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近期美國政府曾陷入 " 關門 " 危機，但五角大樓依然在政府停擺前的 " 緊要關頭 " 發佈瞭特朗普政府首份、也是自 2008 年以來美國發佈的最新《國防戰略》報告。這份報告概要而全面地分析瞭美國目前所處的全球安全環境和競爭態勢，介紹瞭美軍在未來的技術發展方向和軍力建設重點，以及對於美國對外防務關系的看法等。筆者此前已經撰文分析瞭美國國防戰略中的安全環境和同盟關系觀點，本文則旨在介紹特朗普政府和美軍面對現時的 " 戰略競爭者 " 和各種安全威脅的情況下，將如何引導美軍 " 再次強大起來 "。
資料圖片：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圖片來源於網絡）
美國新《國防戰略》的概要部分明確指出，在面對長期戰略性競爭，快速的技術擴散以及超越傳統沖突模式的戰爭和軍力競爭時，美國亟需一支與上述需求相匹配的 " 聯合力量 "，以執行軍力競爭、威懾並在現實安全環境中取得優勢的任務。執行上述任務，則需要 " 持續而可預測的軍事投資 " 以確保美軍得以恢復戰備水平並實現軍事現代化。為實現該目標，《國防戰略》從提高戰備水平和創新作戰原則，實現主要軍事能力的現代化以及實現防務部門和部隊的組織改革 3 個角度，提出瞭未來美軍軍力建設的重點方向。
《國防戰略》報告把提高戰備水平列為美國軍力建設的優先事項。報告認為，美軍的備戰行動不僅能強化部隊戰鬥力，也可以作為一種實施威懾的手段，在和平時期遏制潛在的軍事沖突。報告提出瞭美軍應做好戰爭準備的重點方向，包括應對印度洋 - 太平洋地區、歐洲和中東地區的 " 侵略行動 "，應對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的威脅，以及保衛美國的國內安全和利益。
事實上，提高美軍的戰備水平，是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上任以來一直堅持的重點工作方向。在經歷瞭 10 餘年的反恐戰爭以及奧巴馬時期的軍力縮減後，美軍尚能維持龐大的人員裝備規模和全球部署的態勢，但戰備水平（特別是應對中高烈度作戰行動的能力）在不斷下滑。美空軍核導彈部隊醜聞和飛行員短缺，海軍頻頻發生撞船事故，以及陸軍自曝作戰部隊應對常規作戰的能力滑坡，均顯示瞭在長期的低烈度戰事和國內和平環境後，美軍的軍力建設在一定程度上陷入 " 歧途 "。出身美軍高級將領，曾經長期指揮海軍陸戰隊作戰部隊的馬蒂斯自然深知這種現狀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甫一上任就強調要加強美軍應對常規戰事的作戰訓練，增加對於部隊的戰鬥力維持和裝備維護的投入，以實現美軍戰鬥力的逐步 " 回擺 "。此外，馬蒂斯還提出要創新美軍的作戰原則，一方面加強美軍部隊與新技術的融合，一方面註重對於 " 對手 " 的新戰法和新技術的研究和對抗。在美軍面對 " 戰略對手 " 和恐怖主義雙重挑戰，而可用的軍事資源在短時間內難以顯著增加的情況下，提高現有部隊的作戰能力和戰備水平，確實是美軍為滿足新戰略的目標所能采取的最直接的措施。
資料圖片：圖為美國 2018 年《國防戰略》公開版本封面。（圖片來源於網絡）
當然，作為以保持絕對力量優勢和全球作戰能力為要旨的美軍來說，單純依靠一線部隊加強訓練和創新的 " 努力 "，顯然是遠遠不夠的。想要實現讓美軍 " 再次強大 " 的目標，自然也得走 " 要錢 " 和擴軍的老路。美《國防戰略》報告提出，要通過可持續性和可預測性的國防投資來強化美國關鍵軍事能力的現代化，以及有針對性、有計劃地擴充人員和裝備規模，來滿足新戰略提出的目標和需求。發展上述 " 關鍵軍事能力 " 的具體舉措，包括更新三位一體的戰略核力量和核反擊設施；重建太空和網絡作戰能力並強化網絡防禦和作戰整合力量；從戰略到戰術層面全面實現 C4ISR（指揮，控制，通信，計算機，情報，監視和偵察）系統的現代化，奪取戰場信息和態勢感知優勢；提高應對彈道導彈威脅的能力；提高復雜作戰環境下的各軍種協同的聯合殺傷能力；提高在海陸空天環境下的部隊前沿機動和彈性部署能力；列裝包括人工智能和無人裝備在內的先進自動化系統，並發展多域戰場條件下具有靈敏度和適應力的後勤系統。
報告著力於發展上述 " 關鍵能力 " 有 2 方面考慮。其一，是在過去的 15 年中，美軍的現代化發展進程受到反恐作戰需求和軍費限制的雙重擠壓。許多國防新技術項目的經費投入不足，現代化進程緩慢，新裝備的列裝部署也一再拖延。美軍近年來的經驗顯示，國防現代化項目一旦被預算限制所 " 牽制 "，不僅會影響美軍的能力建設，也同時增加瞭長期的軍費負擔（被拖延的項目不會被徹底廢止，而投資的延遲隻能徒增人力、技術和時間成本）。因此，增加對國防現代化項目的投入是為瞭 " 補償 " 過去的延遲和積壓。其二，則是出於增加軍費投入要 " 有的放矢 " 的考慮。盡管美軍素來 " 財大氣粗 "，在特朗普執政初期更有軍費逆勢上揚之勢，但如果不做審慎規劃，再多的軍費投資也會被繁復的日常需要所抵消。報告所提出的八項關鍵能力，均是事關美軍戰鬥力提升和國防安全需求，並能在未來確保美軍擁有對競爭對手的不對稱優勢的重要能力。美國《國防戰略》所覆蓋的國防現代化項目規劃延伸至 2023 年，如果上述戰略能夠得到執行，則屆時美軍有望大大提升其現代化作戰能力和技術優勢。
不過，增加軍費投入和完善發展規劃固然能夠逐漸改善過去軍費投資的困境，但另一個阻滯美軍力量建設的 " 罪魁禍首 " ——部隊和軍事機構的官僚主義習氣，則勢必要通過改革來加以改變。《國防戰略》提出，美國軍事體制和國防管理機構中盛行的官僚主義原則，嚴重降低瞭美國國防管理的效能和反應能力。因此，需要實現向結果導向和問責制主導的 " 績效文化 " 的轉型。這一轉型目標包括簡化裝備研發和供應保障流程以適應部隊需求，調整組織結構以提高創新能力，降低管理成本並完善采購流程，強化作戰和情報職能並裁減非作戰部門，以及鞏固美國國防創新的技術和體制基礎等。上述設想，顯示瞭在美軍中度過大半生的美防長馬蒂斯和參聯會主席鄧福德熟諳美國國防體制的弊病，也提供瞭革新現有體制的合理方向。但 " 傷筋動骨 " 的體制改革畢竟不像 " 花錢辦事兒 " 的軍費投資那樣 " 立竿見影 "，不僅轉型過程漫長，還可能遭遇固有官僚機構的抵制和對抗。同時，特朗普政府至今仍難以克制的內部混亂和政局動蕩，也會對美軍的預算和戰備等工作產生負面影響。因此，《國防戰略》中提出的改革設想能否順利實現，乃至 " 讓美軍再次強大 " 的願景能否得償所願，人們仍須拭目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