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在一個普通農村傢庭，小時候連吃水都要去挑；他的傢庭屢遭變故，險些因為洪水和重病破產；在這苦難之下，他卻奮發圖強，不僅走出瞭小山村，還最終成瞭首位在哈佛畢業典禮上發言的中國大陸學生。今天，和主頁君一起來看看這位哈佛優秀畢業生何江的故事。
文｜何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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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湖南農村的何江，在經歷瞭貧困和勞作的童年後，在2016年，作為哈佛大學優秀畢業生登上畢業典禮演講臺，成為獲此殊榮的第一位中國大陸學生。
一九八八年的大年初一，我出生在湖南省長沙市寧鄉縣停鐘村。我爺爺覺得龍年正月初一出生是個好兆頭，預示著我今後將像龍一樣飛躍。在當時的鄉村，人們普遍認為，名字將會左右一個人的命運。為瞭讓我一生都有好運，爺爺決定給他的大孫子取個大氣的名字。 我們何傢到我這輩，五行都缺水，因此孩子取名或多或少和水相關。比我大幾歲的兩個堂哥分別取名為"海"、"勇"（取‘湧’音），我的堂弟取名為"水"，爺爺給我取名為"江"。 在我出生年份左右，附近的村子才開始通電，所有和電相關的物件都是奢侈品。盡管傢裡條件艱苦，但給我做滿月酒的時候，爺爺還是請瞭皮影戲藝人，讓他們在一排白熾燈下，演瞭一出大戲《楊傢將》。那算是我們何傢做得非常熱鬧的一次酒席，直到現在，當年參加滿月酒席的親戚仍然記憶猶新，津津樂道。 我的父母都是農民。
父親出生在停鐘村，母親則出生在與停鐘村北面相鄰的興無村。兩村之間隔著一條叫烏江的河，作為兩個村子的分界線。 父親雖是農民，年輕時卻曾在縣城飯店當過廚師。不過，在我出生的時候，他已經辭工瞭，一心待在村裡侍弄傢中的幾畝田地。他上過學，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讀瞭多少年。他自己說他讀完瞭高中，但鄉親們說他吹牛，因為村莊裡他那一輩的人，沒幾個讀過高中的。父親的腦瓜特別靈活，腦筋轉得很快，尤其是在和錢相關的事情上。盡管幾十年來，他一直沒賺到大錢。 和父親不同，我的母親沒有多少機會上學。她在讀四年級的時候，便在外公外婆的要求下退學瞭。那個年代，鄉下重男輕女的思想比較嚴重。作為長女，母親自小便要幫忙打理傢務，好讓她的哥哥——我的舅舅能夠安心上學。她愛讀書，四年的學習生涯中，她的成績一直很好，這更讓她覺得遺憾，到現在，她還會念叨，如果不輟學的話，沒準她會嫁到一戶富貴人傢。 世事難測，母親倒也沒過多抱怨。退學後，她從外婆那裡學會瞭織漁網，並成瞭村裡織網的能手。她的這項手藝，在往後的日子裡，將給傢裡帶來不少收入。 我的弟弟也是在正月裡出生的——正月初二，比我小瞭兩歲。弟弟的小名叫"溝伢子"，因為他出生時，老傢旁邊有一條水溝。 我們兄弟倆出生的年代，計劃生育政策推行得非常嚴格，我們傢因為違反政策被重罰瞭，這讓本就貧困的傢庭更是艱難。 弟弟出生那年，下瞭一場罕見的大雪。冰天雪地裡，長輩們在村裡四處求人借錢。這個艱難的開頭，讓迷信的爺爺覺得小孫子的命數需要貴人扶持，於是他找村裡的算命先生卜瞭一卦。算命先生說，這個小孩，會從他哥哥那裡得到扶助，並勸我爺爺給小孫子取名的時候，把這個命理考慮進去。因此爺爺給弟弟取名"蛟龍"，蛟龍生長於江河，也算是依瞭算命先生的建議吧。 弟弟在何傢年幼一輩的男丁裡排行老五，我是老三。和我乖巧的性格不同，弟弟自小便很淘氣。他常常倒騰傢裡的鍋碗瓢盆，玩壞瞭便會招來父親的一頓訓斥或是責打。打疼瞭，哭幾句，但就是長不瞭記性。 