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經濟的不斷發展進步，老百姓越來越富裕。2011 年，我國人均 GDP 首次邁過 5000 美元，短短四年之後的 2015 年便突破 8000 美元大關，而剛剛公佈的《2017 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顯示，2017 年我國人均 GDP 已經達到 8836 美元，距離 " 中等收入陷阱 " 上限（人均 GDP 為 12000 美元）越來越近，而這也讓國民具備瞭足夠的消費底氣。
受時下盛行的 " 消費主義 " 浪潮影響，人們的消費意願越來越強烈。這在宏觀數據上似乎也得到瞭印證：自 2014 年第二季度起，消費對於 GDP 增長的貢獻率超過投資，此後便一直居高不下，已然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絕對主力（參見圖 1）。因此，有人認為我國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已經完成，消費主導的時代來臨。
然而，事實可能並沒那麼理想。雖說數據不會說謊，但會讓人誤解，隻因其中包含的信息，我們不一定能夠真正看透。
中國人的消費水平被嚴重低估瞭？
眾所周知，投資、消費與出口是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 " 三駕馬車 "。業內公認的一個事實是：自改革開放以來，投資一直都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首要驅動力，這使得國內 " 消費疲軟、內需不足 " 這一特征備受詬病。
誠然，這與中國人 " 量入為出 " 的傳統與熱衷存錢的習慣不無關系，但更直接的原因恐怕是老百姓收入水平的增長緩慢——畢竟，從數據上看，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 2000 年之後才真正進入增長快車道，2000 年以前的收入水平大體上沒有明顯的提升，而這也無形中鞏固瞭人們省錢與存錢的觀念，讓不愛花錢的慣性一時間難以改變（參見圖 2）。
為此，我國始終將 " 擴大內需 " 作為一項長期的基本國策，其目的就是要通過積極的政策手段來開啟國內消費市場，刺激居民消費，從而確保國民經濟增長的韌性與穩定性。而今，我們對 GDP 進行解構，發現消費已經正式取代投資成為國民經濟增長的第一驅動力時，相信不少人內心是欣慰的：多年的夙願已然成真，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前景將會一片光明 ……
且慢，現在高興未免太早瞭。不信，我們拉長歷史再看 " 三駕馬車 " 對 GDP 的貢獻變化，絕對是別有洞天。
從圖 3 可以發現：改革開放至今的近 40 年時間裡，消費對 GDP 的平均貢獻為 58.04%，而這一數字在美國大約是六成，可見我國經濟的消費貢獻已經可以同美國媲美。此外，大多數時候 " 最終消費 " 占 GDP 的比重都高於 " 資本形成總額 "，而前者比後者低的年份隻有 12 年而已。
即便是國民經濟不景氣的 1989 年、1990 年和 1999 年，消費對 GDP 的貢獻也分別高達 81.2%、91.7% 和 88.1%，這固然有當時特定歷史背景下，投資受經濟低迷與金融危機等因素影響出現大幅下滑的影響，但是，從整體上看，消費足以堪稱我國經濟增長最穩定的拉動力量。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說好的投資驅動呢？難道國人的消費水平被嚴重低估瞭？
不，消費對 GDP 的貢獻被高估瞭
需要註意的是，在解構 GDP 時，表征消費的指標叫做 " 最終消費支出 "，而不是 " 居民消費 "；換句話說，不是老百姓的消費水平被低估，而是人們將 " 最終消費支出 " 和 " 居民消費 " 混淆瞭。
根據官方定義，所謂最終消費支出，是指由購買者向出售者購買貨物和服務所支付的價值。從國傢層面來看，最終消費支出又包括兩方面內容，即居民消費支出與公共消費支出。
