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結束在瑞士達沃斯論壇上的 " 招商引資 "，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新年貿易政策依舊來勢洶洶。第一發上膛的彈藥並不意外，仍是鷹派近二十年屢試不爽的貨物貿易順差。
出發去達沃斯前，他已宣佈對主要進口自中國的光伏產品和進口自韓國等地的大型洗衣機發起全球保障措施。返程回歸，列在他案頭的，是蓄勢針對進口鐵和鋁制品的貿易救濟措施。但全球化的力量也開始同步集結。一本在美國率先發佈、由 2001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邁克爾 · 斯賓塞（Micheal Spence）作序撰寫的 2017 年版《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 下稱《報告》 ) ，從根源揭示出，目前貨物貿易統計下的順差具有極大欺騙性。
基於過去幾年逐步成熟的數據庫，《報告》初步解答，為何中國積累起高額貨物貿易順差，國民卻並不富有；在全球化分工從附加值的角度分析，雙邊貿易平衡為何發生瞭巨大變化。盡管一些經濟學傢認為這種變化並不重要，但它在政治上卻有重要影響，明顯左右著公眾情緒，並影響他們對貿易、貿易協定和貿易公平的態度。
然而，叫醒一個 " 裝睡的人 " 依然困難重重。中國商務部前部長、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已經習慣瞭中美順差的輿論風雨，通過經合組織（OECD）、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總負責人的親自推介，他早已瞭解到 " 全球價值鏈 "（Global Value Chain，GVC）概念。他對第一財經記者稱，雖然全球學界產生瞭共識，但特朗普個人現在及將來怎樣看待 " 全球價值鏈 " 是另外一個問題。因為中美貿易順差，到瞭政府和政府之間討論，就不是著眼於理論問題，而是現實問題。
中國首任駐 WTO 大使孫振宇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接下來特朗普應該會進一步在貿易問題上對中國施壓，從而兌現競選承諾。" 逆差問題、知識產權問題都是他手裡的籌碼，關鍵是如何打，打到什麼程度，更有利於他的中期選舉。"
一部蘋果手機打破的幻象
雖然學界廣泛認為，美國持續性商品貿易逆差是一個已經持續瞭 40 多年的事實，但如何讓公眾瞭解背後究竟，並非易事。
自上任以來就遭遇 2008 年金融危機、2012 年歐債危機，對美國拋出的順差論調套路，陳德銘諳熟於心。" 美國自身需要存在逆差才能得到貨幣上的優勢，即通過貿易逆差將美元輸送到全球，至於跟哪個國傢發生重大逆差是由國際貿易全球價值鏈的動態變化決定的。" 陳德銘對第一財經記者說。
簡單來看，1976 年至 1996 年的二十年裡，日本是美國商品貿易逆差的最大來源國，年均占比為 40%，最高曾占美國當期貿易逆差的 80% 以上。這個時期，包括裡根在內的歷任美國政府及輿論目標均劍指日本。在 2001 年加入 WTO 以後，中國逐步接過瞭這個燙手的輿論山芋。
而 " 全球價值鏈 " 概念的提出，則是打破傳統統計屏障的一聲驚雷。杜克大學教授加裡 · 傑裡菲最早創立瞭 " 全球價值鏈 " 框架，提供瞭一個以產業為中心來研究經濟全球化的視角，強調瞭 " 價值鏈 " 跨越地理空間的聯系。之後，對於蘋果手機的全球價值鏈案例研究，才開始真正擊碎傳統順差建立的幻想。
2010 年，時任亞洲開發銀行研究所研究員邢玉卿（Yuqing Xing）和尼爾 · 德特爾特（Neal Detert）發表瞭一篇文章《iPhone 手機如何增大瞭中美之間的貿易赤字》，引發公眾關註。一部蘋果手機在中國加工、組裝，再到國外市場上出售，按照傳統方法，2009 年出廠價為 178.96 美元，全部計入中國出口總值。可實際上，中國工人僅簡單將所有的零部件組裝起來，隻貢獻瞭 6.5 美元，占瞭整個制造成本的 3.6%，但在傳統統計方式下，所有的 178.96 美元都納入中國對美出口，因此誇大瞭雙邊貿易順差程度。如果從價值鏈角度考慮，在自中國進口的 iPhone 手機總額的 20 億美元中，96.4% 實際上來自於德國（3.26 億美元）、日本（6.7 億美元）、韓國（2.59 億美元）、美國（1.08 億美元）以及其他國傢（5.42 億美元）。所有這些國傢，都參與瞭 iPhone 的生產鏈。
