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靜雯
出於職業習慣，評論員不允許自己輕易陷入集體的感動或者憤怒之中。忒不 " 合群 " 瞭，我這種腦回路清奇的尤其如此。這兩天陳可辛導演的短片《三分鐘》惹得大傢熱淚盈眶。列車員要值班，沒法和兒子一起過年。孩子隻好跟小姨一起去站臺，在短短三分鐘的停車時間裡，匆匆看母親一眼。在感動之前，我腦子裡隻有一個問題在盤旋：這孩子的爹哪兒去瞭？
我承認，這種帶有泛女權傾向的挑刺邏輯太苛刻瞭。故事依舊是好故事，縱使是應春節團圓的景，導演也沒把它拍俗瞭。不到三分鐘的團聚時間裡，小男孩幾乎全都用來背乘法口訣瞭，隻是因為媽媽嚇唬過他，說背不會就上不瞭鎮上的小學，更見不著媽媽。小男孩綿密又敏感的情緒，一下子把人的心都融化瞭。是不是很意外、很有戲劇性？比起那些假大空的煽情，是不是堪稱一股清流？
" 意外 " 是構成戲劇性的要件，出乎意料的設定最能烘托情感，直達淚點。藝術的魅力，常體現在對個體情感的深刻挖掘上。對於藝術傢而言，到這裡，他的使命就已經完成瞭。可是通常，更復雜的社會治理議題，才剛起瞭個頭。
" 冰花男孩 " 王福滿也是以戲劇化的姿態闖入公眾視野的。" 冰花 " 的形象來得意外而突然，一番淺薄的贊美之後，人們很快發現，在當地，好些孩子和王福滿一樣，每天沿著泥濘的土路徒步上學，最遠的要走兩個小時，放學回到傢之後，隻能圍著簡陋的火堆取暖。那是雲南昭通一個偏僻的村子，地處高寒山區，氣候惡劣、土地貧瘠。後來有記者跟著孩子走瞭一遍上學路，發現冬天路上不隻是結冰，還有很多溝壑和坡道，多數孩子的手上都有凍傷。
城裡人撒嬌的時候愛說 " 貧窮限制瞭我的想象力 "，但真實的貧窮，往往超出一般人的想象。上個月底，雲南省 " 兩會 " 閉幕，記者會上省長阮成發談到 " 冰花男孩 "，也直言 " 很震驚 "。
王福滿 " 走紅 " 之後的故事情節多數都挺 " 套路 " 的。比如他再一次出現在記者鏡頭前的時候，已經穿上瞭好心人送來的羽絨服，比如他所在的學校配上瞭取暖設備，獲贈瞭好多過冬的衣服。他和傢人被邀請到北京，看升旗，參觀警察學校。感覺很熟悉是不是？一個命運從此被改變的勵志故事，仿佛開瞭頭。
我這個年紀的人，童年記憶裡都有一個叫魏敏芝的姑娘。主演瞭張藝謀的《一個都不能少》後，昔日的鄉村少女一路念書深造、出國留學，還當瞭導演。後來她感嘆說，如果不是這部電影，她的命運可能是 " 在傢養豬，做傢庭婦女 "。
這類勵志故事免不瞭太多 " 如果不是 …… 那麼 ……" 的假設，所以總叫人犯嘀咕。到瞭時隔多年的王福滿身上，這種擔憂依然站得住腳。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是很容易的事。運氣足夠好的話，王福滿會有個光明的未來，圓瞭當警察的夢想。隻是回首往事，那個 " 如果不是 …… 那麼 ……" 的疑雲，或許還是散不開來。
不過時代終究在變。人們註視 " 冰花男孩 " 的目光裡，不再隻有樸素的心疼，大傢逐漸也開始用評論員的 " 挑剔 " 眼光，審視這一個慈善故事。
有兩段插曲很有意思。一是社會各界捐來的三十餘萬善款，王福滿隻分到八千塊，多數錢被當作暖冬補助，分給瞭和他境遇相似的孩子。不少人質疑，這些錢，不該都給 " 冰花男孩 " 麼？二是王福滿在北京參加活動的時候，坐在主席臺的照片讓人不由得產生 " 展覽苦難 " 的觀感。
這些質疑都未必公平。善款分給同樣需要幫助的孩子，比隻給一個孩子更公平，當然前提是受到嚴格的監督。那張照片，和那場見面會，確實叫人尷尬得很，可是裡面真的有多少 " 消費苦難 " 的惡意？也不見得。但這都不是我要說的重點。我想說的是，這樣的公共討論本身就很有價值，人們擔憂，其實是在糾結地反思：究竟該如何對待王福滿這樣的新聞人物？人們想盡可能讓王福滿過得好一點，又怕他被消費、被利用。
王福滿既是一個境遇不佳、亟待幫助的貧困兒童，也是一個被文學化瞭的貧困符號，是一群人的代言。善意和關註如果隻一味粗放地湧向聚光燈下的個體，至多隻是多造就一個勵志人物而已。貧困這個古老的難題，不可能從偶發的熱點事件裡獲得解藥。
那一頭冰花背後，其實是棘手的社會治理難題，它關乎一群人、一代貧困兒童的命運。用雲南省省長阮成發的話來說，" 邊遠山區教育資源配置還不夠科學合理 "。這句話概括瞭貧困代際傳遞的癥結之一。說到底，改變一代人的命運，終究還是要靠教育。
去年十一月底，雲南有五戶輟學學生的傢長被政府告瞭。這樁 " 官告民 " 官司是控輟保學的典型，也揭示瞭貧困地區令人不安的教育現狀。這裡面沒有多少戲劇化的元素，日常又瑣屑，唯有盡可能多地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形成合力，才能最有效地凝聚善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