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新喜
不久前香港媒體近日刊登瞭一篇文章，稱支付寶是 " 偽先進 "，而信用卡才是最先進的消費途徑，並表示它連八達通都不如，八達通是可以跟信用卡掛鉤，自動充值的，每日上限 250 港幣。支付寶卻必須預先充值，有錢才能用，沒有錢的話就無法使用。並表示 " 因為你是有信用的人，你被信任。" 所以，" 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寶 "。這一番話引發不少大陸網友的反駁與群嘲。
為什麼有些香港人會看不懂支付寶？一方面當然是智能手機的生態環境所限，香港沒有本土的手機廠商巨頭，香港人所用的手機基本上是 iPhone 與三星以及索尼等品牌，而大陸的互聯網巨頭的勢力范圍基本上沒有進入到香港。
當然，微信支付寶在香港還是有點知名度。但總體來看，香港人意識不到國內移動互聯網的發展速度與產品功能佈局。
另一方面，我們知道，移動支付在日本與美國都很發達，蘋果有 Apple Pay，是基於 NFC 的手機支付功能，日本在功能機時代就已經用手機支付瞭，對外來支付方式的接受度也非常高，如今在東京銀座的商場，在成田機場、在 7-11、羅森、全傢便利店以及日本的出租車公司，都已經接入瞭支付寶，在歐洲，目前有 12 個國傢都已經接入瞭支付寶。
全球來看，手機支付已經成為主流，按照香港媒體這個作者的邏輯，難道香港的信用卡是最先進的，日本美國手機支付的方式是落後於香港的信用卡？
事實上，看不懂依然無腦黑的背後，這也與香港本地的移動互聯網發展環境息息相關，香港沒有本土互聯網巨頭，也沒有互聯網生態發展的先天環境。整體創業氛圍偏向於傳統行業，資本會將錢撒向房地產金融等香港的主流行業，而不是當前新興產業、IT 行業或者顛覆式創新的技術領域。
而在香港也幾乎沒有叫得出名字互聯網與 IT 新型技術類公司與產品，整個香港市場已經被 Google、Facebook、微軟、蘋果們集體攻陷，香港人使用頻率最高的軟件是 Whatsapp， Facebook， Instagram，本土研發的產品有 openrice、高登、各大銀行網站、新聞網站等。這很難算的上是互聯網公司也不具備代表性。
而內地在移動互聯網、電商、移動支付、O2O、共享經濟、知識社群、AI 與 VR/AR 等領域的發展，已經不是香港所能比肩。
而本土的互聯網巨頭對於互聯網思維與意識的培育非常重要，我們知道，在國內，由於 BAT 等巨頭由於競爭關系，不斷在各領域砸重金扶持獨角獸，導致移動互聯網商業模式與產品在不斷在創新，這在某種程度上打開瞭人們的眼界。
但香港由於本土互聯網品牌與巨頭的喪失，也導致當地人眼界與格局相對會更為狹隘，因為它沒有見過移動互聯網一路的快速發展的過程也因此對變化喪失瞭敏感性。
比如說如果說到信用與提前透支，支付寶有 " 螞蟻花唄 " 的消費信貸產品，它根據消費者的網購情況、支付習慣、信用風險等綜合考慮，通過大數據並結合風控模型，授予用戶一定的消費額度，這本身就是一種信用消費，而支付寶本身也是可以綁定信用卡消費的。但是這位作者由於在見識與思維上的狹隘，未必能夠認識到這一層。
而這個作者還提到的一點是手機的體積比卡大得多，一個人能帶手機出街，為什麼就不能帶一張卡出街？在這裡它的邏輯是以體積大小來衡量方便性，而不是從必要性角度，也就是說，在作者看來，它可以不帶手機出街，隻帶一張卡就可以瞭。
這背後其實與香港人本身的傳統商業構建有關，八達通壟斷瞭香港人的交通出行與支付消費，他們過去幾十年的商業環境的運轉是依賴於此，人們習以為常也非常方便自然不會去想著要去顛覆或者改變。
