞭我人生中的第一臺相機。
有瞭相機拍什麼？世界如同一個萬花筒，可拍的東西不計其數，思考之後，我決定用我的攝影愛好去承載另一種愛好，那就是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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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為這些老建築留下些影像
上世紀 80 年代末，恰逢舊城改造，相對發達的沿海地區改造尤為迅猛。我的傢鄉金州區曾是一座古城，自漢武帝元豐四年開始，便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版圖。雖然金州城 1948 年就開始扒掉瞭老城門、城墻，但歷史給這座城留下的老建築並不少。
日偽時期，這裡建設瞭日本人居住區；日本投降後，又作為蘇聯的軍事基地，建瞭很多俄式建築；加之城內的明清建築，普通百姓的聯排平房 …… 可以說，一座座建築是一段段凝聚的歷史。
我當時就覺得老房子扒掉瞭太可惜瞭，就想為這些老建築留下些影像。我身背相機轉遍瞭金州城的大街小巷，這邊拆，我這邊拍，那邊建，我那邊拍。新的要拍，舊得更要拍，盡量留住那些即將消失的建築和街景。
可以說，我背瞭一輩子“書包”，小時候包裡裝著書，如今包裡裝著我的攝影器材。
但我最核心的影像，還是老城金州。從舊城改造開始，至今，近三十年，我都沒有放棄過對城市建築的拍攝。
哪一棟建築是我記錄的？太多瞭，比如“金州民政署”，日本統治時所建，被老人稱為“大衙門”，解放後被蘇聯接管，成為其一個司令部，後改為一傢俱樂部。我拍瞭這棟建築十幾年，它曾經變成為旅館、飯店，風雨侵蝕，也會被粉刷、修葺，每一段時間都有微小的變化。
▲原來的金州民政署，現在已經變成酒店。受訪者供圖
這是被保護下來的文物，但許多老建築，老街、老景在我還沒有準備好拍的時候就被拆的差不多瞭。譬如天齊廟、孔廟、南街浴池、邵傢六大院、東街、曹傢弄 ……
其實你站在金州的最高處俯視，如今金州城的格局並沒有變，老街道還是那個老街，以東城南北四條大街為輻射，城市佈局並未變。隻是城門樓城墻扒瞭，原來的四合院變成瞭一棟棟樓房。
▲俯瞰金州城，城市格局並未改變， 隻是原來城中的四合院都變成瞭樓房。受訪者供圖
執著於古建築的拍攝中，也有不少的憾事。2010 年的一次，我背著相機走到瞭金州區八裡，看到一棟老宅的窗欞雖然被用舊塑料封上瞭，但很別致，小院裡兩棵樹明顯看至少有一百年。我走進院子裡，和主人介紹我是攝影愛好者。他們就說“那你給我們拍個照片吧，給傢留個影。”因為他們早就知道房子要拆遷，熟悉瞭之後，我就和這傢人成瞭朋友。
這傢老人說，這個房子是清道光年間的，院內的兩顆大棗樹就有百歲高齡。據說，甲午戰爭時期，他們的房子還被當做日軍的指揮所。
▲道光年間的老屋和屋內百歲高齡的棗樹。受訪者供圖
房子拆遷時，正好趕上《半島晨報社》和大連文保單位搜集全市的古樹線索，我就把幾張照片發給瞭他們，記者刊發瞭稿件，呼籲城市拆遷時保護古樹。
大概是因為這篇報道的影響力，老宅拆瞭，那兩棵古樹果然被留瞭下來。
但前段時間，我看到棗樹還是不見瞭，禿禿的樹根留在原地。如今，那裡變成瞭小區物業停車場，能說什麼呢？我很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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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站百年變遷
在拍攝中，我有不少作品獲獎，並在報紙上刊發過。
2009 年，我加入瞭大連攝影傢協會，跟隨協會的朋友們走南闖北拍攝至今。
因為摯愛傢鄉金州區，我一直在記錄這座城。我會為老宅的逝去遺憾，也會為新建的高樓商廈欣喜。比如第一傢麥當勞在金州區開設時，我去拍瞭照片，名為“老城區來瞭洋快餐”。