記得有一次，弟弟不知從哪裡抓來瞭幾條魚，但又舍不得吃，他便偷偷將魚扔進瞭傢中的水井裡。水井氧氣含量少，沒過幾天魚便死瞭。魚腥味和死魚屍體腐爛的味道，從水井裡擴散出來，聞起來惡心極瞭。父親很快發現瞭井水異常，便開始審問我們兄弟倆。 弟弟堅持不認錯，盡管父親知道是他做的。看到弟弟錯不悔改，父親怒上心頭。為瞭讓弟弟明白事態的嚴重性，父親提著他把他懸在井口，狠狠地警告他，要是再不承認錯誤，就松開手，讓他和那些死魚一起待在井底。弟弟被嚇傻瞭，不得不坦白瞭所有事情。 父親常說，小孩子隻有被打瞭幾頓後，才會知道什麼事情是該做的，什麼事情是不該做的。打得越多，記得越牢。那一年，因為弟弟的無心之舉，我們傢的那口老井需要消毒清理。父親花瞭好大力氣，用軲轆一桶一桶把井底的臟水提上來，清空後，他再在井裡撒上石灰粉，等著地下水慢慢滲透，把細菌和腐爛的味道驅除。 整個過程花瞭將近一個月，在這一個月裡，父親每天都要來來回回走好幾裡路，到村裡其他人傢的井去挑水。每次挑水的時候，父親都會惡狠狠地盯幾眼弟弟，而弟弟則會內疚地躲在母親身後，看著一桶桶水在缸裡泛起漣漪。多年後，我們兄弟倆閑聊，我還會拿這件事調侃弟弟。 我和弟弟在很小的時候，就跟著父母幹農活瞭。父母當時並不能預見他們的兒子將來是否有出息，他們有點隱隱擔心，要是將來兩個兒子找不到工作，要怎麼過日子。鄉裡人常說，學會瞭種田，就一輩子不愁自己的飯碗。因為這個緣由，父母對教我們種水稻這件事，很是上心。 我們四五歲的時候，就被帶到田裡跟著大人幹農活，這在當時的村裡很常見，我們這一代農村長大的孩子都經歷過。不過比我們晚出生幾年的小孩，因為條件好瞭，不一定會被要求下地幹活。 我們一傢四口人，將近分瞭八畝水田。八畝水田約莫能產五六千斤稻谷，上繳農業稅後，剩下的便是我們傢一年的收成。進入新千年，國傢決定給農民減免農業稅，繳糧自此成瞭歷史，不過這些都是後話。我們生產的谷子大部分是給人和牲畜吃的，偶爾有剩下，父親便會把谷子賣掉，好換點錢補貼傢用。再加上養豬掙上的一兩千塊錢，便是我們傢在九十年代主要的年收入。
圖|何江的故鄉湖南省寧鄉縣停鐘村
那個時候，父親最大的夢想是成為村裡的"萬元戶"。那時銀行還未在鄉村流行，父親說，如果他有一萬塊錢，他會把錢一張張地藏在箱子的夾層裡。父親這麼一說，讓我和弟弟對傢裡所有的木箱產生瞭興趣。我們常幻想，趁父母不在傢時，從木箱裡偷點錢買糖吃——不過，幻想終歸隻是幻想。直到二零零年之後，父親才實現"萬元戶"的夢想。
湖南以水稻為主要農作物，多是雙季種植。我出生的年代，水稻種植全靠人工，因為沒有機械進得瞭滿是淤泥的水田。我們用水牛犁田，鋤頭除草，鐮刀收割水稻，扮桶給稻穗脫粒。這些都是最為傳統的農作方式，效率低下，也很耗精力。隨著鄉村的變革，它們都將被現代化的農業耕作方式取代。 傳統農業效率低下，農民買不起化肥農藥增進產量等問題，因此水田產出的每一粒稻谷便顯得尤為珍貴。九十年代初，村莊裡有時仍會有一些人傢因稻谷產量過少而揭不開鍋，他們會面帶難色地請求其他人傢，勻一點糧食出來，接濟一下，好讓他們過渡到下一個收獲季節。
父親借此教育我和弟弟，既要體諒人傢的難處，更要珍惜碗裡的白飯。吃飯的時候，要是我們在飯桌上掉瞭飯粒，父親便用筷子打我們的手，讓我們撿起來吃掉。我自此對糧食有瞭敬畏之心，直到現在，盡管在城市裡生活瞭很多年月，我對浪費糧食仍然有種近乎本能的內疚。
我五歲時，父親在母親的鼓勵下成瞭漁民。