2012 年 3 月，蘋果 CEO 蒂姆 · 庫克（Tim Cook）參觀位於富士康鄭州科技園工廠的 iPhone 生產線
該論文基於 2009 年末前，iPhone 手機在中國的銷售非常有限，進口幾乎為零，因此假設所有核心部件（價值 1.2 億美元）都進口自美國，2009 年蘋果手機貢獻瞭 19 億美元美國對華貨物貿易逆差，相當於逆差總額的 0.8%。隨著美國市場銷售的 iPhone 手機數量越來越多，蘋果手機貢獻的雙邊逆差額也越來越高。
之後，以 OECD、世界銀行（World Bank）、WTO 為代表的國際機構和組織，重新整合、細化數據，為揭示貨物和服務貿易中的復雜附加值結構做出瞭巨大努力：2013 年 1 月 16 日， OECD 與 WTO 也推出瞭全球貿易測算新方法——附加值測算法。其中，OECD 估算結果表明，2011 年中美的貿易逆差較官方數據減少瞭 40%。2016 年中美貿易逆差經過附加值的調整後應該比原始數據下降至少 30%，也就是減少約 1100 億美元的逆差。2013 年 3 月，聯合國貿發會議（UNCTAD）也引入瞭 GVC 統計方法，並建立瞭相關數據庫。
這也是孫振宇最初對這項研究感興趣的原因：這個理論解釋瞭他多年與美國對手談判的過程中，反復糾纏的 " 貿易逆差 " 中的利益分配問題，證明瞭中國實際在全球價值鏈的中低端。" 遇上特朗普，起碼在重大國際貿易爭端中，給予瞭中國、日本、墨西哥、德國這類國傢以理論支撐。"
作為該概念在中國研究的早期推動者，不論是陳德銘還是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副校長、全球價值院創始院長趙忠秀都證實，當時就是將它作為一種鬥爭的武器來研究的。" 中美雙方貿易談判代表，在談判桌上唇槍舌劍，要有武器，武器是什麼呢？我們給談判者提供氧氣。"
而對於那些有意加大實施貿易救濟政策的國傢而言，這個研究也具有重要意義。例如，2006 年，歐盟委員會對中國和越南進口鞋類實施反傾銷，但結果是這一政策對歐盟服務業產生瞭不利影響，因為這些進口鞋類商品包含瞭源於歐洲的設計和分銷行業的大量增加值。詳細瞭解貿易產品的增加值來源，就可以避免類似的負面影響。
2014 年亞太經合組織（APEC）北京峰會期間，該項研究有瞭新的應用進展。時任中國商務部部長高虎城在會後表示，中方將全球價值鏈的議題首次引入瞭 APEC 的合作議程，會議批準瞭《APEC 促進全球價值鏈發展合作戰略藍圖》和《APEC 貿易增加值核算戰略框架》，決定共同營建有利於全球價值鏈發展的政策環境和核算體系。
雖然有眾多機構的加持，但邁克爾 · 斯賓塞仍然認為，過去一直缺少對全球經濟動態網絡結構全面、細化的研究。
趙忠秀告訴第一財經記者，這背後最大的難點便是基礎數據的建立。" 最早研究這個課題的國際組織是 OECD，但負責的隻是下屬的統計部門，其人力並不足以支撐起基於海量數據的研究。"
多年以後，依然在默默推動該項研究的陳德銘評論說，如何準確地應用該理論確實不易：從研究經濟的角度來講，全球價值鏈是構建在海量數據上的核算與分析，是經濟學意義上的定量分析。如果分析沒有數學模型的支撐，沒有大型計算機的處理，人類是不能完成的。
他解釋說，在新的形勢下，全球貿易中的各國、各產品、各地區，各自能得到多少價值，形成瞭一個復雜的鏈條，類似於投入產出理論一樣，涉及多元因素，需要經過非常復雜的計算。" 所以我想如果沒有現在的大數據，以及計算機超大能力的運算，可能我們講的 GVC 理論在實際上也很難產生和應用。" 他說。
數據來源：2017 年版《全球價值鏈發展報告》
提供 " 原料藥 " 的全球價值鏈研究
經過數年的準備，由世界銀行、WTO、OECD、亞洲經濟研究所以及全球價值鏈研究中心聯合組織策劃，形成瞭《報告》。
