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幫——一個古老的、地緣性的商業圖騰，伴隨著中國的開放、經濟的復興重新回到瞭世人的視野。
在歷史深處，士農工商，商居其末，但在掛著紅燈籠的晉南深宅大院裡、在黃土飛揚的百裡秦川、在燈火通明的外灘、在下南洋的片片孤帆上……他們也曾呼風喚雨，左右一朝一代一時一地的經濟民生。他們篳路藍縷、敢為天下先，書寫瞭屬於自己的傳奇。
2017 年 10 月，大會前夕，一份《意見》牽動眾人目光，中央首次以高規格文件明確 " 企業傢精神 " 地位，隨後在大會報告中再次強調 " 激發和保護企業傢精神 "。
這是中國經濟呼籲 " 脫虛向實 " 的關鍵年，也是民營經濟利好消息頻出的一年。
把目光從頂層落到地方，2017 年各地政府對民營資本的關註度得到瞭集中的爆發，僅 2017 年，粵商、浙商、貴商、西商、贛商、川商、晉商、徽商、蘇商等商幫已經或即將召開會議論壇，政府出面做東，不乏省委書記、省長出面站臺，意在重振這些以鄉土親緣為紐帶、以創業精神為內涵的商業集團。
如果將時間跨度拉長至改革開放後的近四十年，有三大頗負歷史盛名的商幫早已走進現實，它們幾近勾勒出中國商業版圖的嬗變與中國經濟轉型的歷程，它們也正是當今互聯網三大巨頭 BAT 背後的三大幫派：晉商、浙商與潮商。
但是，三大商幫的江湖地位卻並非平起平坐。在 BAT 連接一切的當下，風雲動蕩用下面這張圖來講述一點也不為過。
從三足鼎立演變為雙雄爭霸的格局，百度這遠不及阿裡、騰訊四分之一的市值，何嘗不是晉商失利的投射。
改革開放初期，遠走香港的潮州商人李嘉誠早完成從學徒、工人、推銷員到塑料花大王的進化，成為瞭首位收購大型英資商行的華人，名震香港商界，引得更多潮商出走海外。
同在香港的寧波人包玉剛用 50 年的奮鬥換來 " 世界船王 " 的寶座時，溫州也誕生瞭中國第一個個體工商戶。沿江海而上，哪裡有市場，哪裡就有浙江小商戶。
深居內陸的山西，在 1980 年代中期得到瞭國傢放開煤炭產業的政策支持，在 1990 年代的民營化以及鄉鎮小煤礦遍地開花的 " 黃金十年 " 中，崛起瞭一批財富呈幾何級別暴增的煤老板，身份與奢靡生活反差巨大，也在中國催生瞭 " 暴發戶 " 這一階級。
如今，2017 年胡潤全球十億美金富豪榜上，海內外潮商上榜 62 人，財富總額 15873 億元；2017 年胡潤中國百富榜上，國內浙商上榜達 263 人；那廂，煤老板們早已在 2008 年煤炭改制重組後變得無所事事，消失之後，隻能在北京一套套買房，新晉商中大名鼎鼎的，除瞭李彥宏、孫宏斌，更多的時候隻能通過祖籍，重構新晉商，找回瞭霍英東與郭臺銘。
為什麼潮商、浙商之中能誕生兩個四千億元級別的企業，有名震海內外的企業傢，而山西本地的晉商幫卻尚不能夠？
每個幫派都流淌著先人的商業基因、經商信條和精神氣質，探究這個問題，多少能夠幫助我們瞭解現代經濟發展的邏輯。
三大商幫的做派，體現在與官員的距離感上，是更相信 " 看不見的手 " 還是相信 " 看得見的手 "。
新晉商重政商關系，是最敢高調碰政治的中國商人，這或許與晉商從事資源型產業的相關性極大。
從明清時期的鹽商，到現代的煤老板，晉商遠比其他地方的商幫更具資源優勢，但也是這些資源將晉商推向 " 官商結合 " 的模式。大宗商品的貿易深受政府一舉一動的影響，給予 " 鹽引 " 專營權、給予 " 煤礦牌照 " 的權力也在政府手中，與政府搞好關系成為晉商必修課之一。所以從古至今，晉商都難以擺脫對權力的依賴，他們信奉著 " 誠信 " 的信條，也信奉著 " 特權 "。
煤老板的起落如此。賈躍亭概莫能外。憑借 " 西山會 " 權力與資本的扶持，樂視的估值能在一年內超 500 億人民幣；當權力崩塌時，樂視也可以在幾天之內陷入四面楚歌之中。時局變遷，押註在權力上的資本終是難逃過眼雲煙、黃粱一夢的宿命。
相比而言，以 " 東方猶太人 " 著稱的潮商和浙商更相信市場的力量。浙江與潮汕地區向來地少人多，無法靠天吃飯，當地人隻能選擇離鄉背井去謀生。敢冒險、擁有靈敏的商業嗅覺，才有可能殺出血路。
與浙商存在微妙區別的是，潮商會選擇低調靠近政治。
在山高皇帝遠的潮汕地區，宗法有時比法律更權威，頭腦靈活的商人們更善於在法律的框架邊緣尋求空間。李嘉誠的商業帝國是政治與商業的時勢造就，囚徒首富黃光裕難逃政商糾纏，人民網三批王者榮耀之後，小馬哥不得不低頭走進人民網辦公大樓，潮商的觸角其實並沒有遠離政治。
相反，浙商則一度刻意表現出遠離政治。巨額財富掌握在商人手中，政府也不得不邀請發達的民間社會參與決策，主動向他們問詢意見。要知道，溫州地區的民間自治相對發達，早早就懂得抱團，莫說大富豪，就說小個體商戶的勢力有多大，從淘寶的浙江賣傢數量就可以看出。
