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攜程親子園被曝出多位幼童受工作人員虐待的新聞，造成極大影響。事件發生後，攜程已協同傢長向公安機關報案，涉事教師已被拘留，親子工作室將停業整頓。
11 月 9 日，長寧警方官微消息，上海攜程商務有限公司向長寧警方反映稱，發現其在辦公樓內的攜程親子園存在工作人員疑似傷害在園幼兒身體的行為，警方立即派員到場控制涉事的四名工作人員，現其中三人因涉嫌虐待被監護、看護人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仍在進一步調查中。
而就在兩個多月前，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曾實地走訪攜程親子園等幾傢上海市首批職工親子工作室試點單位。並且發現，此類的企業辦幼托機構深受歡迎，可以說是 " 供不應求 "，但企業本身除瞭要為此承擔更多的場地租金、師資費用外，安全及監管壓力也比較突出。
如今，攜程親子園虐童事件爆發後，其委托的第三方管理機構 " 為瞭孩子 " 學苑的官方身份、辦學資質問題，其與攜程具體的合作模式，以及攜程為什麼選擇這一機構的原因，民企辦幼托機構的法律依據等問題都引發瞭關註。
11 月 9 日，攜程集團副總裁施琦在接受 21 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時指出，他本人也參與瞭親子園的籌建，一開始辦這個親子園就有意找第三方機構。運營過程中，1600 元一月的托管費，加上 28 元一天的夥食費，全部由園方收取，攜程並沒有經手，" 我們隻負責提供場地，裝修好之後供他們運營，並進行視頻監控，但我們沒有及時從視頻中發現問題進行處理，這是我們的責任。"
《21 世紀》：攜程與 " 為瞭孩子 " 學苑的具體合作模式？
施琦：當初我們是為瞭解決企業內部員工 3 歲以下兒童的幼托問題。目前幼兒園做幼托的鳳毛麟角、幾乎沒有，而且幼兒園跟幼托是不同的概念。
我是當時親子園的經辦人，因為我們是旅遊企業，自己培養老師的確壓力太大，所以一開始我們就有意找第三方機構。幼兒園很難找，我們就找瞭一些幼托機構。
《21 世紀》：攜程辦這個親子園一開始為何曾經被叫停？
施琦：因為一開始我們辦幼兒園是沒有資質的，2016 年 2 月份被叫停。後來我們專門去解釋，我們主要是面向三歲以下的孩子。長寧區委區政府也很支持，教育局、總工會、婦聯為此專門開協調會，強調不能對外招生，可以先做起來，前後不超過兩個星期正式開始運營。但我個人認為，最終親子園也沒有明確的資質、執照，心裡不安穩，所以我們一直盯著婦聯、工會，他們也在政府提案，最終我們進入瞭 2017 年上海市的政府實事工程項目，這才有得到瞭官方認證的身份，大概是在今年 5 月份。
《21 世紀》：依靠的是什麼？政府批文而不是資質？
施琦：是實事項目的認證，這個也有驗收的過程。幼托資質從來沒有過，我們依靠的也隻是政府項目認證。所以我們一直呼籲，法律規范要更加明確一些。當然，法律的滯後是正常的，但是三歲以下的幼托服務有大量的需求。國營企業都是有幼兒園、托兒所的，但托兒所很多幼兒園不願意辦，風險太大。
政策方面指導性可以更多一些，要明確相關法規；也要更靈活，便於企業開展，應該鼓勵社會性的力量加入。這樣的話就要有相關的認證、資質。我們當初是跟這傢企業簽瞭合同，教師資格證、保育員證他們都是有的。
《21 世紀》：涉事人員是老師還是保育員？
施琦：昨天晚上刑事拘留的三位，既有老師也有保育員。我們現在還有很多同事在看錄像，擔心別的班級是不是有問題，因為關系到自己的孩子，都非常緊張，目前還沒有發現問題。
《21 世紀》：監控視頻是不是每個班級每天任何時段都有的？