另一方面，也跟香港的當地的經濟基礎與地域環境相關，香港的商業基礎早早就發展的非常成熟瞭，原有金融業、零售、物流等產業結構已經非常穩固，地小人多，從銅鑼灣、尖沙咀到旺角，都是 1 小時生活圈，24 小時便利店與購物廣場遍佈，出門購物、消費等一切都相對比較方便。
但實體經濟過於發達以及商業設施密集這就讓電子商務很難發展起來，因為電子商務的連接屬性是需要搬東運西，調劑各地域經濟發展與用戶需求的不平衡，而香港人力成本高，店面普遍較小，他們不太願意把業務遷移到互聯網上。
而電子商務與支付體系的發展是互相推動的，電子商務發展不起來往往就導致移動支付落後。而在今天，移動支付的背後連接的是人們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它不僅僅是一個工具，而是連接線下實體消費娛樂的生態系統。
但對應到香港的現狀，也與地域環境與教育環境相關，香港有 800 萬人，對一傢互聯網公司來說，800 萬人足夠生存，但在互聯網行業，800 萬用戶不能做到足夠的影響力與規模，由於互聯網天生講究用戶規模效應，依靠海量用戶來顛覆原有產業鏈來獲取利益快速增長，這需要一個龐大的本土市場與用戶規模作為主戰場與依附，香港欠缺這樣的基礎。
另外，在教育領域，香港偏向於工商管理與金融、法律建築等學科，而不是 IT 軟件專業領域。有業內人士談到，香港的大學裡商科和法律專業錄取分數最高，信息工程之類的專業則幾乎墊底。
在香港，醫生、律師和金融從業者是社會認同度最高的職業，而 IT 界的專業人才，大多都投身於金融機構的後臺領域，因為那裡會有一份不錯的薪水，這導致互聯網人才的缺乏。
而有人發現，香港每年拿得出手的軟件工程師寥寥可數，而建築的土木工程師就很多，而且很多去瞭美國。
另一方面，由於國內計算機人才更多以及薪資與發展前途更好，所以也有香港本土 IT 公司把研發部門遷入內地而在其本土保留解決方案與銷售等非研發部門，例如匯豐銀行的軟件開發部門設瞭分公司在廣州。互聯網軟件人才缺乏，對互聯網產品的瞭解與深度自然與中美的差距越來越大。
從現成社會結構來看，香港中產階層壯大導致社會形成穩固的錘紡型結構，進入老齡化社會，這導致香港對新生事物接受速度變慢。他們對香港現有的商業模式、社會規則很認同，對互聯網創業與創新的認識不深。
吳曉波曾經說過：" 一個喜歡大資本的城市，和一個必須以破壞、創新為主的互聯網公司，有一種天然的沖突。" 這話其實對應到香港也一樣成立。當一個社會的商業金融與社會分工高度發達的時候，往往會壓制創新創業的活力，並且抬高創業的成本。
說到底，這一番 " 仇恨中帶著無奈但又放不下優越感 " 的酸腐言論，背後事實上也反應瞭部分香港人的焦慮以及對其前途的擔憂。畢竟，過去的窮鄰居，搖身一變成瞭在國際上不可忽視的存在，讓其心底很不是滋味。
不過，雖然這隻是一傢之言，但它在香港一個相對權威而且有一定知名度的媒體上刊登出來，也能從側面反映出香港媒體的守舊以及對大陸互聯網快速發展的不安。
當然，這也與該媒體屬性相關，用煽動性語言迎合市民情緒，補捉大眾心理，往往又是其慣常伎倆，在知乎上，有人問，香港和臺灣的媒體，為何這樣喜歡負面描寫大陸人？有人回答，港臺媒體賣的就是情緒，隻是你不喜歡他賣的這種情緒而已。
而 " 香港有信用的上等人不用支付寶 " 這類言辭迎合瞭或許能迎合一些香港人的心理現狀——恐懼。而在阿裡之外，香港人不可能不認識在香港上市的騰訊——目前已經是亞洲市值最高的互聯網公司並且已經超越瞭 Facebook。但香港本土的互聯網行業，可以說是一片空白。
記得程苓峰曾經在一篇文章中說到這麼一句：" 過去那一代香港人是看過世界的，今天香港的年輕人就隻看過香港。" 放到今天來看，可謂一針見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