從 BAT 的總部設立地點，我們也多少可以窺見一二。海歸派李彥宏將百度總部設在皇城根下，被北京上海拒絕的馬雲帶著十八羅漢回老傢創業，才有瞭如今杭州的崛起，而汕頭的 IT 程序員小馬哥接著毗鄰港澳的優勢，在改革前沿陣地深圳風生水起。
在市場經濟的大局之下，渴深處大陸腹地、渴望在官方層面得到認同的晉商與潮商、浙商這些市場化、國際化的實用主義者的競爭，註定淪陷。
" 傳統 " 賦予瞭這三大商幫力量和方向，有的在不斷開放創新，有的卻陷入其中。
潮商、浙商大都是從小生意起步，在行業中慢慢做大做強，經商模式也有相似之處：小貿易—工廠—房地產—高科技—大企業。
潮商多以代工行業起傢，逐漸掌握供應鏈，一代代積累起強大的商業網絡。信奉著 " 商者無域 " 理念，多線條發展產業，不管是地產發展、碼頭經營、傢電零售、服裝零售，還是流動通信服務，都有潮商的影子，潮商的領頭人李嘉誠、馬化騰，也都秉持著 " 開放 "、" 多元化 " 的投資理念。
另外，潮商的嗅覺敏銳力也非同一般。香港出現瞭 " 超人 " 李嘉誠、李澤楷父子，" 股市狙擊聖手 "" 劉氏雙雄 " 劉鑾雄、劉鑾鴻兄弟，" 金牌殼兒 " 詹培忠這些矚目的潮商弄劵兒，馬化騰的騰訊戰略投資對中國投資圈的貢獻程度遠勝於其他戰投。
與這種開放態度呈現鮮明對比的是潮商身上的 " 低調 " 氣質。" 這個標簽貼在瞭 " 悶聲發大財 " 的潮商身上，不管是財富還是權力，都不為過。在早些年，媒體要找一張黃光裕、馬化騰的新照，都要費好大的勁。在 5 · 12 汶川大地震中，僅僅在媒體報刊能找到的捐款超過 100 萬人民幣的潮商與企業就有一長串，但屢見報端的隻有少數幾個。
浙商多從小制造業起步，在房地產、互聯網行業獲得突破發展，名頭響當當。他們是最早參與上海的開發，一度壟斷上海大半產業的傳奇群體，也或許是多少受這股曾經叱吒十裡洋場的氣質影響，他們是中國商幫中最高調的群體。相對潮商，他們在商場上更敢於冒險。馬雲曾經說，浙商自帶網紅色彩。在騰訊，馬化騰讓大傢喊他英文名 Pony，在阿裡巴巴，馬雲住在 " 桃花島 "（辦公室名字），名為 " 風清揚 "。
這種高調或許也可以在浙江的街頭品味出幾分。《2016 互聯網汽車金融白皮書》透露浙江人最愛開豪車，目前開 ABB ( 奧迪、奔馳、寶馬 ) 份額占比最高的地區是浙江，占比達 33%。
中國豪車最多的城市，浙江有三個城市上榜。杭州是一個超跑密度很大的城市，2014 年杭州的法拉利已經近 200 臺，蘭博基尼更是近 90 臺，被稱為超跑之都。
另一邊的新晉商則留著祖師爺創票號這種強大的資本玩轉能力，賈躍亭獲得 " 賈會計 " 的稱號，與他這種能力不無關系。遺憾的是，新晉商同樣深陷在如何將金融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困局中。
商幫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是如何運轉起來，如何在漫長的歷史中得以世代延續，與商幫的組織形式有很大的關系。
晉商、浙商、潮商在各地都有自己的會館、大廈分佈，這些標志性建築不止是一個商幫的象征，也是商會的部分收入來源。隻是隨著晉商的沒落，晉商會館的名氣遠不如後兩者，晉商商會的活躍度與影響力也不能與潮浙商幫相提並論。
浙江商幫裡頭的商會，組織性強，馬雲會長的浙商總會、" 中國巴菲特 " 郭廣昌的上海浙江商會，每年都規規矩矩、高調地開著，集結浙江大佬們江湖論劍，探討經濟形勢。
潮汕地區因為汕頭、潮州、揭陽三市各地為政，無政府牽頭，內地商會則是零零散散，而影響力最大的國際性組織則是創於 1980 年的 " 國際潮團聯誼年會 "，每兩年舉辦一次會議，由不同城市、不同商會輪流主辦。不同於浙商的談天論地，潮商的大會一般都是開來 " 聯絡感情 "。在這個江湖義氣最重的商幫裡，抱團意識使之成為在各地對抗其他商業群體的利器。
商人天生有找人脈的沖動，以地域、鄉土觀念結成的關系，無疑最為牢固。這也是今日商幫崛起的原因之一。而現代商業社會給予商幫的最關鍵啟示，藏在 " 市場 " 裡，藏在騰訊 " 連接一切 " 與阿裡巴巴 " 資源整合 " 的信條裡。
作者：路口大爺
來源：智谷趨勢（ID：zgtr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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