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博爾 · 安特拉斯（Pol Antras）評論稱，經濟學傢們做瞭大量工作，並在兩個方面取得進展。其一，設計出巧妙的實證方法，用於分解雙邊國際貿易流中隱含的增加值和中間投入；其二，搭建出理論模型，用於解讀新數據和預測未來貿易自由化可能出現的結果。
自 2015 年 10 月獲得商務部支持函，之後又陸續獲得多方支持後，對外經貿大學建立瞭全球價值鏈研究院。作為背後的中國組織者和《報告》推動者，趙忠秀對第一財經記者說，這其中最重要的基礎便是，將過去散落在各個機構的研究力量整合起來。過去，大多機構隻是在應用層面選取瞭一些片段，而現在通過數據平臺的建設，在經濟學和統計學基礎上，向管理學、社會學、國際關系政策層面延伸。" 我們做的是基礎工作，建立數據庫，然後擴展到應用領域。就好像生產原料藥，供應給全球應用。"
據他介紹，目前已在大數據基礎上做出瞭對外經貿大學的 GVC 指數，向全球公佈，供下載使用。該指數將於 2018 年升級成 "WTO- 對外經貿大學全球價值鏈指數 ( WTO-UIBE GVC Index ) ", 向全球發佈。目前已在大數據基礎上做出瞭經貿大學 GVC 指數，向全球公佈，供下載使用。該指數將於 2018 年升級成 " 世界貿易組織 -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全球價值鏈描指數 ( WTO-UIBE GVC Index ) ", 向全球發佈。基於這些數據，《報告》得出的一些基本結論已經十分具有沖擊力。
例如，雖然復雜全球價值鏈受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最大，但復雜價值鏈從危機中恢復的速度也是最快的；全球化不斷加深後，微笑曲線越陡峭，全球價值鏈的收入分配差距加大。微笑曲線不是常態，發達經濟體制造業常常處於反轉微笑曲線的頂端。
1995 年，中國電子電氣設備制造業憑借自身要素稟賦優勢，融入全球價值鏈，承擔瞭電子電氣設備的加工組裝環節。整個價值鏈形成瞭一個典型的微笑曲線。在這一微笑曲線中，中國廠商 / 工人處於最底端，獲得的單位價值收益最低。十年後（2005 年），微笑曲線更陡瞭，中國廠商還是在微笑曲線的底端，獲得的單位價值收益還是最低。但是，中國通過融入全球價值鏈，總的貿易增加值（圓圈大小）獲得瞭大幅提升，拉動瞭經濟增長，促進瞭就業。與此同時，德國汽車制造的全球價值鏈曲線，則是一個反轉的微笑曲線。不管是 1995 年，還是 2005 年，德國汽車廠商 / 工人總是在反轉微笑曲線的頂端。德國汽車廠商 / 工人獲得的單位收益是最高的。而且 2005 年，這一反轉微笑曲線更陡瞭，德國汽車廠商獲得的單位收益相對更高。
又如，中美貿易對美國工人的就業是否僅有 " 負面沖擊 "？研究表明：情況並非如此。僅從宏觀角度看，中美貿易逆差更大時，美國的勞動力市場反而更強（失業率更低），因為兩種方式測算的失業率與中美貿易逆差均高度 " 負相關 "。
而 " 價值鏈 " 視角則補充瞭三重解釋：第一，中國對美國的出口中，包含相當比例的中間投入品，美國廠商使用源自中國的投入品進行生產，可降低生產成本，為提升產品銷量、擴大企業規模創造瞭條件，進而擴大雇傭人數。即 " 成本推動 " 型就業增加，此效應在美國的非制造業體現得尤為明顯。第二，當美國的勞動市場足夠靈活時，制造業的失業工人可在非制造業找到另一份工作。第三，中國市場的購買需求亦會拉動美國就業。
目前，已經在籌劃的 2019 年版《報告》則計劃把就業、數字經濟及人工智能、包容性增長、技術進步等最前沿的進展對貿易的影響納入主要議題。
服務貿易——被忽視的一環
如果從全口徑來看中美貿易順差，服務貿易一直是被忽視的關鍵一環。這也是《報告》中中國學者最為關註的部分之一。
憶及過往，服務貿易被陳德銘反復提起。他說，由於中美的地位不同，美國已經由大量商品輸出改成服務輸出，世界服務貿易的順差是向美國集中，服務貿易的逆差向中國集中。2016 年，美國服務貿易的順差是 2506 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中國的服務貿易逆差是 2426 億美元，也是世界第一。" 由於全球價值鏈的關系，美國的順差可能不表現在（中美）這裡，但通過其他國別轉過來。"