施琦：是的，因為我們要對園方進行監控，我們把所有的視頻都放在攜程自己的平臺上。當時就是考慮到這個問題，所以視頻是放在我們公司的服務器上的，而非園方。否則如果出瞭事情，那就更加說不清楚瞭。
我們人事部專門有項目組在做這個事情，按道理他們要實時監控，有問題立馬發現。但他們在視頻監控方面確實是弱瞭一點。事情發生時，是員工發現小孩受傷去找園方，但沒有得到結果。之後找到我們的同事，陪著她看瞭幾個小時的視頻才發現問題的。
《21 世紀》：視頻是如何曝光的？
施琦：傢長曝光的，因為傢長看過後有問題，我們就把視頻拷貝給她瞭。我們有傢長群，起初視頻發到傢長群裡，從一個人到很多人，後來問題逐漸嚴重，一開始我們也沒有想過要隱瞞。
這件事情之後，我們把所有的傢長都召集起來，開瞭一個溝通會。如果我們是想隱瞞的話，我們不會召集所有的傢長，因為會涉及更多人。場面的確有點失控，也是因為我們處理經驗不足。
《21 世紀》：孩子入園後的費用怎麼收的？
施琦：每月 1600 元的托管費，加上 28 元一天的夥食費。這些費用我們完全沒有經手過，付費都是交由園方的。對我們來說完全是托管，我們隻負責提供場地，裝修好之後供他們運營。但是因為都是我們攜程的員工，所以我們一定要對他們進行監控。
托兒所每天的運營時間比較長，早上八點半到晚上六點半，園方要保證正常的服務、運營。我們要保證它不盈利，按照內部的說法是不盈利。因為我們是有房租補貼，如果有盈利我們要收房租。我們的合作都是按照契約來的。
《21 世紀》：保育員、老師如何選擇？
施琦：這個我們不幹預，我們的要求是證照齊全。這個證件他們是有的，幼師上崗證、保育員證、健康證等都有。而且園長也是有三十幾年的幼師工作經驗，是公辦幼兒園的園長退休下來的，沒想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21 世紀》：攜程方面之前對他們的資質沒有任何質疑？
施琦：沒有大的質疑。當時是我參與籌建落實的，如果很早有問題應該是已經反映上來的，不會一年半以後才發現。現在我們自己也在反思，可能是公辦幼兒園管理比較粗放一些，也有可能是時間久瞭之後我們和園方的管理都松懈瞭。
《21 世紀》：如何安撫員工的情緒，處理後續事情？
施琦：我們這次的確是好心辦瞭壞事。但是我們不會推諉，我們一直在整改，目前親子園已經閉園整頓。在這段時間如果有無人照顧的孩子，公司會給員工傢屬兩個星期的帶薪休假。
另外我們會安排有醫療資質的相關機構對孩子進行身體檢查，不管是否涉及，都進行檢查。同時對孩子進行心理撫慰和輔導。
我認為最重要的是還要對傢長進行心理的輔導，專門成立瞭心理輔導組。我們要盡力消除孩子的心理陰影，同時傢長的心理負擔也很重，我們也盡力在做。我們還專門成立瞭法律支持團隊，為傢長起訴校方提供支持和咨詢。
我們管理團隊的負責人和當事人已經引咎辭職和辭退瞭。
對我們來說，該承擔的責任都會承擔。我每天對員工提供溝通、接待服務，不管最終能不能辦下去，第三方機構我們也會繼續尋找，找到更合適、更好的。我們也會加強群眾監督的力量，充分發揮傢委會的監督作用和主觀能動性。以後我們希望把監控發到每位傢長的手機裡面，讓他們來實時監控，也會讓員工來實時巡查。
另一方面，也希望國傢有明確的政策引導，或者多一些支持。我們自己做嘗試也不是不可以，但是術業有專攻，幼托還是需要有專業的機構來承擔。
《21 世紀》：希望政策方面、法律方面有什麼樣的改善？
施琦：政府有指導、監管、培訓之類，但是幼教這一塊實際是比較欠缺的。如果能夠由政府牽頭，把機構引導好，我們來擇優選擇，可能會更好。
目前來說，政府才剛剛把這個領域納入到政府實事工程，並沒有法律的規定，政府是用一種變通的方式和姿態來鼓勵我們這樣的企業去做，是作為一種試點。當時總工會、全國婦聯都來調研，商討應該怎麼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