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0 年裡，如同矗立於乾陵的那塊無字碑，武則天下令建造的一座堂皇的皇傢寺院，並未在史書上留下隻言片語。若不是地宮的發現，人們至今也無從知曉它當年的顯赫。這座位於陜西臨潼的皇傢寺院，深藏著佛祖舍利，以及眾多精美文物。
慶山寺遺址在西安臨潼區新豐鎮，是武則天時期建立的著名皇傢寺院。
來自陜西臨潼慶山寺地宮的一塊石碑與其他 120 件（組）文物日前來到浙江省博物館，構成 " 佛影湛然——西安臨潼唐代造像七寶 " 展。
臨潼慶山寺的重大考古發現，源於一次挖土工程。1985 年 5 月 5 日，臨潼新豐磚瓦廠在新豐原上取土制磚，當推土機作業至地下六米深處，突然掘出一座磚室。在場的薑原村村民以為是一座古墓，立刻蜂擁而上，將磚室中的出土文物一搶而空。空蕩蕩的磚室無法為考古人員提供更多信息。起初，他們猜測這是一座古墓的墓室，但棺床僅僅不到 1 米，令人頗為疑惑。
隨著文物一件件被找回，謎題也就抽絲剝繭般地被解開。考古人員最終認定，這是一座被毀寺廟的地宮，埋藏著諸多極為珍貴的盛唐文物。臨潼慶山寺的這次考古，發現瞭工藝精湛的金棺銀槨以及佛舍利，震驚世界。2 年後，陜西扶風法門寺的地宮開啟，一批奪目的寶藏，如佛指骨舍利、銅浮屠、八重寶函、銀花雙輪十二環錫杖的出土，再一次吸引瞭更多關註。
高山踴起，女皇建寺
原本處於慶山寺地宮甬道中央的石碑，如今陳列在浙江省博物館孤山館展廳中。它就像這座神秘磚室的說明書，為考古人員解決瞭諸多疑團。石碑上方刻有 " 大唐開元慶山之寺 " 八個字，右首上則刻著 " 上方舍利塔碑記 " 七字。石碑上的 513 個字，詳盡記載瞭上方舍利塔的地理位置和主持僧，所供奉的舍利以及埋藏舍利時的盛況。借由這塊石碑，人們才能斷定，眼前的這個磚室並非古墓，而是一座佛教寺廟地宮。
碑文還記載，慶山寺地宮始建於公元 736 年。這是唐朝的鼎盛時期，也是作為太後的武則天臨朝聽政，大權獨攬的時候。武則天一方面用嚴酷的政治手段打壓異己，一方面推行佛教，大興佛寺，希望用佛教教化民眾，確認其政權的合法性。
慶山寺的營建由一場特異的自然災害催生。據《舊唐書 · 五行志》記載，武則天當政時期，位於都城長安境內的新豐縣東南露臺鄉曾有伴隨著風雨、冰雹的地震，地震中，一座山峰從青原上踴起，高約 67 米。武則天認定這是吉祥之兆，說山踴現象是上天對她統治成果的肯定。她下令將此山命名為慶山，新豐縣也被改名為慶山縣。趁此機會，武則天還下令修建一座全新的寺院，取名 " 慶山寺 "，地宮亦由此而來。
慶山寺由建造大明宮的工匠們按照皇傢寺院建制，開鑿地宮用於供奉舍利。不過，除瞭下令擴建寺廟，這位女帝與慶山寺的其他關聯卻未見於碑文。" 關於武則天是否曾經親臨慶山寺，從我們手頭掌握的資料來看，未見記載 "，陜西臨潼博物館陳列部主任梁方告訴第一財經。
武則天掌權期間，慶山寺香火鼎盛，高僧雲集，一時成為長安東部最為重要的寺院，有 " 東慶山，西法門 " 之說。然而，與受李唐宗室世代供養的法門寺不同，武周政權倒臺後，慶山寺很快由盛而衰。開元初年，慶山寺曾經歷一次整肅，到瞭開元後期，唐玄宗又開始倡導佛教，重修慶山寺，並舉行盛大的釋迦佛祖真身舍利供奉法會。到瞭會昌五年（845 年），唐武宗頒佈 " 滅佛 " 法令，一大批寺院被毀，恢弘的慶山寺也難逃厄運，最終消散得無影無蹤，隻剩下深埋地下的地宮，將一部分珍寶保留瞭下來。