中國商務部最新數據顯示，2017 年全年，中國對美貨物貿易順差 1.87 萬億元人民幣，擴大 13%。但 2017 年前 9 個月，中國對美服務貿易逆差達到瞭 439 億美元，同比增長 14.4%。
以上的數據，也未能全面反映中美在服務貿易上的差距。服務貿易統計包括服務進出口和附屬機構服務貿易（即 FATS）。前者涵蓋《服務貿易總協定》定義的跨境提供、境外消費和自然人移動三種模式，大多數國傢開展統計並發佈數據；後者針對商業存在模式，分為內向 FATS（相當於服務進口）和外向 FATS（相當於服務出口），僅部分發達國傢發佈年度數據，且滯後兩年。
2017 年開始，伴隨中國服務業自身的發展，中國首次發佈 2015 年 FATS 統計數據。統計結果表明，中國 FATS 規模遠大於過去發佈的服務進出口規模。2015 年，我國內向、外向 FATS 銷售額合計 13.7 萬億元，遠高於當年 4.1 萬億元的服務進出口額。這與發達國傢（地區）的情況類似，美國、歐盟 FATS 銷售額約為服務進出口額的 2 倍。
商務部服務貿易司司長冼國義對第一財經記者表示，通過目前的 FATS 統計可以看出，外資企業通過商業存在（在華設立企業等方式）對中國提供的服務出口，遠大於中國企業對外國提供的服務出口，表明中國服務企業國際競爭力有待提高。
由於服務貿易涉及領域及部門多，統計難度高，可謂全球難題。特別是隨著支付方式的變化，傳統統計方法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例如，中國去年 11 月出境遊的人數增長瞭 6%，但通過傳統支付渠道等方式統計的旅遊進口卻是下降的。由於服務貿易涉及領域及部門多。統計難度高，是全球的難題。特別是隨著支付方式的變化，傳統統計方法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例如，中國十一月份出境遊的人數增長瞭百分之六，但通過傳統支付渠道等方式統計的旅遊進口卻是下降的服務貿易統計是全球難題。也可以說十月份旅遊人數增長、旅遊進口下降，對統計提出瞭更大挑戰而
《報告》以專章揭示瞭服務貿易和全球價值鏈的關系。經濟學傢將許多服務稱為 " 非貿易品 "，這意味著它們不能在國際上直接進行交易。由於服務貿易涉及領域及部門多。統計難度高，是全球的難題。特別是隨著支付方式的變化，傳統統計方法也面臨極大的挑戰。例如，中國十一月份出境遊的人數增長瞭百分之六，但通過傳統支付渠道等方式統計的旅遊進口卻是下降的高端服務，如醫療保健和法律咨詢也很難直接進行國際貿易。這一情況隨著遠程服務交易的出現而有所改變，但從統計數字上來看還很小。然而，從增加值的角度來研究貿易問題時，服務貿易的比重從 1980 年到 2008 年幾乎增加瞭 50%。一種解釋是，制成品的價值大部分來自服務業的投入。
對所有主要經濟體而言，服務增加值出口都比直接服務出口高。但具體比例則與各國發展階段有關。美國出口中約 55% 的增加值來自服務業，歐洲和美國類似，甚至更高，比如以出口農產品和制成品而著名的荷蘭，總出口價值中將近 70% 來自服務。新興市場的服務在出口中占比相對較低，中國、墨西哥和越南幾乎沒有直接的服務出口，但在增加值出口中，約 40% 來自服務業。可以預計，隨著服務業的進一步發展和沿著價值鏈升級，這一占比將進一步增加。
然而，即便擁有以上這些翔實的數據，依靠 " 打擊貿易順差 " 為口號上臺的特朗普，大概率會選擇性無視。
" 雖然報告難說服特朗普，但是國際組織和精英的認可，有助於贏得更多支持與同情。" 孫振宇說。
具有參考意義的是，《報告》也給出瞭政策建議的新視角。《報告》稱，世界上越來越多的增加值貿易來自服務業。開放服務業的對外貿易和投資對於加深經濟一體化而言是一個明智的策略。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劉鶴在近日的達沃斯論壇演講中強調，中國要繼續推動全面對外開放，加強和國際經貿規則的對接，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擴大服務業，特別是金融業的對外開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