每年冬天，他會跟隨村裡其他漁民到湖北或是江西，開始長達三個月的捕魚生活。那是父親少有的出省工作機會，也是他經常向人吹噓的打工經歷。打魚生活讓父親開闊瞭眼界，也讓他從停鐘這個小山村走瞭出去，頭一回領略到國傢的廣大。 每年年關將至的時候，他就會背著一袋子充滿魚腥味的衣服、棉被和一些淡水湖魚，出現在村口。他也會給我們帶一些小禮物回來，好讓我們更多地瞭解外面的世界。 我六歲那年，父親帶回瞭一口高壓鍋，它在當時的村裡是個稀罕物件。父親回來的那天，好多人來我傢，圍看父親組裝高壓鍋：鍋身、鍋蓋、密封膠圈……組裝完後，鄉親們要求父親用高壓鍋煮一鍋水。父親開心地應允。 父親把水倒進高壓鍋，然後，把高壓鍋放在柴火灶上。煙火烘烤不銹鋼鍋底，很快就把鍋底燒黑瞭，看得我很是心疼。水很快燒開瞭，排氣口噴著粗氣，好像快要爆炸的樣子，一些鄰居嚇得直往後退。這口高壓鍋我們傢用瞭十年，直到它的塑料手柄幾乎融化瞭才被扔掉——這大概是我童年裡頭一回接觸的"高科技"物件。 大概在父親帶回高壓鍋的那年，我們傢老房子的廚房和豬圈，在一場大雪中倒塌瞭。我當時並不懂事，隻覺得砸死的那幾頭豬，在雪地上鮮血淋淋的場景，很是惡心。出事那天，我站在曾經的豬圈口，抓起地上的碎土塊，朝附近想舔豬血的野狗擲瞭出去。野狗被打退，我便"咯咯咯"地笑，好像傢中的變故，與我沒有多少關系。 父母站在毀壞的房子前，憂心忡忡。房子倒塌後，他們在雪地裡埋頭苦幹，把廚房裡的東西挖出來，一點點挪到還未倒的另一半房間。然後他們在附近的山裡砍一些樹，用來支撐住未倒的那面搖搖欲墜的土墻。那年的冬天在我印象中顯得格外的冷，也格外的長。夜裡，冷風吹進破墻，我便會問父親，天氣什麼時候回暖，我的手腳什麼時候不再冰涼。 開春後，父親決定建新房。因為傢裡沒多少積蓄，所以建房子的材料大都需要自己親手準備。
父親先在附近的山頭挖紅泥，和上水，放在木質模具裡做成一塊塊泥磚。泥磚晾幹瞭，父親把它們一層層疊起來，放進臨時搭建的磚窯。他在泥磚縫隙裡填滿碎煤，糊上泥巴，用炭火燒烤泥磚，足足花瞭二十天，泥磚才變成紅磚。 紅磚出窯後，父親到附近山頭，買回來好幾車石灰。石灰並不能直接作為塗料，需要純化後才可以用。所幸父親對這個工藝也很是熟悉。 他先給石灰澆水，使它們受熱膨脹炸開，作為"發石"。石頭碎瞭後，他再把它們拋入掛在水池上的過濾鐵絲網上，進行"濾石"。過濾後的粉末和水充分發生化學反應，才能成為用做塗料的氫氧化鈣，是為"沉石"。當然，我對這些化學反應不熟悉，隻覺得往石頭上澆水，石頭就發熱膨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一點一點，修建新傢的材料逐漸準備齊全瞭，然後是蓋房子，搬新傢。在孩子的世界裡，一切都發生得如此簡單自然，就好像睡瞭一個長覺，睡覺之前，我們還住在冰冷的土磚房裡，睡醒後，便搬進瞭寬敞的紅磚屋。新房子剛蓋好的那段日子，父母臉上總是堆滿瞭笑容。
圖|何江的父親
傢裡新房蓋好後，父親的弟弟、我的叔叔，也開始翻修他傢的房子。叔叔自小體弱，一直幹不瞭太重的體力活，成年後便從事泥瓦匠這種相對輕松的職業。他的泥瓦活很好，在村子裡幫很多人傢蓋過房子。不過，那個年代蓋房子不掙錢，叔叔傢也沒有多少積蓄。看著父親蓋瞭房子，叔叔有點耐不住，也想一個人蓋一棟樓房。他很賣力，除瞭上梁請人幫忙，兩層的樓房幾乎都是由他一人一磚一瓦砌好的。
可惜的是，叔叔沒來得及好好享用他親手蓋好的樓房。在房子將近完工的時候，他被診斷出癌癥。不到半年，他便離世，隻留下一棟還未封頂的房子，給我嬸嬸和他們不到五歲的兒子。 那一年是我童年記憶裡灰暗的一年。當叔叔被診斷出癌癥時，我的父親仍在江西打魚。因為沒有電話，信件也不通暢，父親對於叔叔的病毫不知情。爺爺帶著一傢人，在村裡四處籌錢。由於治療癌癥的費用太貴，鄉裡人傢也沒有多少積蓄，很快，叔叔便因為付不起醫藥費而離開瞭醫院。我們隻能用一些土方子減輕叔叔的病痛，但叔叔的病情越來越重，直到父親年底從江西回來，我們才有錢再次把叔叔送進瞭醫院。 癌癥在那個年代沒有有效的治療方法，盡管父親打魚的所有積蓄都花掉瞭，但叔叔的病還是沒有任何好轉。很快，醫院那邊便傳來瞭叔叔的死訊，得知消息的傢裡人無不撕心裂肺地痛哭。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看見父親掉眼淚。悲劇還在持續，絲毫沒給我們傢喘息的機會。