前者是指核算期內由居民個人直接購買消費性貨物和服務所花費的支出，這才真正代表瞭老百姓的日常花銷；至於後者，是指財政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用於提供公共消費性商品和勞務的支出，范圍涵蓋瞭教育、衛生保健、社會保險和福利、體育和娛樂、文化等方面，而這些支出的付賬人主要是政府部門，與老百姓關系不大。
明確瞭 " 居民消費隻是最終消費的一部分 " 後，我們可以進一步對最終消費支出的構成加以考察。不難發現，改革開放至今，居民消費支出與公共消費支出均呈現出不同程度的上升趨勢，而居民消費支出占最終消費支出的比重一直穩定在 70%~80% 這一區間內（參見圖 4、圖 5）。
在此基礎上，我們可以結合前文的分析，將居民消費支出從最終消費支出中剝離出來，進而分別算出歷年的居民消費對 GDP 的貢獻程度，再加以平均，便可得到 1978-2016 年期間我國居民消費對國民經濟的整體貢獻，這一結果約為 44%，比同期最終消費支出占比低瞭 14 個百分點。即便在消費主義盛行的近些年，來自居民部門的消費對 GDP 的貢獻也沒有人們想象得那麼高，2015 年與 2016 年，居民消費占比分別僅比投資高出 2 個百分點和 5 個百分點。
投資占 GDP 的比重其實一直不低
分析完消費，我們再來看投資。
在 GDP 的解構中，表征投資的指標叫做 " 資本形成總額 "。近些年，資本形成總額占 GDP 的比重呈現出逐年回落趨勢，且總體上低於最終消費支出占比。
那麼，從國際上比較，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占 GDP 的比重大概處於什麼水平呢？
以 2014 年為例。世界銀行數據顯示，當年中國的資本形成總額占 GDP 的比重是 46%（wind 數據為 46.9%），同期的美國為 19%、德國為 19%、日本為 21%、韓國為 29%、俄羅斯為 20%、印度為 32%、巴西為 20%。由此可見，我國的投資占比大體上超過發達國傢一倍，同時也遠遠高於絕大部分發展中國傢。另據中泰證券的研究顯示，在全球 126 個有效樣本的統計數據中，2011-2015 年，資本形成總額對 GDP 的平均貢獻為 22.2%，而我國的這一占比是全球平均的兩倍。
有沒有國傢比我們更高呢？當然有。他們是赤道幾內亞、阿爾及利亞、莫桑比克和不丹。
換個思維，如果將 "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 這一指標納入考察范圍，我們會發現，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 GDP 的比重整體上呈現穩步攀升態勢—— 1981 年該比重為 19.47%，到 2016 年是 81.56%。需要特別註意的是，自 2008 年以來，隨著固定資產投資的不斷增加，經濟增速反而趨於下降（參見圖 6）。
還有一點不得不提，那就是 "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 " 與 " 資本形成總額 " 絕不表示同一個概念。在此，我們可以通過數據來直觀地看出二者的差別。從下圖 7 中可以看到，近年來，資本形成總額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到瞭 2016 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超過 60 萬億元，而資本形成總額卻隻有 33 萬億元，也就是說，我國的投資規模占 GDP 的比重接近資本形成占比的 2 倍。
這一現象並不難理解。根據經濟學 " 邊際報酬遞減 " 的有關理論，在國民經濟勞動力供給不變的前提下，不斷擴大投資，一定程度之後，資本的邊際報酬就會呈現出遞減趨勢，即投入等量的資本，從中能夠獲得的回報卻越來越少。
我國前些年之所以沒有出現資本報酬遞減，主要原因在於勞動力的持續增加，而如今，" 劉易斯拐點 " 已至，勞動力無限供給的格局徹底改變，資本報酬的遞減與投資效率的走低也成為必然。
