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騰訊科技編者按】《大西洋月刊》本周刊登知名記者莎拉 · 蕾希(Sarah Lacy)的文章稱,中國科技行業的女高管比例已經遠遠高於矽谷。在滴滴擊敗 Uber 的戰爭中,站在前沿的正是一名女性、一位母親。這就是滴滴總裁柳青。
以下為文章全文:
2015 年夏天,我花瞭很多時間來報道 Uber 中國。這個投資數十億美元的項目最終令人驚訝地遭遇瞭失敗。當 2016 年夏天 Uber 最終承認失敗時,就算最厲害的編劇珊達 · 瑞姆斯(Shonda Rhimes)也寫不出更驚心動魄的故事。(註:珊達 · 瑞姆斯是《實習醫生格蕾》等美劇的編劇和制作人。)
在每個市場,Uber 都打垮瞭對手,但中國競爭對手滴滴出行卻將 Uber 的這場遊戲導向瞭有利於自己的一面。滴滴是全球唯一一傢可以在資源方面匹敵 Uber 的共享出行公司。該公司獲得瞭中國兩大互聯網巨頭,以及全球多隻大型對沖基金的支持。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在市場競爭中中國政府制定瞭不利於美國公司的政策,在競爭過程中,滴滴建立瞭主場優勢。
到 2016 年 1 月,按單量計算中國已經是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市場。滴滴宣佈,2015 年該公司完成瞭 14 億筆訂單。作為對比,Uber 在成立 8 年時間裡訂單總量才隻有 10 億筆。盡管擅長包裝、估值很高,但 Uber 並非全球最大的共享出行公司,且與領先者差距很大。
在這場戰鬥中,帶領滴滴站在前線的是總裁柳青,一名女性,一位母親。
隨著我和我的中國聯絡人不斷接觸,逐漸展開這項報道,我很驚訝地發現,中國公司的 "C 級別 " 高管有很多都是女性。她們是首席執行官、首席運營官、首席財務官,甚至首席技術官。在管理團隊,女性不僅僅負責人力資源和營銷。與矽谷中 " 給我找個謝麗爾 "(註:謝麗爾 · 桑德伯格是 Facebook 的女首席運營官、二號人物)的呼聲相比,中國的趨勢更顯而易見。在矽谷,目前隻有十幾傢公司在這樣做。
矽谷銀行在中國展開瞭規模龐大的實踐,他們對兩大科技中心之間性別平衡的差異感到好奇。他們對美國、英國和中國的約 900 傢客戶展開瞭調研,關註高管團隊中女性的情況。對沒有接觸過中國科技行業的美國人來說,結果令人難以置信。
調研中的問題之一是,公司 "C 級別 " 高管有多少是女性。54% 的美國科技公司回答 " 一位或更多 "。53% 的英國科技公司給出瞭同樣的回答。而在中國,這一比例高達 80%。
我甚至沒有想過去報道這件事,因為在我接觸過的許多中國公司都有不止一位女性高管,而這些女性扮演著豐富多彩的角色。
在董事會層面,隻有 34% 的美國公司表示,董事會中有一位或更多女性董事。在英國公司中,這一比例為 39%。然而在中國公司,比例高達 61%。
更瘋狂的是,當被問到這些公司是否有合適的項目增加女高管的數量時,67% 的美國公司和 80% 的英國公司給出瞭否定的回答,但 63% 的中國公司給出瞭肯定的回答。在中國,企業高層中的女性代表要多出很多,而更多公司都已經制定項目,進一步推動這個層面的性別平等。這三項數據共同顯示瞭現實社會中的 " 蜂後之謎 ":當組織中高級別女性管理者足夠多時,她們就會強烈支持其他女性。
這是一種強大的權力。在美國,通常白人男性有這樣的權力。