叔叔去世後的第二年，一場洪水席卷瞭中國的南方。烏江河水在連續幾周大雨後，村裡不少靠近河堤的人傢都進瞭齊腰的水。好在我們傢靠近山腳，地勢較高，水漫不過來。不過，因為村裡水田大都靠近烏江，所以，傢裡的水稻田沒逃過洪災。幾周後，洪水退去，秧苗幾乎全被毀掉，傢裡上半年的收成便沒瞭著落，父親期望通過田地收成償還叔叔治病所欠債務的想法，就此泡湯。 那一年，我恰好十歲，還從未看過洪水的我覺得好玩，經常一個人偷偷跑出去，站在村子高處看洪水，或是在淺水灘裡捕魚。一場洪水，在大人眼裡是悲劇，在小孩眼裡，卻充滿瞭樂子，多年以後，再想到這件事，我心裡五味雜陳。 洪水退後，爺爺便一直咳嗽，體力也日漸虛弱。他一直是個健碩的老人，便不覺得自己患瞭什麼大病，總是安慰傢裡人說，咳一陣子就好瞭。因此，他拒絕花錢看醫生。或許是爺爺知道傢裡沒什麼錢給他看病吧，又或許他覺得，死並不是那麼可怕的一件事，生死在天，富貴由命。 不到半年，爺爺的病加重到隻能躺在床上。很快，爺爺離世瞭，離世之前，他沒來得及和兒女們，說幾句最後他想說的話。 鄉下的成長經歷讓我對一切事物都充滿瞭好奇，而這好奇心在我成長的不同階段，幫助我克服瞭很多困難，也讓我在一個新環境裡迅速成長。
爺爺去世那一年，我剛好小學六年級畢業。
我四歲起，便進瞭村裡的小學——倒不是因為我天賦異稟，而是四歲那年，父親覺得我妨礙他們做農活，便說服老師讓我進瞭學前班。村裡規定入學的年齡是六歲或七歲，我年齡太小，老師擔心我跟不上班級進度，而拒絕瞭我的入學請求。可父親覺得隻要我能在班裡坐得住就行，並不要求我在課堂上學到什麼東西。我倒也聽父親的話，進瞭學校，一直在角落裡安安靜靜地坐著。這一坐，讓老師覺得我比那些大孩子容易教，我於是也就成瞭村裡入學最早的學生。 我在村裡小學讀書的時間很短，隻有一年。一年後的暑假，一場大雨淋垮瞭好幾間教室，學校從此就解散瞭。我於是不得不在升入一年級的時候，轉學到鄰村的學校——竹山小學。學校離傢有好幾裡路，要穿過長長的田埂和好幾個小山頭。 孩子們無論年紀大小，都是自己走路上學，我每天要走近一個小時的路，才到得瞭學校，要是碰到雨雪天氣，花的時間便更多。冬天裡天黑得早，亮得晚。有時候早晨我還要摸黑上學，被山林裡的蟲鳥聲嚇壞，再聯想一些聽到的鬼怪故事，好幾次，在上學路上，我被嚇得大哭。 上學路上發生的也不一定都是心酸事，有些經歷還挺好玩。山澗裡，經常有一些小朋友抓魚或抓螃蟹。或者，在水稻田裡，有些小孩因為在學校裡踩瞭其他學生一腳，而在路上約架。又或者，幾個要好的夥伴，跑到山裡抓鳥雀。 那個時候生態沒被破壞，村子附近有許多野生動物，比如兔子、麻雀、黃鼠狼和鼴鼠等等。手快的孩子經常能在上學路上抓到一兩隻，帶到學校裡炫耀，弄得其他同學的心裡直癢癢。 我弟弟那個時候癡迷養蠶，多的時候養過幾千條，養肥瞭，他便把蠶帶到學校，兜賣給那些不會養蠶但又想養小寵物的同學。直到現在，我仍記得弟弟養在臥室的那些白蠶啃食桑葉的"窸窣"聲。 農村小學的課程設置並不豐富，無非是語文、數學、自然和思想品德之類，語文、數學是重中之重。大傢一般都講方言，語文老師也是用方言教學，隻有在朗誦課文時，才會偶爾秀幾句湖南地區獨有的"塑料普通話"。 小學時，我有過好幾個數學老師，但印象最深的一位，在鄰村還做著屠夫。他傢裡經營一傢雜貨店，他每天早晨要早起到養豬人傢殺一頭豬，然後再把那些切碎的肉送回雜貨店賣。他經常騎著一輛自行車來學校，自行車的後座沾滿瞭豬油和豬血，有時候早上沒來得及回傢，便把殺豬的屠刀也帶到學校。我們由此很怕這位數學老師，老覺得那些被他叫進辦公室的學生會被屠刀千刀萬剮。 進學校的頭幾年，我的成績並不算太好，可能是因為我年齡太小，跟不上進度。不過，我那時也不知道讀書有什麼用，因為村裡沒多少人念過高中，很少有人能用切身經歷告訴我們，讀書如何改變命運。村裡人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有個高中文憑便顯得高人一等，我那時的夢想就是拿一個高中文憑。