▲劉建國攝影作品《老城區來瞭洋快餐》。受訪者供圖
在我的老城記錄中，最讓我印象深刻的就是金州火車站。1898 年，沙俄侵占大連之後，沙皇政府從華北地區招募民工四萬餘人投入築路，中東鐵路南段工程由大連向北修築，同時在金州等地區修建火車站。
1903 年金州站建成，自建成後的 106 年間，經歷瞭俄、日殖民時期，蘇聯軍管時期，解放後的建設時期和 1978 年以來的改革開放時期。今天，在我們述說金州站發展歷程時不能不回顧銘刻在她身上的百年滄桑史。
1938 年，一場大火將金州站舍全部燒毀。重建後的金州站舍為和風仿古現代風格建築，主體為雙坡屋頂，正面橫向一字展開，屋頂立著一個小小的中心塔樓，是座十分靈巧的小品建築。
▲日偽時期建成的老金州站。受訪者供圖
從小時候起，我便目睹著金州站的不斷改造建設，屋頂按中國傳統建築風格做瞭改動，簷部采用琉璃瓦裝修，正脊兩端和錘脊加瞭吉祥奇異獸（俗稱五脊六獸）…… 拆除雨棚天橋，修建旅客地下通道。
一條古城南門外大街（斯大林路）將金州古城與金州站相連。隨著歲月的流失，這附近的建築、街道、花園、綠樹逐漸從人們的視線中消失。一些老地名也被人們忘卻，如今應該已沒多少人會念起“大衙門下”、“八店”、“民校”、“機房子”、“地貿” ……
之後，為瞭適應當地經濟的快速發展及客流量不斷增加的要求，金州區投入大量資金改造站前棚戶區，建設五萬平方米現代化音樂廣場，又斥資 8000 萬元，對金州站實施徹底改造。
▲建成之後的金州火車站， 站前的廣場建起瞭音樂噴泉。受訪者供圖
2008 年 6 月 11 日，隨著金州火車站中心塔樓的轟然倒下，這座歷經百年滄桑的老站舍從人們的視線中永遠消失瞭。
如今 10 年過去，看到在站前廣場上噴泉旁跳舞的老人們，你很難想象到，幾十年前，那裡小小的進站大門前還有叫賣的小攤業主，趴活的面包車 …… 人們都在狹小而黑漆漆的候車廳內候車。
這裡，已是翻天覆地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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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古城怎麼變化瞭？
拍的差不多瞭，我就想寫一本書。
我的目的是把拍的照片整理和分享一下。關鍵是我想讓年輕人知道，我們這裡有一座很好的古城，很規矩的很標準的古城，這個古城怎麼變化瞭？如今什麼樣瞭？這是一段金州城的發展歷史。
為搞清金州古城的過去，我泡圖書館查閱各種史志，搜尋相關資料，閱讀文史書籍，請教專傢學者，探訪金州城老人，尋找一切可以在我的腦海中形成各個歷史時期金州城輪廓的線索。
▲劉建國希望記錄金州的編年史。新京報記者劉洋 攝
讀我的這本書，你會發現，早年的金州城東西南北四座城門外，都有一個甕城。
城市要發展，這城墻和甕城卻成瞭障礙。於是就都被拆掉瞭。
類似被拆的老建築還有很多。
我理解，很多老建築的拆除都有它的客觀原因。比如舊房子供水排污都有困難，還有采暖問題，防火安全問題，條件肯定不如現在的房子。作為老百姓來說，都渴望改善生活條件，破舊的小院子確實居住質量不高。大傢向往現代化的生活。
但是，從文物保護的角度來看，建築是一個城市的編年史，是凝固的記憶，是需要保護的。
盲目的拆除，往往意味著文化的缺失和對歷史的不尊重，是一個時代和城市的悲哀。這也是我要寫《古城拾遺 —— 金州城影像記憶》這本書的原因，要為子孫後代留點什麼。
但是，我所寫的書裡並不僅是惋惜和遺憾，我也記錄瞭金州的繁榮和發展。你如果離開傢鄉，離開這座城市十年再回來，肯定不認識瞭。這代表我們並沒有落伍，代表瞭城市在發展，世界各城市有的、我們也有。
“人生苦短，而歷史卻悠長得接近無限大。在歷史面前，我們永遠是盲人摸象，這是我們無法超越的局限”，這是一位作傢說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