根據彭博社 2016 年 9 月的報道,在中國風險投資行業,情況更極端。數據顯示,在美國的頂級風投公司中女性投資合夥人隻占 10%,隻有一半的公司有女性投資合夥人。而在中國,17% 的投資合夥人是女性,高達 80% 的公司都有至少一名女性合夥人。
由於存在一名女性合夥人的風投公司支持女性創業者的可能性要高出一倍,因此這就給女性在生態系統中扮演的角色造成瞭巨大的漣漪效應。中國政府公佈的數據顯示,有 55% 的新興互聯網公司是女性創立的,在所有創業者中,女性占比超過 25%。
是的,這些數據來自政府。但在中國,有能力進入科技公司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的女性 " 儲備 " 是顯而易見。雖然實際比例可能並沒有這麼高,但在中國科技生態系統的每個階段,女性似乎都在獲得更多機會。
彭博社介紹瞭一位在媒體上非常低調的女投資人陳小紅,她剛剛籌集瞭一隻 5 億美元的基金。這是全球范圍內由女性管理的規模最大的風投基金。在美國,由女性管理的最大基金規模隻有一半。整體來看,陳小紅管理著超過 10 億美元資產。
在彭博社的這篇報道中,我最喜歡的部分是她對自己作為母親的看法:
" 盡管如此,她仍然養育著 3 個孩子。即使還稱不上不可接受,但她的工作習慣在歐美也是很不常見的。在三年時間裡,她每天都帶著自己的大兒子去上班。
她表示,帶著孩子去上班幫助她與許多被投資的創業者建立瞭紐帶。她的兒子會哭鬧,打斷會議,但這些並沒有阻止她。這使她有更多機會,與創業者們發展私人關系。"
隨著進一步深挖,我發現,一些普遍看法可以解釋,為何中國的職業母親會面臨和美國完全不同的情況。一方面,中國科技行業正在快速發展,一下子帶來瞭龐大的機會。與更成熟的生態系統相比,各種各樣具備非傳統經驗的人士都可以得到更多機會。
不過,僅僅這個原因還不能給出完美的解釋。中國文化也是個重要原因。這樣的文化可以追溯至社會主義中國剛剛建立之時,當時毛澤東主席曾說過,女性 " 能頂半邊天 ",她們被期望從事同樣辛苦的工作。她們在田間勞作,甚至在戰爭中與男性並肩戰鬥。50 年代的情況是," 他們需要所有人口都參與工作。" 在資本和市場經濟興起之前,上一代女性根本就沒有不工作的選擇。
關於女性在中國科技行業的成功,在我的每次對話中,獨生子女政策也是常常被談到的因素。這並不奇怪。根據方鳳美的著作《獨生子女:中國最激進試驗的過去與未來》,在 35 年時間裡,這項政策影響瞭全球 1/6 人口的 " 出生、生活和死亡 "。
讓我用盡可能強調的語氣來說明:無論有多少中國女性成為 "C 級別 " 高管,獨生子女政策並不是一場女權主義的 " 政變 "。有約 6000 萬中國女孩因此失蹤,她們被扼殺、流產,或是給其他人收養。
方鳳美指出,盡管如此,也有一群人從中受益,這就是中國的城市女性。
" 如果你是中國大城市中一名 80 後女孩,那麼相對於這個世紀早期或上個世紀中國出生的女孩,你有更大的機會活過童年、得到充足的營養,以及獲得更高等的教育。
因此,中國女性接受大學教育的人數創下歷史紀錄。2010 年,女性占中國獲得碩士學位學生的一半。中國的女性勞動力參與水平在亞洲名列前茅,有 70% 中國女性要麼已經就業,要麼正在找工作,而在印度這個比例隻有 1/4。"
中國正在給科技行業創造新的榜樣和模式。與 10 年前相比,這對矽谷來說意義更加重大,因為中國公司正在與美國公司展開競爭。一傢中國公司,而不是美國的 Lyft,擊敗瞭 Uber。在這場戰鬥中,站在最前面的是一名女性、一位母親。這對中國很重要,對美國也同樣重要。(編譯 / 陳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