因為鄉村教育資源有限，我那時能讀到的課外書有限。除瞭學校發的課本，我幾乎沒有其他課外書可讀。傢裡經濟困難，父母有時都舍不得給我買文具，課外讀物對我而言就更是奢望瞭。
父母對我和弟弟的教育雖然支持，可他們也並不確定，我們兄弟倆能否通過讀書翻身。放學或者放假在傢，他們仍會要求我們幹好農活，以防在將來找不到出路時能把傢裡的田地耕種好。我們會跟隨父母在田裡幹點碎活，或是到野外去放牛，或是切豬草。 要是哪天我們幹的傢務活多，父親便會帶著我們到附近的水田抓黃鱔或是青蛙。我提著手電筒走在田埂上，弟弟背著竹簍跟在最後面，一晚上，我們很容易便能抓到幾十條黃鱔或一袋子青蛙。
小學畢業後，我們又要轉學到另一個村子去讀初中，當然離傢也更遠瞭，有十幾裡的路程，走路要花兩三個小時。為瞭縮短上學時間，我不得不學會騎自行車。傢裡那時沒有錢給我買合適我騎的自行車，我隻能騎父親當年結婚時買的二八式自行車。我個頭小，站著才比自行車高一個腦袋，於是隻能用腳跨進自行車的三角區域側著騎，行的又是崎嶇的山路，其難度可想而知。 要是冬天路被凍住瞭，一不小心，我便會滑倒在路上。我曾無數次咒罵這該死的天氣，該死的學校，該死的路，可就是舍不得咒罵我那不合適的自行車。
不過，山裡騎自行車也會有好玩的事情。我記得有一個清晨，騎過某個山頭的時候，一隻野兔從路邊的草叢竄瞭出來，正好沖到瞭自行車的輪子下，被撞暈瞭。我卻樂瞭，因為傢裡的餐桌上又會出現一道美妙的野味瞭。 以後的日子裡，在同一個山頭，我常會有意識地放慢自行車的速度，盼著另一隻兔子撞到輪子上。可我至今也沒能再次碰到那天的好運氣。 讀初中的時候，傢裡的一個親人出瞭點事故：我的舅舅被一條毒蛇咬傷，不得不放棄做瞭多年的捕蛇業務。
舅舅是個職業捕蛇人，曾受過村裡一個老中醫訓練。老中醫教他捕蛇，本是想教他捕蛇，用來制中藥的，可不曾想到，學成之後，城裡願意吃蛇的人越來越多，於是舅舅便專門捕蛇賣給城裡的餐館。他是我們那一帶小有名氣的捕蛇者，連我母親也曾從他那兒學過捕蛇的技巧。不過，捕蛇風險很大，在我讀初二的時候，舅舅在捕一條銀環蛇的時候被蛇咬傷，差點喪命。他也因此轉行，與父親一起做瞭好些年的打井工。 父親和舅舅在往後的好幾年裡經常一起共事。要是沒有人傢需要打井，他們便會在傢喂養豬、雞等傢畜。可惜，這些農活都賺不瞭多少錢，雞瘟豬瘟還經常來襲，最後舅舅被逼無奈，決定外出打工。 父親在幾年後也加入瞭農民工的隊伍。他們去過廣東、寧夏、江西、湖北、浙江等等地方，在很多城市建起瞭高樓大廈，隻可惜他們自己一直都沒能在這些建起的房子裡住過。 初三結束，我考上瞭縣城最好的高中，學校離傢將近有四十裡路，我不得不寄宿在學校。
圖|何江初中畢業照片
我也是第一次走出鄉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城鄉的差距。縣城的一切，在我眼裡都是新奇的，水泥路、紅綠燈、小轎車、自來水、霓虹燈……我若是在縣城看到新奇東西，都會跑到電話亭打電話回傢，與母親分享。母親在電話那頭，每次都會勉勵我，好好讀書，將來才能住在城裡——我才真正意識到"城裡人"這個詞，在鄉裡人眼裡，代表著一種向往。
對類似我這種背景的農村學生來說，進城讀高中才開始最大的問題不是學習，而是生活上的不適應，因為我們對城鎮生活沒什麼具體概念。簡單說，沖水廁所該怎麼用，一開始很多農村學生就不清楚。農傢子弟想要融入城市子弟的圈子，也比較困難，因為大傢的成長環境相差太大。 舉個例子，鄉下孩子不太會追星，大傢聽過的歌星磁帶，看過的電視劇也少，更別說電影瞭。還有個人的打扮——鄉下孩子的衣服破瞭，補一補還可以穿，也沒覺得有什麼；但到縣城裡，城裡的同學穿著各種時髦衣服，農村的同學很容易產生自卑感。語言也能分隔鄉下和城裡的學生。雖說寧鄉地區的方言大體一致，但口音仍有差別，鄉裡人說話似乎是帶瞭一層土氣，要是不小心說瞭幾句鄉下的臟話，更會被人笑掉大牙。 我那時在同學中間，總表現得小心翼翼，生怕說錯瞭什麼話，或是做錯瞭什麼事，被人暗地裡嘲笑。