根據清華大學白重恩等人的研究成果，我國近些年的資本回報率在快速下降，而資本形成總額與固定資產投資差距的增大，也進一步印證瞭這一點。
不管效率如何，固定資產投資這筆錢確實是花出去瞭，但其中真正體現在 GDP 核算中的卻隻有一半。從這個意義上講，不能因為投資效率的下降導致瞭消費占比的提升，就認為我國經濟已經成為消費主導型；倘若將全部投資都計入 GDP 核算，那麼消費所占比重勢必會驟減，這也說明我國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模式並未發生根本性改變。
消費升級的真相：隻屬於少部分人
即便如此，我們國傢的消費升級還是在真真切切地發生著：一來，從消費總量上看，居民消費支出占國民經濟比重有瞭明顯提高；二來，從消費結構上看，我國居民衣食類消費比重持續減少，服務類消費比重在不斷提升。
不過，看似風光無限的消費升級，背後卻有著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我國居民的整體收入水平一直穩步提升，但是對於不同收入群體來說，其收入的提升幅度與速度卻有明顯差異，而 " 貧者更貧，富者更富 " 這一規律也如同自然法則一般客觀存在著。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劃分方式與統計數據，占全國人口 80% 的中低收入者，2016 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為 17836 元，這一數字尚且不如占全國人口 20% 的高收入群體 2006 年的水平（19730 元），而 2016 年高收入群體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經高達 59259 元。收入差距的日漸懸殊，造就瞭人們截然不同的購買力水平與消費意願。
全國人口的 20% 是什麼概念？直白一點說，這是一個與美國總人口量級相當的規模。從這個角度來看，當我國擁有一個人口堪比美國的強購買力群體時，國內消費升級的如火如荼就很容易解釋，因為他們才是高鐵頭等艙爆滿、五星級酒店客房入住率上升、境外人均購物消費額領先全球的主力軍。而剩下那 80% 的中低收入群體，可能還不具備擁抱消費升級時代的能力。
我國距離 " 消費主導型 " 還很遠
綜上所述，盡管消費占 GDP 的比重在上升，但卻不能證明我國經濟的成功轉型。迄今為止，我國經濟增長仍然無法擺脫投資驅動的粗放模式，擴大內需與刺激消費之路道阻且長。
要想真正讓消費成為拉動國民經濟增長的首要力量，還需要從以下三方面重點推進：
第一，降低投資增速，提高投資質量。我國投資增速近些年出現瞭較為明顯的回落態勢，這是一個好苗頭，對於提高國民經濟運行質量意義重大。但不可否認的是，低效的投資依然存在，供給側去產能任重道遠；同時，資金不能及時流入高生產率行業，進而造成瞭生產要素錯配現象。因此，投資質量也有待於進一步加強。
第二，要改變熱點城市房價 " 隻漲不跌 "、" 長期上漲 " 的預期。近些年房價的多番暴漲，讓不少人因投身於買房大業而身背巨額負債，進而對消費造成瞭嚴重擠壓。因此，我們要堅持 " 房住不炒 " 的理念，穩住調控力度不放松，同時也應盡快推出長效機制，打破 " 政策一松綁、房價即反彈 " 的樓市不良循環。這樣，既有助於減少居民部門的可支配收入中用於購房的花銷，又可以增加其消費支出。
第三，通過相應的政策調控來盡量縮小貧困差距。一方面，可以借助財政轉移支付和 " 精準賦稅 " 等手段，增加中低收入群體的收入，進而提高其消費能力；另一方面，適當地提高對高收入人群在財產性收入方面的稅負，從而助力國民經濟向消費主導轉型。
除此之外，說到底，我國經濟要想完成從投資驅動向消費驅動的轉型，其根本還是在於廣大老百姓消費意願的進一步強化，而這需要人們收入的不斷增加作為支撐。
之於我們自身，還需多多思考：如何能夠通過不斷提升知識儲備和業務能力來提高自己的收入水平，並且通過合理的資產配置來實現財富的增值；待到經濟基礎愈加夯實的那一天，人們自然就更願意通過增加消費來追求和享受更高品質的生活瞭。
畢竟，隻有自己才最靠得住——你若盛開，蝴蝶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