同樣曾作為皇傢寺院，也都地處長安城附近，為何法門寺能夠香火不斷；而慶山寺卻早早煙消雲散，不見於史書？梁方給出的一個解釋是：" 這與寺院的背景有關，它是武周政權所建，而法門寺是李唐宗室世代供奉。武則天去世之後，李傢子孫是不會繼續推崇這座寺院的 "。
金棺銀槨與人面紋胡瓶
慶山寺地宮共出土文物 127 件，珍貴文物 115 件。" 這個寺院的供養人基本就是當時的貴族和佛寺的僧人 "，浙江省博物館助理館員、此次展覽策展人宣鼎文告訴第一財經。其中，金棺銀槨做工之精湛，在各地出土的金棺銀槨中屬頂尖之作。而三彩南瓜、三彩盤和人面胡紋瓶也都是極為獨特的文物。
據梁方介紹，出土前，金棺銀槨應該是被裝在一個大石函中。正是石函上刻著的 " 釋迦牟尼舍利寶帳 " 使得考古人員能夠最終確定這座地宮供奉的是佛祖舍利。與金棺銀槨一同出土的，還有一件非常獨特的貢品 " 唐三彩南瓜 "。這枚 " 南瓜 " 通體呈金色，栩栩如生。中國民間素有 " 南瓜不敬佛 " 之說，但慶山寺這件 " 南瓜 " 似乎顛覆瞭這個說法。據專傢介紹，就出土時所處的位置來說，這應該是佛前一樣重要的 " 供品 "。" 所謂‘南瓜不敬佛’應該隻是民間傳說而已。唐代時，人們就用南瓜給佛祖做供品 "，臨潼博物館館長牛江濤告訴第一財經。另據梁方介紹，在當代日本的寺院中，也有用南瓜做供品的情況存在。
在諸多唐宋時期的金棺銀槨葬具中，慶山寺的這一組素以寶石累累、金屬工藝精湛著稱。事實上，以金棺銀槨瘞藏舍利也是一種 " 中國本土化 " 的佛教儀軌。瘞藏舍利制度最初自印度傳入時，原本是將舍利放在壇瓶之中的。據梁方介紹，在中國，金棺銀槨的瘞藏制度始於北朝。而到瞭唐代，安放舍利的葬具被徹底改為模擬埋葬逝者的制度，即將佛舍利安放在金、銀制作的小型棺、槨之中。
展覽中陳列的 " 人面紋胡瓶 " 是一件尤為特殊的文物。文博專傢們對它的研究，持續 30 多年仍未停歇。" 胡瓶 " 往往是指隨著絲綢之路從東羅馬、薩珊波斯、粟特、伊斯蘭等西亞、中亞地區傳入中國的酒瓶樣式。慶山寺出土的這尊胡瓶的特點在於，它的腹部有 6 個高浮雕人頭。
人面紋胡瓶造型奇特，稀世罕見。唐，銅質。（浙江省博物館供圖）
根據形象來看，這些人物造型顯然來自異域。多年來，關於人物形象的身份和胡瓶產地一直是個謎。慶山寺地宮的考古發掘簡報認為，這尊胡瓶 " 造型奇特，稀世罕見。從人物的形象看，天竺（今印度）人的特征極強，認為其來自天竺 "。但也有不少學者認為，這件胡瓶應該由絲綢之路傳入，腹部人面的形象則源自突厥人。去年，北京大學教授林梅村發表論文，考證瞭這尊胡瓶的來歷。他指出，腹部的高浮雕人頭形象是 " 印度教戰神健陀像 "，整個瓶用中亞傳統黃銅工藝打造，器型則與粟特鶴嘴胡瓶相同。同時，因為喀佈爾河上遊的凜賓國是印度教在中亞的傳播重鎮，林梅村考證認為，這尊胡瓶就很可能來自這個位於粟特與印度之間的國傢。
此次在浙博的特展，除瞭來自慶山寺地宮的文物，還有來自紙李鄉通靈寺遺址窖藏以及邢傢村窖藏的 60 多件金銅造像。據宣鼎文介紹，這些佛像大都為初唐與盛唐時期文物，藝術水平很高。唐武宗 " 會昌滅佛 " 時，曾毀壞不少大型佛像，人們便將不少小型佛像埋藏在地窖中，才使它們能夠幸免於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