經過瞭將近一年的適應期，我慢慢地改變瞭自己的習慣，我觀察同學們怎麼穿戴，怎麼講話，我努力學習標準普通話的發音，好改掉自己土氣的口音。所幸，一切都在慢慢改觀。
或許是因為我在鄉下讀書少的原因，到瞭縣城，我對所有和文字相關的東西都很敏感，一有時間我便會鉆進書堆裡。高一的時候，為瞭提高英語成績，我買瞭一本《亂世佳人》的英文版。我懂的單詞並不太多，但這並不妨礙我讀英文原著的決心。碰到不懂的詞，我會查詞典註音釋義，寫在書的邊角。到最後，整本書的空白頁幾乎寫滿瞭標註。 老師經常會以我為例，跟其他同學講"笨鳥先飛"的道理。要是有同學問我英語怎麼學的，我也會告訴他，我是隻笨鳥，花瞭些笨辦法學會飛罷瞭。我的高中成績一直很好，我經常考到全年級第一名，讓很多和我背景不同的人很是驚訝。
我在二零零五年參加高考，那一年，湖南有好幾十萬考生，我考到全省三百名左右，然後順利被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錄取。高考前的日子，老師常會向我們說，高考是我們人生的分水嶺，要想有個好前程，我們必須奮鬥沖刺。我們也給自己定瞭目標，鉚足瞭勁兒要為自己的未來努力。 我記得高考那兩天，我睡得不是很好，迷迷糊糊地到凌晨才入睡。我平常不會這樣，想來也是因為高考帶來的壓力吧。高考後，同學們便各奔東西，很多人至今都未再相見。我們讀高中的那個年代，通信工具沒有現在這麼發達，很多人的聯系方式一旦更改，便很難再找回，於是，大傢都在自己的世界裡，為前途奮鬥著。我偶爾記起他們，也隻能是惦記。
二零零五年秋天，我第一次真正意義上生活在一個省會城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在安徽合肥，湖南長沙沒有直達的火車。我從江西鷹潭轉車，乘坐一輛綠皮火車花瞭十幾個小時才到合肥。火車經過長江的時候，我激動不已。十幾年來，我隻在書上見識過長江的浩蕩，第一次目睹長江的時候，我真正被那股奔流不盡的氣勢所震撼。
我想，人或許隻有走出瞭原有的視野空間，才會真正意識到這個世界的廣大，才會知道這個世界上還有多少東西我們未曾見過，未曾聽過。我十分慶幸，我走出瞭我的小世界。 在大學裡，我讀的是生物。生物專業在當時非常熱門，每個學校都宣傳生物相關的行業是"二十一世紀的朝陽產業"，非常值得攻讀。我高中時分在理科班，文科也一直挺好，我當時想著生物介於文理之間，沒準適合我，便在報考志願時填瞭生物。 學生物還有個好處，要是我父母在鄉下病瞭，我的一些生物醫學知識沒準可以幫助他們。鄉村醫療條件雖說比我出生那會兒改善瞭很多，可很多農民還是看不起病，用鄉村土辦法治病的事情仍多有發生，比如，用蜘蛛來吮吸蜈蚣毒，用火療治理蜘蛛咬傷……這些在生物專業的人看來，顯得格外的落後。 我也是進瞭大學後，才逐漸地瞭解很多西方醫學知識。我有機會在顯微鏡下觀察一個細胞怎麼分裂，也學習瞭生物分子在細胞、機體內的相互作用，免疫系統如何對抗病原體入侵，不同的疾病如何在人體內發生發展…… 我一直覺得，鄉下的成長經歷讓我對一切事物都充滿瞭好奇，而這好奇心在我成長的不同階段，幫助我克服瞭很多困難，也讓我在一個新環境裡迅速成長。記得剛入大學的時候，我需要學習一門C++的計算機編程語言，而在那時，我對電腦不瞭解，連"電腦界面"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都聽不明白，學習的難度可想而知。為此，我從補習使用鍵盤開始攻克。 大一的寒假，我從同學那兒借來瞭鍵盤，通過玩打字遊戲來學習如何打字。
大學四年裡，我有瞭蛻變式的成長，變得比以前更有自信瞭，對未來也有瞭更多憧憬。小時候，我的夢想隻是走出鄉村，進入城市。我對城市沒有一個具象的概念，也完全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於是，"進城"對我而言，隻是一個空泛的夢想。這個夢想猛然實現瞭，我卻顯得那樣的彷徨。也恰好是這份彷徨，在大學裡給瞭我機會探索，尋找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慶幸自己曾在成長階段滿懷好奇地學我想學的東西，為自己的興趣播下瞭種子。 二零零九年，我大學畢業，並拿到瞭學校本科生最高的榮譽——郭沫若獎學金。同時，我也收到瞭哈佛大學生物系的錄取通知書。不出意外，我成瞭村裡知識水平最高的，也是第一個出國留學的小孩。鄉下人對國外的印象並不明晰，哈佛是個什麼學校也不一定弄得清楚。不過，大傢聽到何傢有小孩要出國留學後，都感到特別新奇。出國前的那一夜，父親邀請瞭村裡的皮影戲藝人又演瞭一出《楊傢將》，那是我印象中我們何傢又一個熱鬧的夜晚。
圖|何江榮獲郭沫若獎學金
我這二十幾年的生活經歷，從湖南的一個小山村，到縣城，到省城，再到美國波士頓，涵蓋瞭社會發展的不同層面。這短短的經歷，要以歷史學傢的角度看來，或許可算作是前工業時代到現代社會的大踏步。二十幾載，其實也可以說是恍如隔世。
二零一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哈佛園內，哈佛經典文學系的Richard Tarrant教授領著我、Joshuah Campbell和Anne Power來到哈佛Memorial Church旁的演講臺。Joshuah和Anne是哈佛二零一六屆的大四學生，我是當屆畢業的博士生。我們三人將要在第二天的哈佛畢業典禮上，作為學生代表致辭，另外一位特邀演講嘉賓是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大導演。
演講臺下，成排的白色座椅已經一一排好，不少遊客坐在椅上，悠閑地拍著哈佛四處的校景。我拿著寫好的演講稿，在心裡默念瞭一遍，心想，要是明天忘詞瞭，在三萬多聽眾面前，該有多麼尷尬。Tarrant教授笑著說，他已經指導瞭十多屆畢業生做演講致辭，到目前為止，還沒出現過忘詞的人。我笑瞭笑，跟他說："我要是忘詞瞭，是否創造瞭哈佛的一個新紀錄?" 我已經不是第一次在Memorial Church的演講臺上，進行畢業典禮演講的排練瞭，在四月底得知消息後，我幾乎每周都接受一兩次演講培訓。臨近畢業典禮，學校安排的培訓更多，讓我也倍感壓力。 哈佛的畢業典禮演講從十七世紀便開始瞭，建校初始，學校多以培訓牧師為主，演講的學生經常以希臘語、希伯來語、拉丁語等古老的語種做演講。隨著時間推移，隻有拉丁語演講保留瞭下來，再加上英語演講，它們成瞭畢業典禮的一道重要程序。 將近四百年的校史，使得哈佛對學校的傳統有著近乎癡迷的堅持。校長在畢業典禮上坐的凳子會被擺到典禮現場的最高處，凳子是十七世紀的老古董，隻有三條腿。校長席位以下是學校各學院的院長，以及傑出校友代表、榮譽學位代表的席位，再往外，入座的是畢業典禮演講的學生代表，然後再是博士生群體、本科生群體、碩士生群體等等。 畢業典禮開始時，哈佛所屬郡的治安官用權杖敲擊地面，緩緩入場，宣告儀式開始。學校的樂隊會奏樂，然後會有牧師禱告，美國國歌演奏，接下來便是拉丁語、本科生代表、碩士和博士生代表的三場演講。
畢業典禮上演講代表的篩選也是頗為嚴格的。三月份提交演講初稿後，學校的十多名評委，會在上百份申請文書裡面篩選出他們認為當屆最好的演講稿，進行初賽。初賽的學生拿著自己的演講稿在評委老師面前宣讀，讓評委聽評文稿轉化為聲音的效果。隻有三至四個學生能最終入選復賽，然後是終極演講比拼，直到評委老師選出心目中最合適的演講者。 整個流程的時間跨度超過一個月，學校希望能夠在這些有意競選的學生裡，挑選出能夠代表學校文化理念的演講人選，作為當屆的代表致辭。成功選上後，學校會安排專門的演講培訓老師進行訓練，文學系的老師也會為演講稿把關，好讓每一處詞句的運用恰到好處。 四月二十六日，我知道自己被選上，作為碩士和博士生群體的發言代表。在往年的畢業典禮演講中，並沒有出現過中國人的面孔，因此我在得知消息的那一刻，既興奮也驚訝。
很快，我被選上的消息在校友圈裡傳開，中國科大的新聞部聯系上瞭我，發佈瞭新聞。很快，《中國教育報》刊登瞭我將要演講的消息，新聞裡提及瞭我在農村成長的經歷。"農村學子"和"哈佛畢業演講"這兩個名詞碰撞在一起，點燃瞭讀者的熱情，於是，各種角度的新聞報道開始出現，到五月二十六日演講當日，我剛從畢業演講臺上下來，演講的照片和視頻便已在各個平臺傳播。
我是帶著惶恐的心，接受媒體采訪的。在畢業典禮之前，我想到瞭自己的演講可能會被國內的媒體報道，可我從未想過報道的面會如此之廣。我也未曾料到，對於農村學子讀哈佛這樣一件事情，在國內會產生如此大的反響。 在報道完我的演講消息後，媒體開始挖掘我的成長背景，然後是學習經歷，再後來，我的傢人、親友和老師一一被采訪。好像所有人都希望，從我的成長背景裡面找出一些不平常的東西，好來解釋"農村娃"和"哈佛"這兩個名詞之間的關聯。 面對這樣的問題，我有時會感到疑惑，因為我並未覺得自己與常人比有任何獨特之處，硬是要搜尋出一點可說的，我想或許是曾經那些苦難的經歷，讓我很早便明白瞭，要把握自己命運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吧。
在哈佛讀博士的時候，我做科研報告的機會很多，但很少會在公共場合演講。這樣偶然的一次機會，倒也讓我真真正正開始思考，這些年在哈佛學到的東西、曾經的經歷。
圖|何江在美國實驗室
這些思考裡關於鄉村生活的經歷尤其偏多，因為那段看似平凡的經歷在無形中塑造瞭我。但是，要厘清這段經歷卻很難，因為那個時候，我大多是處在一個半懵懂的狀態，對於身邊發生瞭什麼，村莊經歷瞭怎樣的變動，我都難以用隻言片語勾勒出來。
不過，正像鼓勵我將這些經歷寫出來的哈佛歷史系尼爾弗格森教授所提到的，我這二十幾年的生活經歷，從湖南的一個小山村，到縣城，到省城，再到美國波士頓，涵蓋瞭社會發展的不同層面。這短短的經歷，要以歷史學傢的角度看來，或許可算作是前工業時代到現代社會的大踏步。二十幾載，其實也可以說是恍如隔世。 在外生活久瞭，童年少年的經歷反而愈加清晰。在野地裡放牛，在稻田裡捕魚，在夏天的夜晚捉螢火蟲……我現在想來顯得格外珍貴。
社會在飛速發展，現代化的變革，已經讓我童年時代的生活場景，發生瞭翻天覆地的變化。水泥路鋪開瞭，摩托車、小汽車進村瞭，傢傢戶戶裝電視、冰箱瞭，村裡的老人也開始學用手機瞭。這些事情，在我小時候是想都不敢想的，現在一一都變成瞭現實。 物質條件的改善對於鄉村是件好事，可我回過頭來想想，總覺得生活好像丟掉瞭一些什麼。鄉下的村民仍像我小時候一樣，覺得進城是這輩子最大的夢想。可真正在城裡購置房產瞭，卻又住不習慣，老是想著回鄉下的老傢住住。就這樣，我們這一代處在城市和農村中間的一群人，慢慢地忘記瞭過去的生活，卻又未曾真正融入當下。 我的父親常會嘆著氣告訴我說，我和弟弟這一輩，可能是村裡最後一代經歷過傳統農業生活的人瞭，現在村裡的小孩連秧苗是怎麼插的都已經忘瞭。我笑著反問父親："您難道還希望我們的後代繼續過那種窮苦生活嗎？" 在這傳統的鄉村生活即將消失的時代，我常會不知所措，心裡想把它留住，可一細想，又會告訴自己它是該消逝的。於是，我唯一能做的，便是用文字把曾經的那些記憶記錄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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